偷偷回家 31

偷偷回家

十一月底，大概是上面斗得太厉害，顾不上底下的老百姓了。听说爸爸妈妈都已经被放回家，不再被关在牛棚里。大姐姐就和我商量怎么才能回去看看才好。我说：“要回去一定要有理由，否则怎么跟队里说呢？而且最好要有个证明，要不然防疫站的人要查起来怎么办？”大姐姐想了半天，突然说：“有了，你就说要回学校开证明吧，就说是招工要用的。”然后，她不知道从哪里搞来一张油田的证明，上面赫然盖着“五七油田八分部（即炼油厂的代号）”的大红章子。有了这东西，我心里就踏实了。
十二月三日，我乘坐三零四次火车连夜赶回武汉。第二天，我去七医院留守处，在那里报了个到，以免有人追查起来有个交代。然后跑到洪山张崇武家和电子设备厂吴恒乐那里玩了半天，直到傍晚天已经黑了，才偷偷地溜回家来，以免又被专案组的人看见了把我抓到招待所去住。
我偷偷地溜到后门。看到家里亮着灯，我的心剧烈地跳动起来。我担心专案组的人正好在家里给他们训话，不敢贸然敲门。就先走到后面，贴着门听了一会，确定里面没有外人，才轻轻地敲了几下门。屋里的声音立即停止了，一片寂静。我又敲了几下，才看到妈妈从房里出来，隔着玻璃看看，紧张地问：“谁呀？”我很轻地回答：“是我，育林。”妈妈惊呆了，忘记了开门。她吃惊地问：“你怎么回来了？”我生怕隔壁有人听见，赶快说：“你先赶快开门呀！” 妈妈才如梦初醒，赶快把后门打开，让我进屋来。
爸爸也从屋里出来了。他们两个站在我面前，呆呆地看着我，仿佛不认识一样。过了很久，爸爸才开始问到：“你怎么回来了？有什么事情吗？”我赶快把介绍信拿出来给他们看：“不要紧，我是来办事的，有油田开的证明。”爸爸把介绍信翻来覆去地看了半天，才放下心来，叫我到里屋去。我在夏天时就给妈妈做了一双很漂亮的女式边带布鞋，还绣了一双鞋垫。当我拿出来送给妈妈时，他们瞪大了眼睛看着我：“这个，是你自己做的？不是别人帮你做的？”我很得意地说：“当然是我自己做的，怎么样？”妈妈惊叹地说：“啊呀，简直跟外面卖的一样！”我笑着说：“外面卖的还不是人做的。”这时，他们才开始放松起来。
由于他们是刚被放回来，家里什么也没有了，只好大家挤在一张大床上睡。我担心地问：“床会不会压垮？”爸爸使劲地按了按床：“我看不会，就凑合着过吧。”那天我们很晚才睡。我跟他们讲了林彪和“九一三事件”，他们吓得瞪大眼睛坐了起来。原来他们一直被隔离关在单间里，不让看报纸，也不给传达文件，所以什么都不知道。这个消息对他们的冲击太大了！
之后的几天，我到处探亲访友，晚上才回来睡觉。不料第二天傍晚，我刚回到家不久，专案组不知从哪里得到消息，就登门拜访来了。他们一进门就板着脸问：“你回来干什么？” 爸爸妈妈站在一旁紧张得不得了。我赶快拿出介绍信给他们看，说是要去学校开证明。他们把那张介绍信仔细地看了又看，才还给我，说：“办好了赶快回去！” 我们才松了一口气。就这样，我在武汉整整呆了五天，一直到八号才登上回荆门的火车。临走时，爸爸送我一块天津产的手表。也就是从那时起，我开始有了自己的手表，在农村不再靠看太阳过日子了。
年底，湖北省发下通知：招工暂停三年！这对我们这些还在农村伸长脖子等待招工的知青来说，无疑是一次沉重的打击。劳动和表现已不再有任何意义，知青的信仰开始全面崩溃。比较老实的知青开始想办法装病，试图以“病转”的名义回城。而调皮的知青则破罐子破摔，不上工到处玩还是比较好的，有的则到处偷鸡摸狗。如到副食品店偷鸡蛋的，打架的，到处惹事的。有个子陵的知青路过信用社，隔着安了铁丝网的窗户看到桌子上有几张钞票，房间里没有人，就用一根棍子沾上一点点沥青，从铁丝网的小孔中把钱一张张粘出来。这些事情真的很有“创意”，我想那一定从我们小时候用沥青粘知了的方法得到的灵感。

一九七一年对于还留在农村没有被招工上来的知青来说，是非常残酷的一年。我们终于明白：表现再好也没有用。有用的，除了爹妈的成分外，就是关系和权力。“开后门”变得泛滥成灾。农村里也开始知道剩下的知青是什么东西，我们面临着极大的生存压力。生存，不仅仅是指吃和住，更重要的是生存下去所需要的精神支柱。

[gladys]

说得很好--“生存，不仅仅是指吃和住，更重要的是生存下去所需要的精神支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