猪不啃的南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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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在泥泞中前行
（1975 – 1978）
夭折的初恋虽然带给我巨大的打击和无限的悲伤，但它带给我的财富也是无限的。那场梦使我经历了人生的第一次绝望，然而也正是它, 把我推到了永不屈服的人生制高点。
愿望与现实之间的距离等于客观要求你所应具有的能力与你实际的力所能及的能力之差。
刚回武汉的日子里
自从我们家于一九七二年初的大年三十被赶出来后，防疫站就在十七栋给了一个单间给爸爸妈妈住，另外在相隔约一百米外的十六栋给了我们另外一个单间，让我们回来时住。我回武汉后，爸爸妈妈就安排我住在下面十六栋的房间里。那仅仅是位于一楼的一个前后都有门的小房间，里面只有两张小床。没有厕所和洗脸间，好在走廊对面就是公共卫生间。其他住户就把炉子安在走廊或者前面的台阶上。我每天就在这个房间里活动，到吃饭时就叫我上去吃饭。
一九七五年元旦，我刚回来的第三天。那天早上我正坐在床上东张西望。突然，通往走廊的后门开了，一个女孩推门进来，我赶快站起来看着她。她笑着对我说：“你是江育林吧？我叫樊惠芳，是你大姐的好朋友。”我似乎在哪里看到过这个名字？突然我想起来，就往墙上的挂历上仔细看，果然在挂历上用圆珠笔写了“樊惠芳”几个字，下面好像还有电话号码。我很紧张，不知道该说什么。倒是她非常随便，看得出和我们家里很熟。她是来叫我上去吃饭的。一听说是大姐姐的好朋友，她在我心里的年龄就立刻大了一些，至少是属于大姐姐那一批的人吧。直到很久以后我才知道，其实她比我还小。
吃中饭时，爸爸告诉我：她在武汉市无线电器材厂当工人。如果感兴趣，可以到她那个厂去看看。我正在等待招工，当然对工厂感兴趣了，我需要对各种工作有一些基本的了解。于是立刻答应了。
元月四日，我按照爸爸画的路线图，来到位于古田二路的武汉无线电器材厂。我去过沙洋化肥厂这类化工厂，也去过荆门电管所和农机厂这样的工厂，而这无线电方面的工厂还是头一次。我很有兴趣地看着一切。那里有做半导体的化学车间，也有把芯片焊接到晶体管外壳里的装配车间。总之，都是做一些很精细的工作。我特别被一台自动化的送料机器吸引住了。一些晶体管的外壳杂乱地堆在料斗里，在振动器的推动下一个个整整齐齐地顺着一圈一圈的槽子往上走，并自动地把放反了的壳子剔出来，然后进入加工程序……。真的奇妙极了！我趴在那里看了很久很久，还不愿离开。
元旦过后，我来到珞珈山街道办事处。凡是有武汉户口而没有工作单位的人都必须归到户口所在的街道办事处管理，我自然也不例外。接待我们这种人的是个女干部，看起来比我要年轻。她先是一本正经地向我宣读了文件：“你可能被分配到国营单位，也可能被分配到集体单位。要根据情况决定，你应当有两种准备啊！”—— 在那时的中国，国营工厂的工人才算是真正的工人阶级，而集体工厂的工人似乎带有“资本主义”成分，至少没有国营工人纯洁吧，因而他们的地位也是不一样的。例如调动工作，国营单位的人只要上面批准就可以调动，而集体单位的人则很困难，通常需要对调。就是说要那边也刚好有个人想要调过来才行，工资待遇等也不一样。那时候没有私营，只有一些个体户就算私营的，那是资本主义的东西，有也不算“革命经历”。那时候连工人也是分三六九等的。
当她听说我是团员时，随口问了一句：“你什么时候入团的？”“一九六五年”。那人吃了一惊，回过头来看了看我，大概觉得我的团龄够长的了。口气也松了很多：“以后有空可以帮我做些宣传，像出黑板报的，行吗？”我无所谓地点点头。她突然想起了什么：“你的档案带过来了吗？”我心里咯噔一跳，装作一脸茫然的样子：“没有啊，还要我们自己带档案吗？”她很不高兴地说：“怎么你们一个个回来时都是这样，除了户口和粮食关系外，什么都不带，连个手续都办不全？”大概看看我的年纪比她还大，就无可奈何地说：“算了，让将来招收你的单位再来重新做吧”。我这才发现，没有带档案回来的知青好像是大有人在，于是暗暗松了一口气。
由于呆在街道办也没有什么事情，所以她也并不要求我们天天来报到。只是要求我们隔几天来看看，是否有招工的消息。几天后，当我再次来到街道办时，突然看到姜都也在那里。我很意外，因为我已经几年没有听到她的消息了。当然也很高兴，总算看到一个朋友。后来才知道，姜都一九七三年就被集中到张坪大队的一个祠堂里住。那里条件比在老乡家里要差很多，几个月后就病了。回武汉住了几个月的医院，然后就开始办理病转回城的手续，十月份就回了武汉。难怪去张坪两次没有见到她。现在她正在水利电力学院的土力学教研室做临时工，帮着做试验辅助工作。所以也算是没有正式工作，经常要来街道办的人。大概姜都顺便在帮街道团委做点事情，帮忙收团费，因此还能见上几次面。我看到姜都一年多了还没有工作，不由得担心起自己来。我问那个管我们的干部：“我们不会在这里等上几年吧？”那个人摇摇头：“你们不同，市里是要负责安排工作的，不会等很久了。”我这才稍微放心一些。
到一九七五年为止，湖北省已经停止招工二年多了。知青们根本没有被安置任何工作的可能。很多设法以“病残”的名义回城的知青只是拿到一个武汉市的户口而已。没有工作，他们根本无法维持自己的生活。有的只好无奈地依靠父母，有的就到处打打零工。所以我们这些因执行“多子女身边无人”政策而能把户口转回武汉还包管分配工作的的知青，就算是非常幸运，成了被羡慕不已的人。
三号早上吃早饭的时候，爸爸问我：“你给小林写了信没有？”我摇摇头：“这几天都在办手续，很忙，过几天再写吧。” 爸爸突然对我发起火来，开始破口大骂：“你自己回来就不管小林了？你知道他现在在下面是什么心情吗？你不写信去安慰他，太没有良心了！” 如此云云。我吃惊地看着爸爸，不明白他为什么突然要发那么大的火。不就是写封信告诉小林我回来了吗？至于吗？爸爸还在那里发挥：“你知不知道小林现在在那里是多么难受？是什么心情吗？” 我听不下去了，就说了一句：“那你知道去年我一个人在乡下是什么心情吗？” 没想到他横蛮地说：“我管你是什么心情！” 我静静地看着他，然后一声不吭地走了，把他留在屋子里。我觉得这不像是我的家。如果我有自己住的地方，哪怕再破再旧，我也会毫不犹豫地离开这里。但是我现在实在是无处可呆啊！
虽然武汉市政府答应会安排我们这些人的工作，但大家对此仍然存有很深的疑虑。元旦后，我们就开始到处找熟人“帮忙”了。爸爸说，在广埠屯有个任伯伯是爷爷的老同事，曾经在街道上班，说不定能帮上忙。于是有天傍晚，我们提着两瓶从荆门带回来的小麻油去拜访他。任伯伯住在广埠屯商场旁边一个破旧的小屋子里，看得出生活条件很差。看到我提了麻油来非常高兴，不过他也实事求是地说：“我尽量帮忙吧。” 我感觉到他年纪很大，好像很老了，不禁怀疑他不会有什么本事。不过反正是个熟人吧，去看看他也是应该的。
后来在街道上还碰见了初中的一个同学朱公银，他家在东湖边的农村里。当他在街道上见到我，就跑到我家来玩。爸爸听说他要帮我在街道“活动活动”，其实也就是老同学之间说说而已的帮忙，以为他有什么本事，还拿出几块钱叫他去“活动”。朱公银吓了一跳，我也觉得有些好笑，但也不好说什么。总之，那时候似乎干什么事情都要有“门路”，都要开后门，所以大家对从正规渠道办事几乎没有什么信任感。而按照我们家的情况和环境，根本不可能找到什么真正有用的“路子”。所以听说有人愿意帮忙，当然就要抓住不放了，也不管是不是真的管用。
一月九日上午，街道办突然通知：下午我们这些人都到湖北省中医学院体检，武汉市汽车运输公司五站的要来招工了！大家都为之一振。吃完中饭我们赶到医院，招工的人已经等在那里了。原来他们需要大量的搬运工。而原先通过办理病转手续回来的那些知青，虽然他们知道有些是假病，但确实也有些是真病。所以还是希望从我们这批人中挑选一些。
听到这个消息，我的心凉了半截。肩膀没有力气是我的软肋。在农村期间，我能吃苦，能耐劳，不怕脏，不怕累，但就是不能负重挑东西。怎么哪壶不开提哪壶啊？我仔细问了一下招工的师傅，他们回答得斩钉截铁：“将来可能会改做其它工种，但头一年肯定要做搬运工，要扛麻包的。” 但，这可是个国营单位啊。我犹豫再三，还是放弃了。人要是连命都保不住，国营单位又有什么用呢？于是我找到招工的师傅，很婉转地说：“师傅，我在农村得过黄疸型肝炎，住过几个月的医院，扛麻包肯定是不行的。你看……”。那个师傅倒是非常爽快：“那你就算了吧。”那时候待业青年比招工的多得多，所以他们一点也不愁招不到人。
于是第二天我到街道办，跟管我们的干部说：“我身体不行，不能扛麻包，招工的说不要我去了。” 她很不高兴地说：“你们这些人回来后就挑三拣四的！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再有招工的来，那你就再等吧。” 我一听还没有说不让我再去招工，心里才放心下来。
没想到这一等，在春节前就再也没有招工的了。春节后也一直没有消息，一直等到三月底，才又开始了新的招工。
汽运五站招工后，街道办告诉我们，春节前不会有招工的了。我就想：自从张崇武离开荆门后就没有再见过面。汉阳县离武昌来回大约有一百多里地。如果骑自行车，虽然有点累，时间上一天来回应当是没有问题的。我想到那里去看看他。
要走那么远，自行车是最重要的。头一天，我在家里把家里的自行车仔细地维修了一遍。上了油，刹车也调好了。二十二号一早就出发了。虽然说骑自行车省力，但毕竟有那么远啊，我骑到中午才进入汉阳县。等我找到张崇武，已经是下午两点了。张崇武并不在生产队劳动，而是在大队的学校里教书。我走进学校，听见他正在讲课。农村的学校其实没有那么严格，通常来了什么人，老师就随便叫学生们看书，然后跑掉了，大家也没有感到有什么不对劲。但我觉得还是不要打扰他比较好，毕竟他在那里是“安家落户”。于是就在外面等着。好在只剩下小半节课，一会，张崇武就出来了。他看到我高兴极了，我们就站在那里谈了好久。不觉得天开始暗了。我只好说：“我要回去了，要不然天黑了还没有进城的话，连路都看不清楚了。” 由于对前途未知，看得出张崇武心里非常郁闷。也只有这样依依不舍地告别。
在返回途中，我一路飞奔。好容易在八、九点才骑到洪山。到张崇武家里坐了一会，等我回家，已经是十点以后了。骑了一整天自行车，屁股好疼啊！
二月一日，小林回来了，他还是原先那个样子。凭心而论，至少我的感觉，他对我被抽调回城的态度和我去年对他要回城的感觉差不多，并不像爸爸说的那样难受。相反，倒是家里其他的人去年对我的态度和今年对小林的态度大不一样。我也懒得去看待这些事情，完全没有这个心情。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
谢谢你真实的回忆，一直跟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