猪不啃的南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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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
一九八七年底，《草鱼出血病防治技术》的联合攻关组在水生所鱼病室举办年会。
这个项目是农业部的七五重点攻关项目。从一九八六年开始，计划到一九九零年结束。有水生所、浙江淡水所、长江所等十个单位参加。原来六五攻关时，草鱼出血病的项目是由水生所牵头的，不知道为什么到七五期间，倪先生突然提出让农业部的单位来牵头。当时农业部还真没有什么单位合适做牵头人，后来考虑到浙江淡水所是全国第一家建立起鱼类细胞系的单位，就让他们做了牵头单位。而建立细胞系的张念慈就成了牵头人。
张念慈老师其实不是学生物的，居然能克服重重困难，建立了一个草鱼的吻端细胞系。确实很不容易，令人佩服。然而由于毕竟不太熟悉专业，所以虽然这个项目由他来主持，但大部分工作都还是由水生所的鱼病室来完成的。当时这个项目分解成了七个子课题，水生所就主持了五个，还参加了另外一个子课题。今年是做到第二年了。按照要求，十个单位要聚集在一起开个年会，相互交流一下各自的进展，讨论有关问题。
开会的第一天早上，我在去办公室的路上，看到大家都站在大楼门口聊天。我就走过去，跟大家一一打招呼。张念慈站在门口台阶的最上面，看到我来了。就问我：“你就是从德国回来的江育林吧？”我笑着朝他点点头说：“是啊。张老师，你好！”他板着脸看着我，问道：“好，我问你，知道什么叫PPLO吗？”我很奇怪他怎么突然问我这样一个问题。要考我？我看着他回答：“不就是支原体吗？这是细胞传代时应当预防污染的重要问题。因为一旦被它污染就很难清除，只有把细胞丢掉。过去由于我们的小牛血清是自己制备的，很容易带有支原体，所以细胞也很容易被污染。现在基本上能买到工厂生产的血清了，那都是经过检测并处理过的，不会带有支原体。现在支原体污染已经不是什么很严重的问题了。”旁边有人笑着说：“呵呵，小江刚从德国回来，什么都知道。”我摇摇头说：“哪里，防止支原体污染，这是病毒学技术的必修内容之一。我们在学校里都学过，没有必要到德国去学这个。”张念慈听到我的话，点点头，不再问我问题了。
在会上，我发现大家在疫苗应用和推广方面都做了大量的工作，但在病毒的基础研究方面却做得很少。其实在打倒四人帮恢复大学招生后，到现在为止已经毕业了六、七届文革后培养的大学生了。各个单位都陆陆续续进了一些本科生，包括病毒系的学生。至少从人才来讲不是大问题，关键是硬件条件不具备，最主要的就是没有细胞。
病毒是不能独立生活的微生物，只有在细胞里才显示出生命特性。没有细胞，研究病毒绝对是个空话。然而在那个年代，我国的一些研究单位似乎都是相互保密的。如果哪个单位有了一个细胞系，一定会捂得严严的，决不能和别人共享，似乎这样就能保持自己的领先地位。而中国人到了国外，如果向国外某个单位要几瓶细胞，外国人一定会高高兴兴地准备好了送给你带回国去。这就形成了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从国外要细胞比从国内要细胞容易得多！这其实是一种非常狭隘的思维方式：不是通过努力来争第一，而是通过不让别人进步来保持领先地位。
我觉得这种情况必须改变！
在会议休息时，我跟大家说：“细胞系是研究病毒非常有用，也是非常重要的工具。没有它们，病毒学研究水平很难提高。而且它无毒无害，扩散出去也不存在任何安全问题。因此，我认为应当让需要的人能比较容易得到它才好。我向各位同行们提出一个建议：今后，各个实验室所持有的细胞系能否不受阻碍地自由交流？只有这样，才能使我国鱼类病毒病的研究有一个快速的发展和提高。你们同意我的这个建议吗？”
大家一下子安静下来。过了一会，长江所的左文功老师很小心地问：“从什么时候开始？每个单位都这样吗？”我马上明白了他的意思。很肯定地对他说：“就从现在开始，从我们实验室开始吧。我这里有从国外带回来的十几种常用的细胞系，可以说是全国拥有最多细胞系的实验室。你们谁如果需要，我可以无偿地提供给你们使用。”我想了一下，又补充了一句：“当然，只有第一次给你们时是免费的。如果反复索取的话，我会适当收取一些费用。因为我也要花时间和试剂来维持细胞的生长和传代啊！”
左老师立刻点点头说：“那是那是。收点费用很正常，没有问题。”他接着问：“那这次会议结束后我想要带几瓶细胞回去，行吗？”我立刻回答：“可以。”接着，我对大家说：“你们如果有谁想要细胞，请提前一、两天给我打个招呼，我需要提前准备，细胞生长也需要时间。否则无法按时提供给你们。”大家“哗”的一下热闹起来。这个说：“我要FHM细胞！”，那个说：‘我把RTG-2和EPC各带一瓶回去行吗？”就这样，有六个单位在临走时带走了各种细胞。
自从开了这个头以后，至少在鱼病研究这个范围内，各单位之间在这方面的隔阂就被打破了。一般大家都能够把自己所掌握的细胞系相互交流和支援。当然，也有看不顺眼的除外。细胞就逐渐成为研究病毒的常用工具，鱼病研究也逐渐变得深入，同行之间也变得更加信任。像青岛海洋大学的童教授从美国带回来几株海水鱼的细胞系，还特地给我们实验室送来一瓶：“你们帮忙保存一下吧，我担心经验不够，把细胞传丢了。”有人担心地问我：“你好容易才从德国带回来的细胞就这样送给别人，不怕他们赶上来超过你？”我笑笑说：“我想不会那么容易吧。如果他们真比我本事大的话，超过也是理所当然的啊，有什么不服气的？只有这样，全国的研究水平才能够逐渐提高呀！”
在我去德国之前的那年，由于在草鱼出血病的科研项目鉴定会中，水生所跟长江所、病毒所的同事们闹得很僵。现在想想，其实也没有很大的矛盾，但就是面子上拉不下来。回来后，听说两个单位现在很少往来，感到很不是滋味。将来还要长期共事，甚至还需要相互配合工作的。这样下去对谁都没有什么好处。该怎么办呢？
八八年春节刚过不久，我就带着李燕一起来到沙市。这次去没有明确的任务，只是想去看看长江所，试探一下他们的态度，看有没有缓和的可能。
长江所也是个老所了，在水产研究方面搞得还是很不错的。那里的鱼病室是左文功老师建立起来的，后来又来了杨先乐和曾令兵。小曾还是武大病毒系的，比我低一届。左老师年前开协作组的年会时见过面，我感觉他比较通情达理。这些年轻人应当更不会太计较往事吧？
我们来到长江所的鱼病室，左老师、杨先乐和曾令兵都在实验室，看到我们两个来了，出乎意料地高兴。他们带着我们参观了那里的实验室，给我们介绍了他们的工作，还带我们一起传细胞，相互有很多的交流。左老师对我们很客气，他吩咐小杨和小曾带我们到处看看，还带我们参观荆州的城墙，博物馆等。下午我们回到长江所时，左老师对我说：“我们所科技处的人想见见你，行不行？”看到他那渴望的眼神，我看出科技处的人可能也是想和水生所搞好关系，便高兴地答应了。左老师把我们带到科技处。虽然我们没有谈得很透，但相互的心情都能理解。毕竟原来的那种关系是不正常的，谁都希望有个机会来缓和它！
回到水生所后，我马上找到潘所长，向他报告了这次沙市之行的情况。潘老师很注意地听了我的汇报，很小心地问:“你跟他们说你是代表水生所去的吗？”我连忙摇摇头说：“没有，我就是代表自己跟那边鱼病室的人建立了联系，科技处的人是后来主动找来的。你没有授权，我怎么能代表所里呀！”潘老师点点头。
一周后，潘老师看到我，就笑着说：“小江，你做了件好事啊。长江所的领导明天要带队来访问水生所了。搞好关系总是好事呀。”听到这个消息，我也笑了。
是啊，多团结一个人，少一个对头，不是很好吗？
照片是那年照的？
穿黄体恤衫的就是江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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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育林是不是小南瓜呢？
我爸也写了自传。很曲折的一生。出身世家，背叛家庭，投身革命。五十年代中后期就开始被整。 中国对知识分子的迫害，才能的浪费。 他们受尽屈辱， 侥幸生存到四人帮粉碎后·解放初散尽万贯家财，到后来儿女都跟着挨饿。
我有时候想， 是不是帮他整理出来也贴到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