猪不啃的南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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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老师回恩施了
二月二十日，我匆匆赶回队里，准备送罗老师和秋恩返回恩施。
一进家门，就听到帘子那边很热闹的说话声。我赶快跑到他们住的那边一看，不禁大吃一惊：罗老师好像老了很多，精神很差，人也显得有气无力。小妹和秋恩也在，还多了一个中年男子，我一看就知道，他一定是罗老师的爱人，秋恩他们的爸爸余奉武了。
余伯伯看到我来了，高兴地说：“你是小江吧？感谢你这一年多对母子俩的照顾啊！”我摇摇头：“大家都是落难人，在一起相互依靠。罗老师还不是在照顾我们。”余伯伯是从恩施坐飞机到宜昌，然后坐汽车过来的。正在家里清理行李，准备过几天带她们回恩施。
我不解地问小妹：“罗老师怎么病成这个样子了？” 小妹苦笑着地告诉我：她妈妈总是咽不下余有德一家大年三十把她们轰出来这口气，天天在想怎么教训他们。最后想出一个馊主意，要把他们院子南头的一颗很老的黄林头树（可能学名叫黄连头吧？）砍掉。那棵树有很多年头了，长得非常高大，一个人都抱不过来。周围也就这唯一的一棵这么高大的树，老远就能看到它。按照当地人的说法，它就是这个院子的风水了。要砍掉这么大一棵树不是件容易的事，于是罗老师就请沙恩的“男朋友”小张和张崇武来帮忙。大年二十九那天，小张带了两个人，不声不响地就冲到余有德家的那棵树下，拉开架势就锯了起来，张崇武则爬到树上开始砍树枝。
余有德家听到外面有声音，出来一看，大吃一惊，赶快出来阻拦。罗老师则在那里大声说：“这是我家的树，我想砍就砍。”这倒也是实话。本来余奉武和有德的爸爸就是亲兄弟，共同拥有这套院子。由于他们是城里人，也没有计较这些，倒是有德怕他们来分财产。就这样七扯八拉的，人越来越多，但锯子也很快，一转眼就锯了几十厘米进去。有德家里急了，开始大吵起来，阻止大家继续锯下去。队长也赶过来劝阻。毕竟这是颗很珍贵的大树，罗老师锯了也没有用。于是就不了了之，扔下那棵伤痕累累的树回去了。罗老师看到目的没有达到，气得几乎昏了过去。这个春节，两家都过得很不愉快。事实上，这棵树被锯成这样，也不可能再活下去，过几年就慢慢死掉了。
听到这些，真的叫人哭笑不得。为这些事情生气，还气成这个样子，值得吗？
余伯伯在家里清了几天的东西，清来清去还是摊在那里。我是个急性子，跑过去帮忙，几下子就把他们的东西紧紧地捆成几大件行李了。罗老师看着我干净利落地做事，不由得笑着对余伯伯说：“等你清理好不知道要到猴年马月啊。”我也笑到：“这是力气活，捆得越紧越安全。如果不捆紧，在路上要散架的。
罗老师一家原先住在恩施县城。他们下放到荆门后，余伯伯也被调到离县城几十里的屯堡。罗老师和秋恩这次就是把户口迁到屯堡去。秋恩想到要回去上学了，兴高采烈。我默默地看着他们，想到他们一家要走了，张崇武不久也要走，心里感到很难过。今后，我一个人还要孤单地在这个小屋里过多久？我真的不知道。
二十二号，荣兴的周建明和刘敦昭他们过来看望罗老师。过一会儿，冯庙四队的陈幼黄也跑了过来。一年多来，大家都比较熟了，经常在一起聚会，心里多少有些安慰。现在她们要回去了，我们都有些依依不舍。
二十三号一早，队里派了一辆板车，把罗老师的行李拉上，人则慢慢跟着车走到荆门城关，随后坐汽车到了沙市。沙恩安排我们住在荆州建筑公司的宿舍里。二十四号一早，大家就开始忙起来。把行李一件件地拖到码头，办理托运。罗老师和余伯伯一遍又一遍地嘱咐沙恩和小妹，有说不完的话。余伯伯看到我在努力学习，复习功课，准备可能要恢复的高考，叫小妹要好好向我学习……。我和小张站在一边呆呆地看着他们，没有说太多的话。中午，从上海开来的“东方红36号”轮到了码头。那是去重庆的轮船，会经停巴东。我默默地看着罗老师带着秋恩慢慢走上轮船，往事一件件地从脑海中浮现：罗老师对我的关心和照顾，在我生病时的感情，在苦难时的相互鼓励和搀扶……,我不由得心里一阵酸楚。罗老师走了，张崇武也马上要走了，我将要一个人留在这里！
一点钟，“东方红36号”缓缓离开码头。经过了几次生离死别，我已经有点麻木。罗老师站在轮船的栏杆旁，不停地喊着什么。余伯伯拼命挥手，好像是叫我们回去。沙恩一声不吭地和小张站在高处，小妹则含着眼泪站在一边，看着轮船慢慢离开。我看着她，真希望将来能好好地照顾她，就象她妈妈照顾我一样。但我一句话也没有说。
船走远了，我们回到荆州建筑公司宿舍。沙恩在照顾我们的生活，晚上带我们去看电影，要不就和小妹打乒乓球，大家都不想回生产队。就这样一直玩到二十八号才返回荆门，又在小张家住了一晚。晚上接到罗老师的长途电话，说他们已经平安到达，大家才放下心来。
第二天一早，我和小妹默默地清好自己的东西，上了去掇刀的的公共汽车。在路上，我们一句话也没有讲，大家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到了十里牌，我朝她点点头，就下了车，中午回到了生产队。
我觉得，一切都应当结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