猪不啃的南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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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德学院的第二学期
经过两个月的艰苦学习，四月二十六日周五上午，老师在班上宣布：这一期学习已经结束，大家可以走了。下一期学习是从二十九号即周一开学。像我这样还要参加第二期学习的可以继续住在原先的房东家里，行李也可以不带走。所以我打算趁这几天回一趟慕尼黑，叫陈应华帮忙打听一下租房子的事情，并买一个照相机。
大多数学生都只学习一期，所以很多同学都要走了。Fujiko已于上周提前回国，奥地利的小林也要回去，台湾的小黄则要从慕尼黑转去法兰克福工作。大多数日本人也要离开，只有跟我住同一个房东家的Yamamoto还要学习两个月。
经过两个月的交流和争论，我小黄之间建立了很深的感情。临走的前两天，小黄特地托人从台湾寄来一本德汉词典。他拿着那本词典对我说：“你学德语什么资料也没有，太困难了。这本词典就送给你吧。不过上面是繁体字，你不会不认识吧？”我笑着说：“没事，我小学头两年都学的是繁体字啊。”他留下了他在法兰克福的地址和电话号码，希望我有空能去他家做客。接着他皱着眉头说：“对不起，台湾的联系方式不能告诉你。台湾现在还在戒严，万一出了什么问题，会连累家人啊。”我想想如果我回去后告诉周围的人说我找了个台湾朋友，恐怕一样也会惹上麻烦。于是点点头说：“是啊，大陆刚打倒四人帮，对台湾人也是一样有戒心。还是小心为好。”我们都没有留下对方家里的地址和电话号码。
吃了中饭，我和小黄一起来到火车站。我笑着对小黄说：“你的德语好，还是让我试试买票吧。万一说不清楚你再来帮忙。”于是，我把钱递进去，用德语说：“买一张下午两点去慕尼黑的单程票，另外买一张下午两点去慕尼黑，后天下午四点返回Murnau的往返票。”一会，三张车票和找的零钱从窗口递了出来。小黄呵呵地笑着说：“说得很好嘛！看来在德国混日子没有问题了。”我点点头：“嗯，有点信心了。”
很快，我们坐火车到了慕尼黑车站。老远就从车窗里看到陈应华正在那里等着我，我连忙向他招手。小黄看到有其他中国人接我，很警惕地说：“那我们就此告别了吧。多保重！”我们握了握手，让他先下了车。
第二天，陈应华带我乘地铁来到一个叫Pasing的地方。他已经帮我找到了一个出租屋，这次是带我去看看行不行。在离地铁站不远的地方，我们来到一个小院子。按了门铃后，从大门出来一个很老的老太太。他似乎对一切都很警惕，仔细地看了我们半天，才把我们请进门。
这是一个三层小楼，每层楼都很小。一楼是厨房和老太太住的地方，三楼已经出租给一个意大利的学生，二楼住的是个中国人，还没有走。据说等我学完德语前他就回国，所以正好我能接上去。不过他今天刚好出去了，没有见到。
陈应华和老太太在谈着什么，我完全听不懂。他跟我解释，这个老太太叫Mimi，是个博士。她说要我签一个合同，等我再学完后回来就可以住了。陈应华把合同讲给我听：每个月房租五百马克。我将于六月二十八日回慕尼黑，所以房租从每月二十八号算起，到每月三号前必须一次付清。下面就是一些要求，如损坏赔偿，不得随便带人来住之类。最后提到：水费是多少钱一吨，电费是多少钱一度。我很奇怪地问陈应华：“水电费要交给她吗？”陈应华仔细看了看合同：“是啊，其实有些房东根本不管这些，由住户自己去交钱的。她要求你先交给她，而且价格好像比直接交公司要贵一些啊。不过也确实有的房东是要求把水电费由他们先付，然后再找住户要钱的。你先住这儿吧，万一实在不满意再换一个地方。”虽然我觉得不是很合理，但这是第一次在外国租房子，目前也没有更好的选择。否则等我从Murnau回来后住哪儿呢？签了合同对她也是一个制约。所以想想就同意了。
周日上午，我到商店里看了半天，选了一台美能达（MINOLDA）的相机。价格还比较适中。我特别配了一个f=1.8的大光圈的镜头，这样能在较暗的地方照相。在欧洲，很多教堂里面是禁止用闪光灯的。如果光圈太小，根本没法照相。虽然又多花了一百多马克，我觉得还是很值的。啊，我可以到处照相啦！
下午，我赶回Murnau。这次我一点也不感到生疏了。Semit太太家里除了我和Yamamoto外，又增加了一个叫Joseph的美国学生，他自我介绍说是个医生。
第二期学习开始了，我到了中级班。仍然是高强度的学习，仍然是大量的实景练习。不过我已经习惯了这种学习方式，因此这两个月我过得很平常。唯一引起我注意的是这几个月我的体重在不断增加，几乎每个月增加一公斤。原来歌德学院是包早餐的，而且非常丰盛。我最喜欢的食品就是黄油。大多数人每天早上只吃一个抹了黄油的小面包。而我的肚皮是在三年困难时期被撑大了的，每天早上要吃四个面包。到六月，我已经增加了八斤。看来营养严重过剩！我不得不开始节食了。
歌德学院的老师们都对我很好。也许是对中国人很友好，也许是看到我的德语相对其他人要差些。他们经常在周末把我叫到他们家里给我开小灶：一方面和我谈天说地，另一方面请我吃饭。在这两个月里，我逐渐了解了很多背景知识。
和美国学生Joseph
作为回报，有时我也请老师们来Simet家，由我做饭请他们吃。对于一个下乡六年的知青来说，做几个菜根本不是问题。令我惊讶的是，不论我随便炒几个什么菜，都会叫他们赞不绝口。记得有次做了一个花椰菜炒肉，很普通的菜啊，几个老师连装菜的盘子都用面包擦得干干净净。有个老师再三问我这些东西是不是从中国带来的，当他知道所有的材料就是从附近超市买来的后，叹了口气说：“啊，东西都是德国产的，我们也买得到，为什么做出来的味道完全不一样！？”
我的两个德语老师
Murnau的居民非常淳朴。大家一见面，不管是否认识，都会很有礼貌地跟你打招呼，用典型的巴伐利亚口语问候：“Grüße Gute！”，让你每天都心情都很好。特别是，每家的大门钥匙都放在门口用来蹭鞋的小地毯下面，没有人会认为这有什么不安全。德国人对战争非常厌恶，甚至渗透到很小的细节里。记得有次老师在陪我练习口语时问我：“假设你带着你的孩子去商店，他看到一支玩具枪，吵着要买，你打算怎么办？”我想也没想地回答：“如果不是太贵的话，就给他买一支吧。”老师大吃一惊：“不行！你怎么能给孩子买武器呢？你应当告诉他，不要玩这些不好的东西。这些东西只有战争时才用的。”从那时起，我才开始很注意地观察德国人对战争，特别对二战的态度。在跟德国人交谈时，有意识地问他们这方面的看法。而这些，都是在国内不可能知道的。
随着德语学习的进展，我能够在日常交流中比较自由地跟人讲话了，也能写点简单的东西。于是五月二十一日，我尝试着用德文给Ahne教授写了一封信。信里告诉他：我在这里很好，房东太太对我也很好。我在努力学习德语，但是很担心会把英语忘记了，会不会对进实验室后的工作有什么影响？还告诉他，我已经在Pasing租到房子了，我将在学习结束后就去住在那里。Ahne教授收到信后立即给我回了一封信，对我能用德语给他写信感到非常吃惊。他在信中讲到国际合作的情况，和武汉水生所跟他联系去讲学的事情。完全没有顾及我是否看得懂。嘿嘿，看来他对我的德语很有信心！
一天晚上，几个美国同学约我去电影院看电影。反正也闲得没事干，就跟他们去了。这是我第一次在外国看电影。一张票要十二马克，当时几乎相当于人民币二十五元了。好贵啊！这和在国内当时每场电影只要一毛钱简直不是一码事。不过十几年后，国内的电影票价也和外国差不多了。中国在这方面跟国际接轨总是挺快的。
电影的名字叫《北方吹来的风》。是讲七十年代美军从越南撤军之后，越南南北方统一后发生的事情。电影描写了北方的军队解放西贡后，如何把那些旧官员抓起来体罚和残酷地杀死。如何建立劳改营，强迫他们劳改，并对他们的子女进行“革命教育”，叫他们和反动父母划清界限……。电影里有很多惨无人道的情节，那些令人熟悉的整人方式使我想起了中国的文革。真的很像！有几个美国女孩看到惊险之处都吓得尖叫起来。
看完电影后，在回家的路上，大家一边走一边默默地思考。突然，一个美国同学问我：“江，你认为电影里的这些事情真实吗？或者是编出来的？”我想了一下，觉得应当告诉他们自己的真实看法。于是老老实实地说：“虽然是否有具体这些人和这些事，我无法确定。但就这样的故事情节，我觉得是真的，至少像是共产党的做法。这些做法和希特勒，以及日本人的做法不一样。应当说和中国在文革中的做法是一模一样的。”他们惊奇地看着我，可能还想问些什么，但没有说出来。
在德国期间，最想看到的就是家信了。但在那个年代，没有国际长途电话，没有手机，也用不起电报。一封信都要贴几元钱的邮票，在路上走半个多月。一个来回通常需要一个月左右。所以等家信往往是种奢望。Fujiko总是安慰我：“不要急啊，没有消息，就表示没有问题。多好啊！”我苦笑着摇摇头。
好容易等来小樊的一封信。她告诉我：江苏淮前几天得了水痘。刚刚恢复。看到这个消息，我立刻想起在武大学过的医学病毒学。书上说：这是一种由疱疹病毒引起的慢病毒感染。儿童时得了水痘，几十年后会有带状疱疹，而且儿童在水痘恢复期很容易并发睾丸炎。天哪，我立刻回信，告诉小樊注意江苏淮的睾丸炎。我知道等到她收到我的信时，江苏淮的水痘已经过去一个月了。但有什么办法呢？实在是无可奈何啊！
一个月后，小樊回信了。她告诉我，江苏淮在水痘恢复后不久，就得了睾丸炎，发烧。还好，治疗比较及时，打了几针后就好了，应当没有后遗症。我这才舒了一口气。家里没有一个稍微懂医的人，让人心里着急啊！
这是江苏淮出生后我第一次离开他那么长时间。越是到后来越是担心和思念，有时候甚至莫名其妙地害怕起来。这是在农村六年里都从来没有过的感觉。
第二期学习很快过去了。这两个月我感觉比上学期过得要快很多，可能是适应了环境吧。在离开的前几天，我顾不上马上就要进行德语考试，开始拼命的复习英语，希望能把这段时间里被遗忘的英语再捡起来。我很担心，到实验室里我那英语能否够用？毕竟实验室和日常生活是完全不同的两套用语啊！
学习终于结束了。我和Yamamoto都要去慕尼黑工作，Joseph还要再学习两个月。六月二十八日是周五，下午我带着一个大红箱子，另外还加上一个大纸箱的东西，乘火车返回了慕尼黑。在车站看到在那里接我的陈应华，我不好意思地说：“怎么才在Murnau呆了四个月，东西就增加了这么多。”陈应华看着这堆行李，笑笑说：“都是一样的，东西不知不觉就会多起来。你看吧，还会增加的。”
周六上午，陈应华先带着我到火车站买了一张乘地铁的月票，然后把我送到Pasing的Mini家里。看看我说：“那就这样啦，你自己慢慢收拾吧。有什么事给我打电话，没事就过来玩玩吧。我就走啦。”我朝他摆了摆手。没什么可担心的，到了慕尼黑，有他在附近，我心里踏实多了。
嘿，我终于回到慕尼黑啦。要开始工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