猪不啃的南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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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 干
部件班的工作很杂乱：既要生产各种万用电表的零件，让总装班能尽快完成剩下的上千台电表的装配任务，以便尽早全心全意转入生产手表零件的轨道，又要开始试验生产一些手表零件。目前除了需要电镀的工序以外，装配电表所需的零件全都是从这个班里做出来的：有好多冲压件需要赶出来、要切割磁钢并粘成规定的形状、还要拉动圈也就是把铝片延伸成缠绕线圈用的铝芯架子等等……。楼上装配班积压了近千台没有装配好的万用电表，不是来不及装配，而是缺乏零件无法装配。如果零件够了，一个月就能全部出厂。换句话说，这些电表什么时候能装配好，我们厂什么时候能全心全意地生产手表元件，就看部件班生产零件的速度了。
在那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年代”，虽然说起来工人农民是领导阶级，但劳动并不是十分光荣的事，只有空喊口号，会“造反”才是最受称赞的。不正常上班是很正常的现象。那时候，国营企业的口号是“七上八下九走光”，即七点上班，八点就开始下班，九点就走光了。在工厂流传的笑话是：满头大汗的调度在车间里不小心被躺在地上睡觉的工人绊倒，结果反被睡觉的工人骂了一顿，说打扰了他的瞌睡。不过集体单位的状况要比国营工厂好很多，至少工人能按时上班干活，这就算很不错了。至于到了车间干不干活，干多少活就是另外一回事。在那个年代，当班长的派工是要求人的，指挥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好在部件班的事情基本上都是明摆着的，所以也不需要天天像小队长那样派工，刚开始也没有和大家有什么矛盾。
形势就这样严峻地摆在我的面前。而在当前那种“干多干少一个样”的氛围中，我，一个新上任的班长，该怎么办呢？
几天后，我慢慢看出了问题的关键。电表中大量的零件是冲压出来的。只要能按时交出这些冲压件，就几乎满足了总装电表百分之八十以上的需要。剩下的就只有粘磁钢、拉动圈和车螺母了。而这些事情相对要容易一些。
问题也正是在这里：只要你坐在冲床跟前，每天冲一百个零件还是一千个零件是无法控制的。这也是当年有些劳动模范一个人能抵十几个甚至几十个人工作的真正原因。如果每个人都一本正经地干活，在没有技术革新的情况下，劳动模范就是不要命，他也干不了十几个人的事情。但如果大家在磨洋工的话，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那个年代没有计件或者奖金的提法，这都是属于“资本主义”的范畴，是想都不敢想的。如果冲压零件的工作被磨磨蹭蹭地干，不知道要用多少时间才能把它们做完。因此车间主任才提出“争取在年底完成仪表的全部收尾工作”的设想。而当时是八月份。实际上，仪表中需要冲压的零件只有四、五十种，每种包括不合格品在内做两千个足够了。如果每天能完成两种的话，一个月左右应当够了，怎么会要四个月呢？
冲床只有一台，我不可能天天站在旁边求人：“你赶快干活吧！”，也求不动。唯一的办法就是我自己来做。无非就是把在农村插秧的干劲拿出来，大不了就是再来一次农忙好了！于是，我叫周昕仔细检查各种需要的模具，凡是可能影响冲压质量的都尽快修复。并由她负责安排要冲压零件的次序。 根据上面急需的情况，把好做的和难做的搭配安排一下。至少要保证，冲床不能因为模具供应不上而停下来。
剩下的事情就是开冲床了。每天早上我一到厂里，检查一下模具，就坐在那里开始一个个地冲压零件。除了吃饭喝水上厕所，一直干到下班。其实真正认真做起来，二千个零件做得很快。平均每放一个零件到模具上，冲压，然后取下来，大概就是五到十秒左右，有些形状复杂，需要准确定位的会稍微多花几秒钟的时间来放置。如果不停地干，一般半天就应当能完成一个零件所需的数量。当然，对于那些在城里长大的孩子，这种干法是无法忍受的。但对于在农村经过插秧割谷的人来说，也就是那么回事了，一天怎么也能做完两种零件。如果说累，那与农忙相比就不知道强到哪里去了，对于我这个刚从农村回来的知识青年来说根本算不了什么。当然有一点：你不能朝四周看。如果你看到别人都在那里玩玩打打的混日子，心里不平衡，那你可能就干不下去了。
部件班的大门正对着食堂打饭的窗口。中午快到开饭的时候，食堂门口就排起了长长的队伍，有时候队伍一直排到部件班里面去了。看到这个情况，我干脆回到冲床跟前继续干活，等到大家把饭打完了再去。就这样在那里一动不动地干到中午吃饭，吃完饭后又一直工作到下班。
一天，听说食堂中午有粉蒸肉，大家很早就在那里排队了，只听见那里一片熙熙攘攘的吵闹声。一会，有个同事跑来对我说：“做饭的师傅跟你什么关系啊？还要留碗粉蒸肉给你。”我惊讶地问：“有这种事吗？”“当然啦，明明还有两碗粉蒸肉，偏偏不卖了。还说一碗留给操书记，另一碗留给你。”我莫名其妙，不知道怎么回事：“那个师傅叫什么名字？”。等到大家都打完了饭，我才慢吞吞地走到打饭的窗口。炊事员看到我来了，真的笑嘻嘻地端过来一碗粉蒸肉：“辛苦了，专门给你留了一份肉啊。”我疑惑地看着他。师傅看着我说：“那些伢们（武汉话：小孩子，小青年）啊，一天到晚不知道做事，只知道吃，还要挑好的吃。我看只有你天天不停地干活，最辛苦了。就给你留了一份。”我不由得想起了队里的老乡们。工厂的人也和他们一样啊，你做了事，他们都是看在眼里的。
我就这样每天不停地开着冲床，一个个做好的零件被送往总装班的装配线上。一个月，就把所有需要冲压的零件给加工完了。到最后一个零件被加工完，我擦擦头上的汗，心里说不出的高兴：“其实也就和插秧差不多嘛，一个月就把它们干掉了。”。
在这过程中，我还要安排加工其它的零件。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解决。一是要人去拉动圈。就是把铝片一次次地逐步拉伸，最后形成一个小小的圆筒，然后切割成小段并压成方框，用来做缠绕线圈的骨架。这个工作要求精度比较高，否则一拉就破了。班里只有老胡师傅会做。那时候老邓师傅和老李师傅已经退休，他就是部件班年纪最大的人了。他仗着这有点倚老卖老，一般人安排任务都是爱理不理的。我只有硬着头皮对他说：“你这个月的任务，就是拉出足够数量的合格的动圈出来。”。胡师傅从眼镜片后面看看我：“你叫别人去做吧。”我有些恼火，心里想：“你明明知道别人都做不好啊。”。于是只好耐住性子继续求他。胡师傅以为我害怕了，根本就不理睬我。我忍无可忍，于是大声对他说：“我现在安排你，必须去拉动圈！”。胡师傅眼睛一瞪：“我就是不去！”。车间的王书记听见我们吵架，赶快跑过来，把胡师傅拉到办公室里，狠狠地训了一顿。一会，胡师傅低着头走过来：“江班长，王书记叫你给我安排工作。”我没好气地说：“拉动圈，不拉就给我滚蛋！”。看到他耷拉着脑袋开始工作，我心里舒了一口气，这件事终于搞定了。
第二个问题就是要把切割好的磁钢用胶粘成规定的形状。本来这不是个问题，但不知道怎么回事，粘好的磁钢第二天轻轻一碰，就又散开了。最严重的时候几乎百分之百的磁钢都要返工，等于是在白干。我仔细询问一下情况，原来多年来，磁钢一直是用一种叫“聚乙烯醇缩醛胶”的玩意粘合的。从去年开始，就发现粘不住了，而且越来越严重。很显然，这胶已经过期了。但谁也说不清楚是在哪里买来的。我想起班里小甘的家在汉口，就叫她去航空路的化工原料商店问问看。谁知那里的售货员说从来没有听说过这种胶。
怎么办呢？大家都很着急。我突然想到，不能换一种胶来粘吗？我跑到楼上的总装班，班长小徐也正为这事着急。这磁钢是电表的心脏，如果装上后磁钢散开了，电表肯定就报废了。我走过去问：“磁钢一定要用这种胶来粘吗？换一种胶行不行？”。小徐点点头说：“当然行啊，只要能粘上去就可以的。但是用什么胶呢？”。我想想说：“我们试试看用环氧树脂行吗？”
环氧树脂买来了。这是两种不同的牙膏状的东西，按照一定比例混匀后就会发热，然后就逐渐变硬，所以需要现配现用，而且粘好后需要烘烤一下，使粘合强度达到最大。我们试了两次，发现比例需要调整：其中一种加多了，胶会变得很硬，但是也会很脆；而另外一种如果加多了，则会增加韧性，但强度会降低。我们试了几个不同的比例，终于摸索到了能使我们满意的配方。至于粘好后的烘烤，由于磁钢带有磁性，如果温度太高是会失掉磁性的，所以只能在七、八十度下多烤一会了。就这样，问题都被一个个的解决。很快，磁钢就能满足楼上总装班的需要了。
在大家的努力下，部件班于国庆节前交出了全部电表所需要的零件，比原先的预想提前了两个月。我们终于能正式地转向生产手表元件了。大家都松了一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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