队里进了工作组 26

队里进了工作组

 

三月中旬，生产队进驻了工作组。领队的姓熊，是个个子不高的胖子，搞财会的，一脸的严肃。另外两个都姓李，一个眉清目秀，好像是搞行政的，样子还比较本份。另一个叫李心红，据说原先不叫这个名字。无所谓，名字又不是拿来喂狗，是拿来叫的，叫什么都行。但他的绯闻很多，据说是个搞女人的老手。曾经创造了傍晚从牌楼和一个妇女一起走到子陵的几个小时内就把别人搞到手的记录，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平时就是一副娘娘样：走路是走的碎步，伸手是兰花指，只要有一个女的，他就一定和她走在一起。看来这些新闻多半不假。

工作组的任务是抓阶级斗争，查账目，看有没有瞒产私分。他们一来，就开始发动群众，搞地下活动，整队长和会计的材料。除了少数想趁机向上爬的人外，大家都忧心忡忡：春耕马上要到了，万一把班子搞乱了，生产怎么搞？一年的收成可是要受影响啊！工作组反正是拿工资的，收成好坏与他们无关。而且往往是赶在秋收结束前撤走，把搞得乱七八糟的摊子扔给当地的农民。等到想找他们算账时，早就跑得连影子也看不见了。

他们在这里还有一个任务就是推广双季稻。认为这是增产的唯一途径。所以按照“上面”的意思做了很多工作：把原先的中稻改为早稻，提前耕田和培秧苗。于是我们在还有很多冰碴子的田里放水耕田，每天冻得双腿通红。三月底就开始泡谷子在温室里培苗，还准备搭上尼龙棚子保温。

但这里是北纬三十一度，气候已经很冷了。荆门的城南和城北相差都很大。例如：城北的大白菜能紧紧地包起来，长成很结实的一个大白菜，而到了城南，大白菜的叶子就包不起来了，只能很松散地张开着生长。节气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作物的生长也不是人类想什么时候种就什么时候都能长的。所以各种意想不到的事情就发生了：

工作组命令我们四月五日，就是清明节一定要把谷子下到秧田里，否则插秧就来不及了。但四月四日突然变天，第二天下起了小雪，秧田里结了一层薄冰。此时如果把谷子撒到田里无疑是疯子。工作组只好撤销了决定，大家这才舒了一口气。

由于下秧时间迟了，到了要插早稻的时候，秧苗才长了不到十厘米，手掌大的人可以一把攥在手里。插起秧来非常费劲。就这样工作组还叫我们要密植稀插，叫做“三五寸，六八根”。就是要我们插秧的行距为五寸，间距为三寸，每次只插六到八根。还用耙子在水田里划线，他们站在田埂上监督我们是否按照这个标准插。这样干活真的很累！秧苗太短，最短的甚至只能用手端着。这么小的秧苗六到八根只有一点点，一不小心就放多了。如此高的密度连脚也放不下去，后来推秧草时也很困难。通风和光照都不能满足稻谷的需要，最后产量肯定上不去。但工作组的话就是“圣旨”。农民们被奴役惯了，谁也不敢违抗。

知青们却不是这样想的。一天，我们和工作组争吵起来。我们对他们说：这样做是违反科学的，不能这样搞。队里的干部刚从瘫痪中站起来，要扶持，不要打击，否则会把形势搞乱……。工作组的脸上挂不住了，他们从来没有遇到敢向他们提不同意见的人，于是开始向我们开刀。有一次在没有知青参加的会上，他们胡说八道，说我们和队长会计勾结起来，贪污队里的粮食等等。消息一下子就传到了我们这里。

我们愤怒了！几天后，工作组召集生产队的全体社员在我们住的大仓库里开群众会。正当大家快到齐了，工作组的人得意洋洋地坐在那里，准备发号施令时，于衍正走向前去，质问工作组的老熊：“你是不是在前几天开会时说我们贪污粮食？”老熊一下子没有转过来：“你想干什么？”于衍正大声说到：“你在胡说八道！你必须跟我们道歉！” 老熊做梦也没有想到有人敢对他如此放肆，而且是当着群众的面羞辱他，不由得大怒：“你怎么敢对工作组这样说话？！”于衍正毫不退让：“老子见你这种东西见得多了。你算什么玩意，敢随意说我们知青的坏话！你就是个王八蛋！”老熊几乎气得昏了过去。但他也意识到：站在他面前的不是老实巴交的农民，而是天不怕地不怕的知识青年。如果僵持下去，什么事情都是可能发生的。于是不得不软了下来，不再搭理我们。周围的农民则头一次看到这样的好戏：原来工作组有时候也是个纸老虎。

就这样，工作组想整我们的企图遭到了沉重的反击，从此在任何问题上很少提及知青。但他们仍然不死心，一天，他们说叫其他人做技术员，把我的技术员给撤了。我根本无所谓，这本来就是白干的事情，又不多给工分。但后来却叫他们为此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该下第二批谷子培秧苗了。通常谷子泡水后要用稻草捂在温室里催芽，等到发芽后再撒到秧田里，长到一定的高度才能插秧。而催芽阶段是最关键的一步：温度低了催不出来，温度高了会把谷子烧死。发了芽的谷子烧死后就会冒出一股酒味，这样的谷子完全没有用，只有每家分一点拿回去喂猪，或者和面粉搅在一起做粑粑吃，还有点甜味。大家叫“芽子粑粑”。

以前催芽都是由有生产经验的中农和富农来干的。我们虽然没有经验，但会看温度计，怎么也不会搞坏。而现在要依靠贫下中农，把中农和富农都排斥在一边，我这个技术员也不让干了。贫协组长只好硬着头皮来催芽。其实，解放前的贫农主要是两类：要么是非常穷，经常给人打短工。所以力气是有，并不知道怎么种田，特别是那些关键技术根本就搞不清楚。要么就是好吃懒做，不愿干活，所以很穷，这些人更不会种田。因此，实际上贫下中农并不会种田，中农才是最懂农活的。

贫协组长按照原来看到的大致模样把谷子堆在一起催芽。过了两天，我们出工时走过那里，闻到一股淡淡的甜味。我偷偷地笑着对刘桂兰说：“等着吃芽子粑粑吧！他把谷子烧死了。”果然到了下午，队里通知：每户来北头领五斤发了芽的谷子回去吃。刘桂兰惊奇地问：“你怎么知道？”我笑了：“他根本不是干这活的料啊！”

就这样，春天的农忙总算是对付过去了。但到了七月份，问题就严重了：这里本来就地多人少，到了双枪季节，要割谷，同时还要耕田和插秧，人手根本就来不及。由于这里气候偏冷，早稻成熟的时间比预想的要迟，而晚稻的插秧时间是死的，绝对不能超过八月八日立秋。俗话说：“插秧不过秋，过秋九不收”。就是说，如果插秧时间迟于八月八日，一定会颗粒无收。因此，无论如何要赶在那天之前把割谷和插秧的事情搞完！

工作组像疯子一样逼着大家加班干活。人一个个累得倒下了，但仍然无法按时完成计划。因为有些早稻还没有成熟，如果要等到熟了再收，时间肯定来不及了。怎么办呢？

他们想来想去，决定铤而走险。把还在灌浆的早稻割掉不要，赶着插晚稻。这时的早稻已经灌浆，只要有几天的大太阳，谷子就熟了。如果现在割掉，谷壳里就是一泡白浆，就是颗粒无收！这种王八蛋的主意只有不种田的人才会想得出来。他们要的不是粮食，而是数字，是插了多少亩早稻，又插了多少亩晚稻。至于收了多少斤粮食，和他们的“政绩”没有关系，那时他们已经离开生产队了。这就是上面派下来的工作组！

老乡们被赶下田割谷，大家站在还没有成熟的早稻田里，眼泪汪汪地不愿意下手割谷。工作组的老李来了。他看到大家站在那里没有动，大声叫：“为什么不干活？快点抓紧时间啊！”几个胆子小的人低头割了两把，把谷子用手一压，白色的浆液流了出来。大家的心都痛了，又停了下来。老李急了：“你们不要磨磨蹭蹭的啊！误了季节怎么办？” 最前面的冯家新直起腰来。冯家新是有名的胆小怕事的人，对人说话都是结结巴巴，细声细气地。但今天不了。一向老实巴交的家新眼睛里冒着火，手里提着镰刀，一步一步朝工作组走去。他手里拿着还在灌浆的稻谷，结结巴巴地说：“领导，这些谷子只要晒两天太阳，就是到手的东西了。现在割掉，就什么也没有了，我们春天就白干了。晚稻能收多少还不知道哩，怎么能把现成的东西不要，去搞那个说不清楚的东西呢？”大家都不声不响地提着镰刀围了过来，个个阴沉着脸。

老李看到大家都围了上来，手里提着寒光闪闪的镰刀，不由得心里有些发虚。他往后退了两步，嗫嗫嚅嚅地说：“算了，你们不愿意就算了吧。”说着转身就跑了。大家才松了一口气。

就这样，由于不顾实际条件和科学规律，强行推行密植和双季稻。一年下来，人付出了几乎一倍的劳动，而产量却从十五万斤降到七万斤，工分从六角多降到二角多。但刚到秋天，还没有到收晚稻的季节，工作组突然就宣布撤退了。临走时，老熊自嘲到：“我们要滚蛋了！”老乡们愤怒地说：“你们有本事把呆在这里的时间不拿工资，靠队里的生产来给你们工资。”

[林向田]

“不顾实际条件和科学规律，强行推行密植和双季稻。一年下来，人付出了几乎一倍的劳动，而产量却从十五万斤降到七万斤，工分从六角多降到二角多。”
“他们要的不是粮食，而是数字，是插了多少亩早稻，又插了多少亩晚稻。至于收了多少斤粮食，和他们的“政绩”没有关系，那时他们已经离开生产队了。这就是上面派下来的工作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