猪不啃的南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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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妹被招工出来了！
元旦到了！进入一九七六年。一上班，我就收到小妹的来信。她告诉我，最近湖北省已经恢复停了三年的招工。基本上是整个公社里的知青被招到同一个单位，掇刀公社的知青全部去荆襄磷矿。她已于元旦前到那里报到了。
啊，小妹终于当工人了。我的心开始剧烈地跳动起来。我摊开地图，在上面仔细地寻找荆襄磷矿的位置。我算了又算，从家里到她那里大概有二百八十多公里。嗯，步行要五天半才能到。我该怎么才能去见她呢？不知道有什么交通工具能去那里？在我的头脑中，好像只有走路才是最靠谱的方式，但这也实在是太远了。那几天我一直在想，怎么才能和小妹见面！
一月三十一日是春节。月底，到处是一片过节的气氛。周总理的逝世和对未来形势的不可知给人们心里蒙上了一层阴影，但年还是要过的。
二十八号早上一上班，刚进厂门，传达室的老头就喊住我：小妹从荆襄磷矿打电话来，说有个叫李世英的同事回武汉，顺便托她从那边给我家带了点藕，叫我到她家去拿。没等他说完，我骑上自行车就冲了出去。在武昌的大街小巷里找了好久才找到李世英的家。我站在门口大声喊：“李世英在家吗？”。谁知两个老人一起从屋里出来问：“李世英回来了吗？”搞得我莫名其妙。原来李世英告诉她家里明天才回家，是我自己心急火燎地没有听清楚。我只好第二天骑车再去一趟。小妹托人带了一些藕，还带了一封信。她告诉我：她被分配到矿上的广播站做播音员，工作挺轻松的。春节期间，凡是家在武汉的新工人都回家了。像她家离得太远，买不到车票，来回时间也不够，就只有在那里过年了。看着信，我真希望她能来我们家过年。我相信她也一定很想来，只是在那个年代，不好说罢了。
那个春节，我就在这样的思念中度过。谁知春节后的初五，刚上班，传达室的老头递给我一张纸条，说小妹昨晚来电话，她坐晚上从荆门到武昌的火车来武汉，今天早上到武昌。我大吃一惊：现在已经八点了。这趟火车虽然经常晚点，有时竟然会延迟到下午五点，但正点是九点到啊。我立刻骑车赶到武昌南站。刚过完年，火车站里挤满了人。出口处人头攒动，根本就靠不拢。我生怕错过了，就买了张站台票，溜进车站，里面的人少多了。还好，那天的火车只晚点不到两个小时，十点多火车就喘着粗气，轰隆隆地进了站。我一眼就在下车的人群中看到穿着粉红色花棉袄的小妹从车厢里走了出来。我高兴极了，赶快迎了上去。走近了才看到小妹皱着眉头，手上还打着白色的绷带。“你怎么啦？”我吃惊地问。原来她在广播站当了几天播音员后，大概领导觉得她不太合适，就叫她去改学驾驶，将来当司机拉矿。春节期间没事，先安排到厂里的班车上帮忙卖票。谁知道一不小心在关车门时把手指头夹伤了，痛了一天，矿上的医生说发炎了，给她拔掉了受伤的指甲，然后开了几天休息条子。她一想正好趁这个机会来武汉看看，就连夜上火车来了。
我不禁摸了摸那包着纱布的手指头，小心地问：“还痛吗？”。小妹苦笑着说：“很有点痛啊！”我看着小妹，不知道该怎么才能减轻她的痛。包得那么厚的纱布，连给她吹吹都不行啊。
我带着小妹搭十五路汽车回家，离家还有老远老远，就看到妈妈摇摇晃晃地从坡上吃力地跑了下来。我告诉小妹：“那就是我妈妈。”小妹脸一下子就红了。妈妈走近了，拉着小妹的手，脸上笑开了花：“你是江恩吗？欢迎欢迎！”爸爸也没有上班，在家里等着。爸爸在荆门见过小妹，所以大家在一起都比较随便。小妹也没有那么紧张，大家就聊了起来。原来荆襄磷矿离应城很近，所以来武汉要么是坐应城过来的长途汽车，要么是坐从荆门开往武汉的火车。小妹可能是为了赶时间，坐的是下半夜才路过应城的那趟火车。爸爸听到这里，赶快对小妹说：“那你昨晚没有休息好啊，赶快睡一下吧。”。
睡觉起来后，小妹的手痛得很厉害，妈妈把她带到院的医务室。医生打开绷带，看了看伤口说：“处理得挺好的，没有问题。只是拔了指甲会痛几天，十指连心啊。忍几天就好了。”我们都安慰小妹忍忍。小妹皱着眉头说：“我还没有梳头哩，已经几天没有梳头了。”我看看她的头，确实有些乱蓬蓬的。妈妈看了看小妹的头，开玩笑地说：“育林，你帮她梳头吧。”。我吓了一跳，连忙摇摇头说：“我哪里会梳头，我自己的头都从来没有梳过”。妈妈和小妹都嘿嘿地笑了起来。妈妈说：“算了，还是我来给你梳头吧”
下午，我带她到武汉大学走了一圈。那里有山有水，我们边走边聊。小妹告诉我，去年春天，她很晚才从恩施回到农科所。夏天，罗老师又从恩施赶过来，陪她在那里住了很长时间。到秋季，就逐渐有单位来招人了。当时大家都知道大招工即将恢复，对知青是否上工也并不在意，所以实际上小妹去年没有干多少活。在荆门这个地多人少的粮产区，插秧和割谷这两个农忙季节是非常辛苦的。我最担心的就是小妹一个人在农忙时能否受得了。听到这些，我松了一口气。我也跟她讲了我这一年的经历：在武昌区委党校劳动，当部件班长，做模具……。当然也讲了被评为先进标兵的事。但是，小妹似乎对我在工厂的情况不是太感兴趣。
晚上，爸爸悄悄地把我拉到一边问我：“你对江恩说了你们两个人的事情吗？”我摇摇头说：“你不是去年跟她写信说了吗？”爸爸听了啼笑皆非，生气地说：“胡说，这种事我说了能代替你说吗？人家都来我们家了，你还不跟她把这事说清楚！”我一下子紧张起来：“一定要说吗？”“嗯，当然！”爸爸的话里没有一点商量的余地。
第二天一早我问小妹：“今天去东湖玩吧？你没有来过武汉，这里就是最好玩的地方了。”小妹点点头。由于不是周末，东湖的人很少。正好我们两个在那里慢慢地逛。我想起爸爸说的话……，该怎么开口呢？我的心里有点慌乱，几次想开口，憋了半天还是没能说出来。就这样，我们在东湖游了半天，到快吃中饭前才回到家里来。
坐在下面的小屋子里，我看着小妹，小妹也在看着我，似乎在等着什么。我想了想，鼓起勇气说：“小妹，你愿意跟我谈朋友吗？”下面就不知道该说什么了，脑袋里一片空白。小妹的脸一下子就红了，过了一会才说：“我既然到你们家里来，肯定是愿意跟你谈的。不过，我们一到单位，领导就跟我们说，学徒期间不能谈恋爱。我还不能跟单位说我们两个的事情，过段时间再说吧。”我点点头：“这有什么关系，又不是一下子的事情，你先好好学开车吧。”把话说出来，我一下子感到轻松。
下午爸爸要找她谈话。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单独找小妹，怎么跟领导找下级谈话一样，还要一个个地讲？等小妹回到下面屋里，我问小妹：“爸爸跟你说了什么？”小妹笑了笑：“没说什么，就是说你们家里都欢迎我。”我想起去年大姐姐去掇刀的事情，就问：“爸爸说了大姐姐的事情吗？他怎么说的？”小妹摇摇头：“说了，等于没有说。”我没有再问下去。是啊，只要我们两个人愿意，管他其他人是什么意见，又有什么关系呢？
小妹只有三天病假，晚饭后，她就要回去了，妈妈做了好多好吃的东西，还叫她带了一大包回去慢慢吃。怕她手冻坏了，又把自己的尼龙手套脱下来送给小妹。看到爸爸妈妈高兴的样子，我心里想：“这是江家未来的儿媳妇啊。”不由得“噗哧”笑了出来。小妹奇怪地看着我：“你笑什么？”我摇摇头：“没什么。”
我们到了火车站，看着小妹坐上车，我担心地问：“到那边快十点了，会有汽车去矿山吗？”小妹肯定地说：“有，要是没有，我打电话叫他们来接。”“你什么时候能再过来啊？”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她说我过去看她不合适，那就只有等她来武汉了，要等到什么时候呢？小妹笑笑说：“不要急，到时候再看吧。“
火车渐渐地开远了。我看着远去的火车，不由得想到：小妹在矿山，本来工资就很高。现在又要当司机了，在那个年代，司机是非常吃香、待遇非常好的的职业。不像现在，是个人都会开车。可以想象在不久的将来，她的工资一定会远远超过我的工资。我不由得有点担心起来：我能给她幸福吗？怎么能给她幸福呢？
我跑到汽车标准件厂，找到陈宣美，告诉他我跟小妹谈朋友的事情。他一听高兴地拍着巴掌说：“好啊，将来想办法调到武汉来开公共汽车，上班时别人从后面上，你从前面上！”。我推了他一把：“你说，她人又漂亮，工作又那么好，将来会看上我吗？”。陈宣美不笑了，看着我，不置可否地“嘿嘿”了两声。
我的心里更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