猪不啃的南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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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hne教授的愤怒与烦恼
中秋联欢晚会后，我抽空来到马普基金会的办公室，找到外事处的Harrison处长。我很小心地问他：“我可以申请叫我的夫人也来德国吗？”Harrison似乎早就等着我这句话了，呵呵一笑说：“当然可以，没有问题。我给你写一封办理签证用的邀请信就是了。”刚提笔写了几句，又回过头来问我：“你孩子呢？要一起来吗？”我疑惑地问：“可以吗？”他肯定地点点头：“为什么不可以？”
Harrison很快写好了邀请信，把信纸折好，放在信封里交给我：“就凭这个邀请信，在北京的德国大使馆办理签证没有问题。赶快去办吧。你夫人来后，每个月有六百马克的补助。儿子来后每个月有五十马克补助。”我拿着信，高兴地跳起来。立即寄给小樊。希望她能尽快把手续办好。
才过了两天，我跟Ahne教授正在看细胞，他突然看着我说：“嘿嘿，你要把夫人和孩子带到德国来？”我惊讶地望着他，心里想：他这么快就知道了，看来他跟马普联系很密切啊。我点点头。Ahne教授高兴地说：“好啊，希望她们能尽快到来。需要我帮什么忙吗？”我看着他：“不知道，我没有自己办理过签证。”他想了一下说：“唔，我知道了。对了，按照国际合作的安排，我下周会去中国十多天，到你们实验室去看看，指导那里的研究。需要我带什么东西给你家里吗？”我一听到这个消息，马上就说：“好啊，给我家里带点东西吧。”
于是，我回到屋里，准备了一盘磁带，对着话筒就说了起来。我介绍了这里的生活、工作和城市的情况。以及想跟小樊和江苏淮说的话……，把磁带的两面都录得满满的。再上街跟江苏淮买了一个会自动转弯和翻跟头的小汽车。把这些东西一起交给Ahne教授，托他带给我家。
几天后，Ahne教授就去中国了。两周后，当他返回慕尼黑，立刻回到了实验室，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来。我听说他回来了，高高兴兴地跑过去，想听听带来了什么好消息。不料我一进门，Ahne教授就递给我一本书：“你看看这个是怎么回事？”口气是那样严肃。我这才发现他黑着脸，好像很不高兴的样子。
我拿过书一看，是一本亚洲淡水养鱼学术讨论会的摘要汇编。原来十月十一至十五日，在北京举行了亚洲淡水养鱼学术讨论会。这是我国第一次举行的水产养殖方面的大规模国际学术会议，有十一个国家和地区的一百三十多位学者参加。其中三分之二是国内学者，宣读了八十多篇论文和二十多篇墙报，当然水生所也一定有报告了。我不知道他想叫我看什么，就看着他：“怎么啦？”他指了指书上的一篇文章：“你看看吧！这是你们写的草鱼出血病的论文。”我仔细一看，啊，是陈燕新老师宣读的关于草鱼出血病的论文《草鱼出血病的病原及灭活疫苗的研究》。Ahne教授看来是生气了。他敲打着那本书，大声说：“你不是在这里做了那么多次试验吗？用了那么多细胞，采用了各种方法，虽然在电镜下确实看到了病毒，但都没有看到CPE（细胞病变）。怎么这里又说有CPE？究竟是怎么回事？”
我这才仔细地读了一遍陈老师的文章。上面赫然写道：“病毒接种到细胞后，在二十五度左右出现出现CPE，三天CPE能完全，滴度达十的六到八次方……。”Ahne教授大发雷霆。他一定是非常烦恼：“在这里你还在辛辛苦苦地寻找CPE，而在那里什么都有了，那还做什么国际合作呢？”
看到这我感到有点哭笑不得。在武汉谁也没有见过细胞病变是什么样子，看到一点不正常就认为是CPE，实际上并不是。但发表文章时大家都觉得没有CPE不像是篇完整的文章。所以刚开始大家都说自己“看到了CPE”。但，我应当怎么对Ahne教授解释呢？
刚开始，我试图把我和他们分开。我小心地对他说：“这个问题我还不是很清楚，让我写信去问问，看是怎么回事。”不料Ahne教授一听更生气了，跳起来指着文章的前面说：“你不知道？看看，这里文章作者中有你的名字啊！”我一看，上面在作者一行里明明用英文写着：陈燕新、高汉姣、江育林和王迎喜。我心里一惊：坏了。他根本不明白中国的国情。他们写文章把我带上，这是看得起我，根本就没有征求我的意见，连看都没有给我看啊！我摇摇头：“我没有见过这篇文章，他们事先没有给我看过。”无论我怎么解释，Ahne教授怎么也无法相信我事先没有见过这篇文章。我这才感到事情有点麻烦了。我该怎么办呢？
我立刻给潘老师写了一封信，并事先贴上足够的邮票。先通过外交邮袋送往北京，再从北京用航空信寄往武汉。告诉他这一情况，希望他能提出解决的办法。在此期间，我尽可能地向Ahne教授解释中国的情况。一方面，水生所缺乏必要的技术，分不清细胞不正常和细胞病变的区别，得到一些错误的结论。另一方面，国内有一些单位在相互竞争，在争夺有关草鱼出血病的成果。所以在这个情况下研究工作做得不是太谨慎，都只是想尽快发表文章，仅此而已。经过几天的解释，Ahne教授似乎明白了什么，但还是没有想通。他在考虑下一步该怎么办。
外交邮袋确实是快！不到一周，潘老师发来电报：刘健康所长不日将来慕尼黑参加国际会议，可安排他跟Ahne教授见面。啊，所长要来这里，太好了！我松了一口气。赶快把这个信息转告Ahne教授。他点点头，没有做声。看来他也希望有个能相互沟通的渠道。
几天后，徐颖跑过来找我：“小江，刘所长来了，你知道吗？”我连忙说：“听说了，但不知道住哪里，日程安排怎样啊。我正想找他呢。”徐颖说：“我知道。所里告诉我了。明天我们一起去见刘所长，好吗？”
第二天，我和徐颖到酒店找到刘所长。我向他汇报了前不久发生的事情，感到很头疼。刘所长听我说完，想了想说：“小江，不要着急，来之前老潘跟我讲过这事。事情还不像你想象的那么严重，还没有到国际合作破裂的的地步。这样吧！”他翻了翻日历牌。指着上面的日期继续说：“我这两个时间有空。你问问Ahne 教授，能否选个时间来跟我见面。我去跟他好好谈谈。”我这才舒了一口气。
刘健康所长和Ahne教授谈了两个多小时。谈了些什么，我一点也不知道。反正后来刘所长对我和徐颖说起这事时，只是简单地告诉我们：“没事了，我跟Ahne教授谈得很好。你好好工作吧，不要担心这事了。”而Ahne教授也似乎明白了：这只是在学术上的一些问题，和中德双方的合作没有什么关系。也不再和我讨论这个事。
但是不久以后，Ahen教授又找到我：“江，我想了一下，你还是回中国一趟比较好。到实验室跟他们好好讨论讨论，看看这个病毒究竟有没有CPE。你准备一下吧，我给你准备机票。好吗？”我一下子愣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