猪不啃的南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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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当了部件班班长
从五七干校回来，大家休息了一周，就开始上班了。
第一天，操书记跟我们详细介绍了工厂的情况。原来我们看到的工厂只是“一车间”，还有“二车间”和“三车间”。二车间在中北路武汉重型机床厂附近，是由一个叫“滨湖机械厂”的街道工厂转过来的。三车间实际上是个专门修手表的门市部，在司门口。除了那个门市部外，一车间和二车间工作内容都差不多。主要区别是一车间的前身是武昌仪表厂，生产万用电表，刚刚才转向生产手表。因此二楼还有个总装班在装配尚未完成的仪表，其它班组则都有同时生产手表零件和仪表零件的任务。二车间是只生产手表元件。我们厂的任务是生产手表的外观件，如表壳、表盘、表针、耳簧、塑料盖等零部件。通俗的说，就是当你手里拿着一块武汉产的手表时，你能看得见的地方都是我们厂生产的零件。
操书记笑着对我们说：“我们这里什么技术都能用到。不是吹牛的话，这里除了没有原子弹，什么新技术都能看到。”新工人“轰”的一下子笑了起来。我想，他们是在笑操书记吹牛皮吧。但是后来师傅们带着我们一个车间一个车间参观时，我才发现，至少这个牛皮吹得还不算太大。这里有三千吨的进口冲床，当时全国这类进口机械只有三台，而且是用射流技术控制的。理化车间里用脉冲技术控制电镀质量，模具是用线切割机按照编制的程序自动加工的。机械车间里车钳刨铣一应俱全， 而且从大型机械到精密机械都有……。慢慢地我才明白：做手表外壳的不锈钢又硬又韧，需要大型机械加工，手表零件那么小，需要精密仪器来做。这里房子虽然很破旧，但真的有很多值得学习的东西。
我们被带到理化班参观。实际上就是电镀车间，那里正在给手表的表盘镀金和镀银。一个戴宽边眼镜的师傅叫胡一柏，他给我们介绍：“电镀质量对手表的品相非常重要。为了让镀层稳定，我们采取了间歇电镀的方式。就是说，先通电十几分钟让金属镀上去，再反向通电几分钟把镀上去不牢的金属除掉，这样质量就好多了……。”我仔细看了看那电镀的机器，显然核心是个多谐振荡器构成的开关电路，使电流这样不停地倒来倒去。不过要把翻转时间长度控制在十几分钟，可需要很大的电容才行。在那个年代，市场上是很难买到大容量电容的。想到这里，我不由得惊讶地问到：“你这要用多大的电容啊！”胡师傅一听，得意地笑了：“是啊，到处都买不到。我跑了好多地方，想了不少办法，才……”突然，他似乎想起什么，瞪大眼睛看着我：“你怎么懂得这些？啊！”我吓了一跳，赶快说了句：“我就是随便问问。”就赶快走开了。
我们参观完后，大家坐在一起休息。突然，胡师傅急匆匆地找过来了。他一眼看到我，走到我面前，盯着我问道：“你是干什么的？怎么会对开关电路这样熟悉？你决不是随便问的问题！”我感到气氛很紧张，只好对他解释：“我刚从农村回来，就是自己看了一些关于无线电和自动控制方面的书，在这里胡说八道而已。”胡师傅狐疑地看了我半天，把眼镜往上推了推，转身走了。
下午，厂里宣布新工人的分配方案。有的人对到哪个班很计较。我完全搞不清楚，所以一点也不着急，只是想如果能当个电工，可能工作上会比较顺手一些。有个女孩子一听到去理化班，高兴得跳起来。我很奇怪地问她：“理化班很好吗？”她肯定地说：“当然啦。俗话说：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我摇摇头，此“理化”可不是彼“理化”啊，在工厂里哪个工作不会用到数理化呢？
名单念到后面，我被分配到部件班。虽然没当成电工，有些失望，但也觉得没有什么。而叫人意料不到的是，最后宣布了几个班长的调整通知，居然任命我为部件班的班长。我不禁大吃一惊。好歹要让我当几天工人啊！刚一到工厂，就从新工人班班长变成部件班的班长，这算是哪门子事呀。
我站在部件班的门口，真的不想进去当班长。抬头看看，安师傅正站在二楼往下看着我。安师傅是人事股的头，红通通的脸，长了一头的卷头发，看起来挺和气。她看到我站在外面，关心地问我：“怎么啦？”我摸了摸后脑勺，苦着脸说：“我在电站工作过的，你让我当电工多好！”安师傅故意板着脸说：“好啊，那谁来当部件班班长呢？你找个人来顶你，我就把你调去当电工。”简直是岂有此理！我张着口，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安师傅忍不住“噗哧”一下笑了出来。她耐心地开导我：“你不要不安心工作，去好好干吧，到哪里不是做事？部件班原来的班长是邓师傅，他老了，马上要退休。这个班很大，要人来管理。厂里还指望你把这个班带好哩。去吧！”
怎么办呢？看来只有这样了。我看了看部件班的大门，走了进去。
我走进部件班，来到邓师傅面前。听说在工厂里，学徒三年要给师傅端茶倒水，打扫卫生……，总之要服侍好才是。于是我很小心地说：“邓师傅好！”。邓师傅抬起头看了看我，这才发现他瘦瘦的，头发已经花白。他淡淡一笑，又低下头做自己的活，不紧不慢地说：“你好好干吧，我老了，马上就要退休了。现在你随便找个地方坐，以后你就坐我的位置吧。”。我鼓起勇气说：“我还什么都不会做啊，力气是不小，但只会干农活。你要多带带我。”邓师傅笑着说：“这个小作坊有什么事情难做的，叫周昕带你几天就会了。”于是他朝我身后叫到：“周昕，到这里来！”。应声来了一个长得很苗条的小姑娘。“周昕，你就带着江班长熟悉这里的工作吧，把这里的情况跟他介绍一下好吗？”。我看着她，周昕满脸笑嘻嘻的，扎着小辫，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我看到她还穿着裙子，感到很惊讶：工厂里还可以穿裙子？要是被机器卷进去了多危险啊。后来才发现，部件班里基本上都是手工劳动，简直就是个小作坊。这是一个很大的班，一共有十九个人，几乎相当于一个小小的车间。里面只有一台冲床和一台钻床，大家手里几乎都拿着锉刀。在周昕带着我熟悉情况时，我仔细打量了一下四周。除了我以外，男的就是三个老头，多会钳工手艺，但很难打交道。剩下的一大半，就是女同胞了。这和整个工厂的情况相似：百分之七十的是女同胞，百分之七十的是年轻人，男同胞相对比较“稀缺”。原先的老班长就是邓师傅，现在改当副班长，随时准备退休。剩下的两个老头好像也离退休差不多了。那些女同胞中有几个中年妇女，其余就都是没有结婚的小姑娘。虽然有人比喻“一个女人等于二百只麻雀”。但我感觉这里好像不止有三千只麻雀。特别是那几个中年妇女，是典型的武汉人。说起话来涨红着脸，大声叫喊，仿佛在跟谁吵架，而且地道的武汉“土话”叫人听不懂。对于我这个在乡下呆了六年，对武汉方言已经不太熟悉的人来说，有时候简直不知道她们在讲些什么。后来有次不知道怎么把她们给惹恼了，叽叽喳喳地在那里骂了我一通，我浑然不觉，当然也就毫无反应。以至于有人挺敬佩地对我说：“你好大的气量啊！别人那样说你，你一点都不在乎？”我莫名其妙，赶快跑到那些妇女们那里问：“你们刚才是在骂我吗？”搞的他们面面相嘘，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这使得大家非常失望，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不消跟江班长怄气，那是在对牛弹琴！”慢慢地我才发现，她们其实并不坏，只是没什么文化，也没有什么技术，只能在这里做些简单的、不动脑筋的活。有时候感到闲得无聊，就在那里叽叽喳喳了。不过其中有个叫吕静的对我很好，像个大姐姐一样，说话也比其他几个讲道理。
剩下的一大半，就是年轻的女孩子了。甘秋香家住汉口，眼睛高度近视，是真正的病转。周昕家住在付家坡，比我们要早来两年，所以对周围的情况以及该做的事比我们要熟悉得多。刘慧琼长得胖乎乎的，一天到晚总是一副开心的样子。姚治华比我来的还要晚，个子很高，但胆子很小。有次不知道为什么被我骂了两句就吓得哭了起来。大家都劝他：“不消跟江班长生气，他一会就什么都忘记了，和他怄气不划算。”
平心而论，这些年轻的女孩子都对我挺好的。只是我刚从农村回来，对城市的环境很不适应，不习惯，所以总感到有些隔阂。或许是思维方式和他们不一样，因此背后被人叫做“揪口螺丝（武汉话，可能指螺纹坏了被拧滑丝了的螺钉吧，反正不是什么好东西）”。不过当面对我这个班长还比较客气。
那天，周昕带着我慢慢地熟悉部件班的工作。她先带我到那台冲床面前，教我怎么安装模具，怎么操作。我看着这台机器，担心地问：“听说冲床很容易出事故的，会压伤人吧？”周昕笑着说：“没关系，你只注意要用镊子拿着要加工的零件往模具上放。不要用手拿，就不会出事。”接着她用脚点着地上的脚踏开关演示给我看：“你一踩这个脚踏开关，冲床就冲下来了。你把另一只手放在那个红色按钮上随时可以停车。这样，哪里还有手能被它压呢？”。听到这些话，我不由得对她另眼相看。别看她表面上嘻嘻哈哈的，做起事来确实很细心啊。接着她又带着我来到钻床跟前。我摇摇头：“这个不用教了，我在供电局里用过，在农村的水电站也工作过两年。”周昕抬起头，惊讶地看着我。周昕比我早来二年，对班里的工作很熟悉。她的手很灵巧，像安装模具、开冲床、钻孔、剪很厚的铜板、车小螺帽、接皮带、粘磁钢、拉动圈……都很会干。在她的带领下，我很快就学会了各种“手艺”。所以算起来，她应当算是我的“半个师傅”。下午，她从仓库里领出一大块厚铜板，还拖着一把很长的大剪刀，教我怎样把它剪成一条条的料。我正在嘀咕，这么厚的铜板怎么剪得动，周昕熟练地画好线，就开始动手剪了起来。一边剪一边教我：“你要把剪刀的刀口和铜板面垂直，否则根本不可能剪开的。”。看到她那熟练的样子，我也上去剪了起来。邓师傅坐在一旁看到我们忙得不亦乐乎，嘿嘿地笑着说：“怎么样，这活好学吧？”。我和周昕都开心地笑了起来。
周昕很开朗，很爱笑，手脚麻利，也很大方泼辣。如果她对你感兴趣，就会仔细地看着你。我很不习惯被女孩子那样看着，只好把头扭到一边去。她居然训斥我：“你要看着我这边啊！”。我不由得苦笑：“工人阶级的确很直率！”。不过，跟她一起干活总是高高兴兴的。这里的工作和农活相比简直要轻松百倍，我也有的是力气，加上一天到晚都是乐呵呵的，所以一天下来，一点也不觉得累。
车工的节奏跟着机器跑，累死；
钳工靠手艺，慢工出细活。得哄着；
电工得电路都已经接好的，不能乱动。不出问题就闲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