猪不啃的南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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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二十五岁！
六月四日，又到了我的生日。今天，我二十五岁了！
张崇武三月二十八号就回来了。但那时候他已随时准备离开，所以基本上没有上工，而是跑来跑去地忙着办各种手续，或许还包括打通各种各样的关系。经常是几天也不在家，所以常常是我自己一个人在那里过。不过我已经无所谓了，要孤零零地过日子是既成事实的事情，早一天晚一天又有什么关系？不过，生日还是要过的。没人给我过，就自己给自己过二十五岁生日吧！
那天早上，我出早工回来，拿面粉用水一调，把家里仅存着的两个鸡蛋全打了进去，准备烙个軟饼。我特地加了很多香油。所以軟饼一出来，满屋子都是香味。我把黄澄澄的鸡蛋軟饼盛在盘子里，低下头，望着它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正准备享用这顿美餐……
“什么东西这么香啊！？”一声吆喝，从房子那头转过来一个人。原来是民兵连长的老婆曹太和路过这里，被香味引来了。太和这一辈子很苦。据说在三年困难时期，她刚好怀了大儿子。看在孕妇的面上，没有被饿死，却靠足足吃了三个月的黄瓜维持生命，饿得路都走不动。
我端着盘子，呆呆地看着太和，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请她吃吧，再没有鸡蛋了；不给她吃吧，又开不了这个口。平时她们都对我挺好的。太和笑嘻嘻地和我开玩笑：“今天是什么日子啊，吃这么好的东西？”我老老实实地回答：“今天我过生日。”她大叫起来：“那我要吃这饼子！”我轻轻地说：“你拿去吃吧。”她听后准备伸手去拿饼子，手伸出去一半，又缩了回来。太和很狐疑地问到：“我真的可以吃吗？”我心里不由得感到一阵难受：可怜啊，在农村，吃个鸡蛋饼子算是很好的东西了啊！我不由得大声说：“拿去吃吧！没有关系的。”她犹豫了一下，又试探地问：“我真的拿去吃了啊？”我笑起来，用手拿着饼子递了过去。太和接过饼子，脸上乐开了花，她连说谢谢地走了。
看着太和远去的背影，我转过身，叹了口气，用面粉再调了一个軟饼。鸡蛋是没有了，不过香油是足够的，就这样凑合过吧。
二十五岁，是正值青春的年龄，也是正年轻力壮的时候。本来应当是踌躇满志的年代，而我却在农村等待，等待那可能出现在地平线上的希望。据说，“地平线”是一种“你越朝它走过去，它就离你越远”的东西。我们的希望又何尝不是如此呢？更严重的是：我们的年龄一天天大起来。有些招工的人看到我们这些老三届的高中生，居然说我们“当新工人嫌太老了”！有些同学听到这话几乎被击昏过去。可是这该怪谁呢？我们已经不再年轻，我们已经开始被看作“老了”。
到国庆节时，我们看了一个记录片，介绍了一些“和共和国一同成长的同龄人”。有二十五岁就当空军某部指挥员的人，有在工厂里当厂长的小伙子，还有在基层当领导的青年等等。记录片里的“佼佼者”着实让人羡慕。但，那是学不来的，而是天生的，从娘肚子里带出来的，绝对不是通过努力能做到的。对我又有什么激励呢？
去年十二月二十日，福建一个知青的父亲李庆霖给毛主席写了一封诉苦的信。一直到今年四月二十六日，毛主席才给李庆霖复信：“李庆霖同志：寄上三百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毛泽东”。这句话被当作圣旨，在全国广大农村传达。不过，由于留在农村的剩余知青基本上都是家庭出身有问题的，没什么出身好的，所以底气先天不足。这些宣传一阵风地就吹过去了，就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一样。无论是农村干部，还是知识青年，谁也没有把它当作一回事。
不过生日那天，我还是很快活的。上工的时候，我高兴地告诉大家，我今天二十五岁了。大家叽叽喳喳地祝我生日快乐。过了一会，国芳撇撇嘴说：“二十五岁了，还是个童男哩。也不晓得找个姑娘，睡觉时也可以有人给你捂脚啊！”大家轰地大笑起来。我看着他们，心里酸酸的，一点也不想笑。我该怎么设计自己的“后半生”？光在农村好好劳动还是不行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