猪不啃的南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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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当上了室主任
一九八七年秋天，正是我在实验室里搞IPN病毒和草鱼出血病病毒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外面发生的事情仿佛都跟我无关，我也从来不去听那些小道消息。一天傍晚，我去实验室做试验，回家时路过传达室。新大楼原来的老邻居们正在那里乘凉聊天。我走过去，小陈看到我来了，拍拍我的肩膀说：“伙计，要是你当了室主任的话，会怎么对付我们这些老百姓啊？”我哈哈大笑起来：“我当室主任？嘿嘿！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好像还没有轮到我想的时候吧？”小陈用非常诡异的眼神看着我：“不会吧？”我莫名其妙地看着他：“怎么啦，吃错了药？”那几个人打着哈哈就过去了。
第二天，通知全所开大会，叫大家都到礼堂去。我正准备传细胞，就对李正秋说：“你去吧，我还有事。”说完就进了无菌室。
不一会，从无菌室外面传来“嘭嘭”的敲玻璃的声音。回头一看，王伟俊老师在外面朝我招手：“喂，开会呀，你怎么可以不去啊？”
我无可奈何地放下手里的活，跟着他走到礼堂。商书记正在台上讲话，一会就讲完了。接着是宣布水生所新一届的领导班子任命名单。潘老师任水生所的正所长，陈宜瑜老师任副所长。宣布完了，潘老师上台来，宣布各个研究室的班子成员。突然，我听见他念到：“第三研究室室主任王伟俊，副主任江育林，秘书汪建国……。”我不由得大吃一惊，脑袋里一片空白。由于完全没有思想准备，不知道怎么回事，就呆呆地坐在那里。
宣布完后，会议也结束了。潘所长叫各研究室的领导们留下来。一个个子很高，脸有点黑的人开始讲起话来。我往左右一看，发现搞白鳍豚研究的王丁坐在我旁边，远处还有个搞遗传育种的刘汉勤，他们都跟我是同一届的。看到还有两个伴，心里稍微踏实了一点。
我指着台上讲话的人问王丁：“这个人是谁？”王丁惊讶地看着我：“你是真不知道还是装糊涂？”我摇摇头说：“真不认识，但我知道他是一室的。”王丁说：“他就是陈宜瑜啊！”“啊，他就是大名鼎鼎的陈宜瑜老师？”我不禁吃了一惊：“我知道这个人，也听说过陈宜瑜老师，但对不上号。去年我带Ahne教授去参观标本室时见过他，看他黑黑的，还以为他是里面管标本的工人。”王丁看着我，忍不住“扑哧”一声笑了：“嘿嘿，你这才真是不管事的人。”
回到鱼病室，我望着五楼鱼病室那长长的走廊，不由得想：以后就叫我管这实验室的几十号人？不可思议！我最不感兴趣的就是当头。我虽然不是最后来的，也不是年纪最小的，但也差不多是最后几个了。前面那么多老先生、老教授、老研究人员。我该怎么管呢？想来想去，我摇摇头，实在没法干啊。
晚上，我跑到潘老师家里。他现在是所长了，正呆呆地坐在沙发上，不知道在想什么。他抬起头，看到是我来了，问我：“有什么事吗？”并拍拍沙发，叫我坐下。我忍不住向他大倒苦水：“我怎么能当室主任啊！前面那么多老先生、大教授，叫我怎么管？怎么事先也不征求一下我的意见？……”潘老师静静地听着，一言不发，只是不时地抬抬眼镜。等我讲完了，他抬起头，看着我说：“讲完了？你叫什么叫？叫你当室主任是组织上的安排，还要征求你什么意见？要我当所长也没有谁来征求我的意见，还不是要当。你回去吧，好好干就是了。”我这才发现潘老师似乎也不是那么高兴。看来他也是个研究型的人，可能对当所长不是太感兴趣吧。反正话也说了，看来不当也是不可能的了，那就算了吧。我垂头丧气地离开了潘老师家。
第二天上班，王伟俊老师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商量鱼病室的工作。经过一晚上的考虑，我对王老师说：“我当副主任可以，但是必须同时当病毒组的组长。我现在是病毒组组长兼鱼病室副主任。行吗？”王老师皱皱眉头说：“哪有这样兼的？只有说鱼病室副主任兼病毒组组长的。”我说：“不行，我的工作一定要以病毒组为主，鱼病室为辅，否则病毒组会跨掉。”王老师仔细想想也确实是这样。如果我不搞病毒组的研究，就只剩下李燕是搞分子生物学的，对病毒根本不懂。李正秋充其量就是技术员，陈老师绝大部分时间都在养病，也就是组里没有人了，只好默认。
就这样，给我分管的事情就是科研和学术活动，还有外事活动。其它事情都归王老师管了。我们两个都很满意。
我又来到走廊。长长的走廊空荡荡的，没有一点搞研究的氛围。我想了想，找加工厂的师傅在两边墙上做了两排长短不一的铝合金框宣传栏。然后把各个组长召集来，把宣传栏大致分成五份。对他们说：“你们各组想办法把这个宣传栏填满吧。”有的组长看到每个组差不多有三、四米长的宣传栏，对能否写那么多东西出来感到有点没把握。我说：“这样吧，病毒组人最少，就拿最长的。把五米长的那个给病毒组，好不好？”大家看到这样，也不好说什么了。
回去后，我抓紧时间设计宣传栏的内容。把草鱼出血病、IPN病毒等，以及其它有关病毒方面的研究进展都展示出来。把长长的宣传栏安排的满满的。嗯，像那么回事了。其它几个组看到这宣传栏如果空空荡荡地放在那里确实很难看，也赶快组织自己组里的年轻人搞了些内容放上去。于是，再站在走廊里看，两边都是各种文字和照片，到这里的人能感受到浓厚的学术气氛了。是啊，这时如果有外来参观交流的人，也好给他们介绍鱼病室的情况了。
不久，所里就开始了一年一次的职称评定工作。先是叫有申请资格的人提出申请，交由各研究室初评，然后由所里的职称评定委员会来审查评定。王老师叫我来负责初评。我不知道这应当算是人事方面的事还是学术方面的事，勉强答应下来。
我看了看交上来的申请表，才知道今年我们鱼病室有四个人提出申请副研究员，也就是副高职称。我们室在水生所是比较小的室，人数也少。如果按比例算下来，我们室可能只能有一点三个人能评上副高。四个人都想上绝对是异想天开。
怎么办？就这样把这四个人的材料直接交到所里，把问题推给所领导解决？如果这样，我敢肯定每年最多批准一个，至少要四年才能把这四个人的问题解决。要等到猴年马月了！
我把那四个人找到一起，谈了自己的看法：“四个人都上是不可能的事情，这点我想你们也不会怀疑吧？如果我在这里只推荐两人上去，我再做做工作，或许还有两个人都通过的希望。明年再推荐剩下的两人，这样两年后就能都解决掉。总比要四、五年要好吧？你们觉得如何？”
说完，我看着他们，自己都觉得有点像在搞“田忌赛马”！那四个人想了想，觉得我的主意至少没有坏处，说不定还有希望能早些解决问题。不得不答应了。
于是，我挑了两个条件相对好些的，把材料仔细整理了一下，报到所里。果然，过了一段时间，结果公布出来，鱼病室推荐上去的两个人都被通过了。我高兴极了。据说有人找到所领导问：“鱼病室的人那么少，为什么批准两个？”负责管职称评定的所领导干脆地答复他们：“鱼病室能把申请的人删掉一半才上报，减轻我们的负担。而你们怕矛盾，都往上交，给所里增加压力。我们为什么不鼓励他们？”
就这样，两年后，这四个人都被评上副高职称了。大家都很高兴。
一转眼到了年底，又到了该评先进的时候。王老师笑嘻嘻地说：“小江，这事还是你来搞吧？”我惊讶地问：“这是算科研还是算学术啊？”“你说呢？”王老师不由得哈哈大笑起来。我搔了搔后脑袋，觉得有些事情也确实很难分清楚。行。就算是我份内的事情吧。
我把五个组长召集在一起，把各个组初选出来的先进名单看了一下，发现细菌组和药理组的先进个人都是组长自己。就摇摇头说：“不行，组长怎么可以自己当先进，让别人来当吧。”药理组组长倒挺爽快，一口就答应换个人上来。细菌组的徐老师不高兴了：“又不是我自己选自己，大家都要求选我呀！”我明确表态：“那也不行。你既然是组长，就表明你比他们要好，这没有异议。如果因此还要和其他人来争先进这个名额，那老百姓一年干下来不是一点想头也没有了？一个人不能把什么都揽在怀里。”我告诉大家：“先进名额是对大家一年来辛勤劳动的鼓励，面要尽量广。这样吧，从现在起，所有领导包括我在内，不能占用先进名额。既不能占用各组的先进名额，也不许占用鱼病室的先进名额。”
直到我离开鱼病室之前，这个室再没有一个领导被评上先进。
春节马上就要到了。大年三十傍晚，我正在厨房里跟小樊一起忙碌，鱼病室的陈英鸿老师找上门来：“小江啊，打扰了！我母亲刚才过世了。”我大吃一惊。原来刚才吃年饭前夕，陈老师九十多岁的老母突然感到口腔有点发麻，然后迅速扩大到全身，估计是脑溢血。一会就没有了知觉，很快她就去世了。
我问他：“那怎么办呀？”他看着我说：“是啊，我这不是找室领导来啦。明天要送火葬场去，我一个人也搞不定啊。想叫室里安排一个年轻人帮一下忙，行吗？”啊，我这才想起自己是“室领导”，必须管这事的。我早把这官衔给忘记了。我想想室里的几个年轻人，不是回家了，就是出去玩了，大年初一谁愿意来做这事。我问：“需要几个人哪？”陈老师想了想说：“不多，有一、两个人帮忙就行了。”“算了，明天我陪你一起去吧，不要找其他人了。”我也实在找不出其他人了。陈老师看着我说：“不好意思啊，叫领导亲自出面做这事。”
第二天，我到他家里，陈老师问我：“要把人抬到车上去，你怕不怕？”我不以为然地说：“有什么好怕的？”就跟他一起把他的老母亲送去火葬场，很快就把这丧事办完了。陈老师感激地说：“谢谢你，大年初一亲自来帮忙做这事。”我摆摆手回家了。嘿嘿，这是我以“室领导”的身份对外做的第一件事！
一天，病毒组的陈老师来实验室做实验，在开离心机时违规操作，把超速离心机搞坏了。这算是个事故。所里成立了调查组，经过一番调查，做出决定：对陈老师提出批评，扣掉陈老师和我的一年安全奖。我听了大吃一惊：这跟我有什么关系？是谁出的主意？问谁都说不清楚。我生气了。年底，所里要求跟每个人签安全责任书，我看也没看就把它给撕了。保卫处的人来询问我：“所里每个人都要签的安全责任书，你为什么不签？”我很生气地问他们：“什么责任书？陈老师搞坏了离心机，李燕是病毒组的安全员，王老师是鱼病室的安全责任人，为什么扣我的安全奖？你们是欺软怕硬吗？我现在就硬给你们看看！你们要是觉得我没有道理就告所长去吧。”没想到他们一声不吭地就回去了，签责任书的事也不了了之。从此以后直到我离开水生所，我就再没有签过什么安全责任书之类的玩意。
慢慢地，我熟悉了室主任的工作，也开始越来越多地接触一些琐碎小事。后来我才发现，有些在我看来简直不叫事的事情也会成为一堆麻烦事。如室里夏天分配电扇，办公室里分配一些桌子等，电扇的型号，桌子的大小和新旧，居然都成了让人哭哭啼啼找上门的原因。有人会抹着眼泪找你，说他是老中级了，怎么分个旧电扇？某某某比我来得迟一年，拿的电扇比我还新。我问：“你那个旧电扇能转吗？有风吗？”她点点头。我不解地看着她：“那为什么还要争成这个模样？”当上副主任不久，有人送来一张大书桌，还帮我把原来的小桌子换掉：“江主任，给你换个桌子吧！”我哭笑不得：“我一天到晚都在实验室里面忙，真的很少来办公室里坐，哪里用得上这大桌子？”
一天，李燕在路上遇见在外面晒太阳的岳母，开玩笑地对她说：“你家的女婿当大官了啊！”岳母问：“什么官哪？”李燕跟她比划着：“就像县太爷那么大的官。”岳母问：“这么大的官能做什么事？” 李燕不由得扑哧地笑了出来。当她把这事当作笑话告诉我时。我尴尬得不知道说什么好。
嘿嘿，室主任好像也不是什么大官啊？！
“她” 是谁？不够清楚。
管鸡毛蒜皮的人事难为博主了。不知怎么想起“编辑部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