猪不啃的南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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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乱而又动荡的一九七五年
一九七五年是动荡的一年。邓小平当了副总理，开始抓生产，提四个现代化，提“抓革命，促生产”。技术人员逐渐被解放出来工作，但平反又是不可能的，因为文革的“正确性”不容否定。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省防疫站通知爸爸从劳改队里出来上班，但同时也宣布整爸爸没有错，也不恢复他副站长的职务。那段日子，是爸爸最郁闷的时期。我看到爸爸把原湖北省省长张体学亲自颁发的湖北省卫生防疫站副站长的任命书放在枕头下面，天天一声不吭地拿出来看看，又塞到枕头底下。文革到此已经有九个年头，其中爸爸几次因需要被拉出来用用，在搞完事后又把他打回“黑帮”。而这一次，是通知他恢复工作了。满怀希望的他却没有想到，对他的几顶帽子没有任何说法，更没有恢复他的职务。郁闷的心情可想而知！
那时候，很多家庭都有子女在农村劳动，如何把他们搞回城里是大家都关心的问题。像我这样根据“多子女身边无人”的政策回来毕竟一家只能回一个。病转不仅不好搞，回来后也难找工作。像姜都那样回来几年了都呆在街道，也是家里的一块心病。很多家长就打起了“退休顶职”的主意。就是自己提前几年退休，把名额让出来，把自己的子女招工到本单位上班。妈妈已经快到退休年龄了，一直就在打这个主意，希望能用她的指标把小林顶回来。
不过形势毕竟在逐渐好转，生产在一点点搞起来，招工也开始慢慢恢复。在大家的努力下，终于在湖北省第六建筑公司为小林搞到了一个招工名额。小林被招上来了，家里最大的一块石头落了地！那时候小林上班的建筑工地就在街道口，离家里只有一站地，上班比我要近很多。但工作挺辛苦。开始是当钢筋工，每天在工地上扎钢筋，手上一下子就打满了老茧。不过毕竟户口已经回了武汉，能吃商品粮了，而且有了一个固定的工作。我们感到非常满足。
经过这些年的政治运动，妈妈当了好多年的“反革命”，也见到了太多的世态炎凉，早已厌倦了看别人白眼的日子。因此，当小林一回城上班，她马上就急不可耐地办理了退休手续，再也不愿意到图书室见那些人了。
那年整个院子里只退休了三个人，而且都是没有路子和后台的。我至今都没有弄明白，那一年退休的三个人员不知道怎么被推到了街道，退休金和看病的报销都由街道解决。而在此之前和之后的退休人员都在院里拿退休工资，看病到院里报销。后来等到妈妈中风瘫在床上，我才真正体会到：和在单位领退休工资的人相比，妈妈的这种处境是多么的悲惨！
一天傍晚，我们正在吃饭，突然有人敲门。爸爸把门打开一看，一个中年妇女和一个很健壮的小伙子站在门口。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们，而爸爸突然脸色大变，赶紧把他们请进屋来。原来他们是美国婶婶的亲戚，住在福建省福清县。他们的家人原来是国民党的邮政官员，解放前后曾经为建立新中国的邮政系统立下汗马功劳，受到中央的嘉奖，周总理还专门为他提了词。但在文革中被整成了“阶级敌人”，大概受不了当地的折磨逃了出来。中年妇女满眼露出委屈的眼神，小伙子露出上身，浑身都是伤痕。他们讲到当地整人的情况……，我感到简直像是在电影中“旧社会”的情景！只不过从国民党整共产党变成由共产党来整国民党了。
我猜爸爸妈妈一定对他们的到来感到非常紧张。连说话都不敢大声，经常在一起悄悄地商量什么事情。其实他们说的是带有很重福建口音的“普通话”，就是大声说我也未必能听懂。我想他们逃出来大概想找个地方申诉吧。但在那个年代，哪里又能够接受这样的申诉呢？
他们就这样每天早出晚归，也不知道去了哪里，来无影去无踪的过了好几天才离开。直到好几年后我们才知道，他们已被彻底平反，周总理的题词也做成了邮票。他们成了当地的“名人”了。
这就是一九七五年，极其混乱而又动荡的一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