猪不啃的南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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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返荆门
办完各种手续后，我给小林写信的同时也给小妹写了信，以报平安，并希望她能好好照顾自己，注意安全。几天后，她就给我回了信，而且是连续给我写了三封信。字里行间充满了与我离别时的痛苦，对我的思念和依恋。信中说，刚下乡的那几年，有妈妈在旁边，过着无忧无虑的日子。后来两年，我又站在她身后，帮她抵挡风雨。现在失去了依靠，才真正体会到以前和我在一起的日子是多么宝贵！有我在一起，就像有一个安全的港湾可以躲避风浪，有一个宽阔的胸膛可以依靠，心里踏实多了。而现在，一切都要靠自己了。每每想起和我在一起的日子，就有说不出的难过。小妹的信使我感动，我真的很后悔没有在临走前告诉小妹我对她的感情。真的想飞到她的身旁，大声地对她说：“我爱你”。但看看现实，我连工作都没有搞定，工资也没有，手里仅有的一点点钱还是从农村带回来的。能说“爱”吗？我能做什么呢？
谁知情况突然发生了变化。
一月下旬，我又收到了一封小妹的来信。小妹在信里跟我讲了两件事：一是今年春节公社和区里要他们搞演出，所以她不能回恩施过春节了。心里感到有些郁闷，不过也没有办法。只好自嘲道：“这样的日子也是要人过的。” 同时又告诉我：一月十五号，大姐姐来到掇刀的农科所。原来，医院有个姓肖的同事的儿子也在那里当知青，也许是受人之托，跑去看看他吧。小妹听说大姐姐来了，出于对我的感情，自然很高兴地跑出来迎接，并主动和她讲话。出乎意料的是，大姐姐根本就没有理睬小妹，似乎连看都没有看她一眼。这让小妹感到非常难堪，也非常气愤。最后她在信中问我：“我们之间的事是不是就这样算了？”
读了这封信，我不禁感到十分恼火。虽然我和小妹的关系没有挑明，但大姐姐是知道我们之间关系的。我不知道大姐姐为什么要这样对待小妹？
关于大姐姐这样做的原因，有几个不同的版本。我的感觉是：大姐姐对小妹的印象不太好，所以不是很喜欢她。是不是觉得我已经回武汉了，她已经配不上我了？没有必要再搭理她了？而大姐姐的版本据说是：她那天心情不好，本来就不想搭理人，并不是针对小妹的。爸爸的版本是：情况并不是如小妹说的那么严重，她是否有点敏感和夸大？我自然认为是第一种情况。
更重要的问题是：小妹已经明确向我提出质问：你究竟是想和我谈还是不想谈？如果我仍然保持沉默的话，无疑是告诉他：我不想和她谈了。但这个事情是家里人挑起来的，如果仅仅是我来回答，她肯定是半信半疑。会在我们之间产生很多不必要的误会和麻烦。我该怎么办呢？
于是，我想到了爸爸。我把信给爸爸看了，并问他是什么态度。爸爸看后不置可否。先是表示情况不了解，要问问再说。我告诉他：这件事的真相并不重要，我并不要求他在这件事上发表看法，而是问他，对我和小妹的关系上有什么看法。爸爸犹豫了一下，回答我：“我从来不干涉你们的婚姻大事。你们愿意怎样我都同意。”我看了爸爸一眼：“那好，现在我告诉你，我想和她谈恋爱，你是什么意见？” 爸爸没有想到我会问他这个问题，想了很久才说：“你自己愿意，我当然不反对了。”于是我说：“那好，现在家里已经有人反对了，那你去表个态吧！” 这样，爸爸只好说：“你等我考虑一下吧。” 我大声地对爸爸妈妈说：“我要回荆门过春节！” 说完就走了出去。
第二天清早，爸爸递给我一封信，对我说：“这是我昨晚写的，你看看如果合适，就寄给她吧。” 我读了信，爸爸在信中很婉转但也明确地表示接受了我和她之间的关系。对大姐姐在掇刀发生的事情避而不谈。我想想也是的，在没有搞清楚之前能说什么呢？能表这个态已经很不错了。于是我把信发了出去。也算是我和我们家的正式表态吧！
说是要去荆门，可是谈何容易！时间倒是很多，反正春节前没有招工的了。但钱呢？我没有能到荆门来回的路费，唯一的办法是搭油田的便车。通常在春节前，会有便车把尚留在武汉的家属带去荆门，并把在荆门的职工带回武汉，以方便他们团聚。也就是说，我只能在春节前夕才有可能回到荆门。我心急如焚，但毫无办法。
我到处联系，最后到二月八号，油田从荆门送人回武汉的车要返回荆门，我才挤了上去。大姐姐在荆门的同事潘玲的女儿唐婴和她弟弟在武汉读书，现在学校已经放假。他们也和我一起去荆门跟他们的妈妈潘玲团聚。那天又是风又是雨，那个带蓬的大卡车装满了人，慢慢地走了一整天，直到傍晚才到油田医院。估计事先已经接到了爸爸的电话，潘玲在那里接我。她笑着说：“你就在我们家过春节吧！明天去把江恩叫来，好吗？” 我点点头：“看情况吧。”
第二天开始放晴，太阳出来了。我吃了早饭就准备出发去掇刀。潘玲又一次嘱咐我：“明天就是除夕了，你一定把她带过来，我们一起过年啊！” 我没心思和她讲话，摆了摆手，就赶快往公共汽车站跑去。
车站里刚好有一辆去掇刀的车等在那里，准备十分钟后发车。我坐上去，刚想喘口气，突然看见掇刀农科所烧饭的那个小青年也从后面上来了，看样子也是去掇刀的。我高兴极了，赶快上去跟他打招呼：“回农科所吗？” 他点点头：“你去哪里？” 显然他不知道我已经回武汉了。“我去找小余啊，她不是说不回去过春节吗？” 那小青年摇摇头：“不是的，公社后来说不演节目了，小余已经回恩施家里好几天了。”我心里一下子凉了半截，那还去掇刀做什么？我赶快下了车。想了想，就跑到邮电局，挂了去恩施屯堡的长途电话。一会，电话就通了。我刚听到一个女的声音：“喂”，就大声叫了起来：“你怎么不打招呼就走了，我又跑到荆门来了……”。话没说完，那边就笑了起来：“小江，是我啊，我是罗老师。江恩在河边洗衣服，马上赶过来。”我不好意思地说：“罗老师好！” 罗老师开心地笑了：“你爸爸写给江恩的信我们都看到了。我说了江恩的，为什么回来不跟你打个招呼。你等会批评她吧。我告诉你啊，我没有什么东西送给你，有空把她那里的樟木箱子拿去，做个纪念吧。好吗？”一会，小妹赶来了，她接过电话，小声地喂了一声：“你好吗？”我没好气地说：“怎么好得起来，我跑来看你，你跑回恩施了，我该怎么办呢？”小妹在电话那头不好意思地说：“对不起。”罗老师在一旁大声地问：“你问问小江，能不能赶来恩施过年？”我一听哭笑不得：我也想去啊，可今天已经是大年二十九了。就算买票搭车乘船一切顺利，也得大年初二才能到屯堡。而且我根本就没有这么多钱来买票。
我放下电话，慢慢地往医院走去，心里真的郁闷极了。我该怎么安排这几天呢？我抬头四处张望，突然看到了路边的高压电塔。我想起了电管所。是啊，我在荆门还有那么多朋友，我为什么不趁机到电管所和生产队里去看看呢？于是回头朝电管所走去。
大年二十九，到处都放假了。电管所除了值班的和家在荆门城关一带的，大多数人都已经回家，院子里冷冷清清的。我朝卢老师家里走去。丰阿姨正在那里剁肉馅，卢老师则在洗菜，一片忙碌的景象。他们看见我来了，一脸的惊讶，都不约而同地放下手中的活：“你不是回武汉了吗？”我告诉他们，我是来看望小妹的，不过她回恩施了。卢老师热情地说：“不要紧，那你就住我家过年吧，还热闹些！”。我心里想，早知道是这样，我真的该住这里还随便些。但又一想，心里就不由得有些好笑：如果我早知道是这样，又何必来荆门呢？于是对他们说：“除夕我在医院里过，初一再来看你们吧。”
吃了中饭，我就赶到冯庙。到了队里，家家户户正在忙着做年饭，男人和小孩则开心地在外面休闲。他们看到我竟然回来了，一个个都惊讶的不得了：“我们以为你再也不会回来了的，没有想到你还会回来呀！”大家都拉着我到他们家里吃饭，可我只有一张嘴巴，只到了四川人谈玉碧家、北头的妇女组长张国芳家、河南老乡李定焕家和会计朱定国家吃了饭。我跟他们说：“过了年我再过来玩吧！”他们半信半疑地问：“真的吗？”我点点头。其实我心里很清楚，一旦我上班以后，再来荆门的机会就很少了。即便到了荆门，恐怕也没有时间到生产队里来。所以只有这次抓紧机会多玩两天吧。
第二天大年三十，我清早赶到革集电站。老刘正在打扫电站，准备回家过年。看到我来了，放下手中的扫把就迎了上来：“小江，昨天我就听说你回来了，不知道你会在哪个家里。真想你啊！”我笑着打了他一拳说：“我有什么可想的？”老刘摇摇头说：“你不知道，你刚走几天，这里下了好大一场雪。几乎每段电线都被冻断了，电线杆也被拉得东倒西歪的。又没有人帮忙，后来找了好多年轻人，费好大劲才把它们接好。唉，要是你在就好了。”我这才想到，除了通往革集镇的那条线路外，其它的线路都是夏天最热的时候架起来的。通常在入冬前应当调整一下松紧度的，但临走时忘记了。没想到给老刘带来这么多麻烦。老刘拉着我一定要我到他家去吃年夜饭。我摇摇头说：“不行啊，我马上要赶到医院去，要不然他们看到我一天没有回来，会以为我出了什么事哩。”
等我从革集回到潘玲家里，天已经开始暗下来了。潘玲担心地问：“你跑哪里去了？两天都没有回来。”我有气无力地说：“江恩回恩施了，我回生产队玩了两天。”潘玲看着我，想说什么，但没有说出来。过一会招招手说：“算了，吃年夜饭吧！”
除夕夜，潘玲家做了很多菜，那时候没有电视机，也没有什么春节晚会。所以除夕也就是大家坐在一起吃饭，热闹热闹。桌子上虽然有很多菜，但是有一条蒸全鱼是不能动的，要完整地端下去，已示“吃剩有余（鱼）”或者“年年有余（鱼）”的寓意。
那天，我根本没有心思吃年夜饭，随便吃了两口就回房间了。感到很无聊，于是提笔给小妹写信。写什么呢？我不由得想到小妹给我的信中说的话“这样的日子也是要人过的。”不由得自己笑了起来。是啊，如果小妹春节回不去，我又不能来的话，她今天不是和我现在一样吗？于是我提笔给她写信：“现在正是除夕，我坐在房间里很无聊，一点办法也没有。但是这样的日子也是要人过的……。”就这样，我一个人坐在小房间里一直到半夜，过了一个除夕。
第二天，我高高兴兴地跑到电管所，给卢老师和丰阿姨他们拜年。他们高兴极了，因为他们没有什么亲人，过年也不会有什么人过来给他们拜年。中午，桌子上摆满了好吃的菜肴。卢老师说：“以后还会常来的吧！”我笑笑：“谁知道哩。这要看小妹的情况啊。” 卢老师点点头。丰阿姨说：“以后只要到了荆门，就来这里，不要讲什么客气！”
我在电管所里呆了整整一天。院子里还有几家老职工，还有一个小姑娘。她也是电管所的职工，因为她的父母前几年在运动中自杀了，据说是大年三十自杀的，她就成了孤儿。考虑到她已经过了十八岁，可以参加工作了，就把她安排到电管所上班，也算是解决了一个问题。有这么多人认识，一天很容易就打发过去了。
初二和初三，我再次去了生产队。虽然离开了近两个月，但我感觉比在武汉还要随便一些。总是感到这里像“家”，而武汉那里是爸爸妈妈的家，和我似乎关系不大，仅仅是个暂时住的地方而已。有时候我自己也感到奇怪：怎么会有这样的感觉呢？临走时，老乡们送给我很多鸡蛋，还有两只风干鸡。尽管我告诉他们，我在荆门也是住在别人家里，用不着这些吃的，但他们还是把各种吃的东西往怀里塞。
初四那天，我思前想后，决定还是到掇刀农科所去看看。我提着老乡送给我的鸡蛋和风干鸡。农科所已经上班了，但他们只是在地里混上二个小时就回来，其实也没有什么农活可干。我去看望和小妹住在一起的那些女知青们。她们看到我带来了鸡蛋和风干鸡，很高兴地说：“今晚可以有好东西吃啦！”我问她们小妹的身体和生活情况。大家七嘴八舌地讲了一通，有个年纪稍大的女孩子说：“你放心吧，我们会相互照应的。” 我尽量装作若无其事地样子问道：“我姐姐是不是来过这里？” 她们说：“好像是来过一次，不过没有进屋。江恩也一会就进来了，好像没有说什么话。” 我明白了：至少小妹感觉不是太好。但大姐姐至少也没有让小妹太难堪，否则其他人会感觉出来的。很可能是，大姐姐对小妹是个爱理不理的态度，这让小妹感到很难受。
来到荆门几天，能看的、该看的都看了，我也心满意足了。于是在医院休息了一天后。二月十六日晚，我乘从宜昌过来的九十四次火车返回武汉。潘玲给我找了辆车，把我送到火车站。她的同事奇怪地问：“都回武汉了，还跑荆门来干什么？” 潘玲笑笑说：“你看吧，他还会来的。”说着朝我眨了眨眼。我不好意思地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