猪不啃的南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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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庆荣死了
八月初，我去十里牌医院，想去大姐姐那里把手风琴拿到队里玩几天。大姐姐对我说：“你知道吗？王庆荣死了！”我呆呆地看着她，根本没有意识到她在说什么。几天前，我到荆门县城买东西，路过医院，还看见王庆荣在简易工棚里洗衣服。当时我们还谈了好久。她说，她准备回武汉看看，还听说马上又有大批招工的人要下来了，看来我们还是有希望的。她还说，我们一定要好好劳动，争取有个好的表现。我当时坐在她旁边，默默地听她说话，心里想起公社副书记张化文的话……。
怎么会就“死了”呢？
大姐姐告诉我，前几天她搭便车回武汉。大卡车上装满了大箱子，她们几个女孩子就坐在箱子顶上。车经过荆州，刚一出城，转弯时可能太急了，车翻倒在水田里。王庆荣和另外一个女孩掉到水田里，并且被大箱子压在下面。等到人们赶来把她们从泥水里拖出来时，已经没气了。
大姐姐还告诉我，王庆荣死后，被拖回荆门七医院来。第二天买了一口棺材，送到麻城铺埋了。就在荆门通往沙洋的公路旁边，用木牌给她立了一个碑。事情就这样办完了。
事情就是这样，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了。但这毕竟是一个鲜活的生命啊！虽然和她没有太多的来往，也只是一般的校友，甚至她还只是初中的学生。对我，可能只是很小很小的一段回忆而已。但我们毕竟互相认识。
王庆荣是初三的学生，比我们低三届。最初认识她是在武重联络站，我们天天在一起。记得一天晚上，我们一起出去刷标语和大字报，还要去街头演出。我们用长刷子挑起浆糊桶边走边聊。她突然叫起来：“江育林，你不累吗？我在后面已经换了好几次手了。”我回头一看不禁笑起来：“提这么个小桶还用换手吗？我提一天也不用换。” 女孩子出力气确实不行。不过到演出时就该她们神气了。王庆荣很会跳舞，特别是演红小鬼演得很像。红通通的脸，扎着两个小辫子，样子挺可爱的。但是“七二0事件”后，我们联系就不多了。
下乡后，王庆荣在兰桥公社金塚大队，和他们班的同学在一起。弟弟小林下乡时，我送他去生产队，路过兰桥，在她们队住了一晚。那时候我已经知道她家里的情况：她的父母都是被镇压的，所以一直和她的姐姐王庆莉一起生活。她姐姐也在七医院工作，和我大姐姐是同事。也许是同病相怜吧，我们关系好像又近了一些。那天，其他人都休息了，王庆荣还坐在炭火旁陪着我聊天。那时她对自己的家庭成分非常悲观，觉得没有什么出路。其实那时候我自己也很迷茫，但人总是要活下去，因此只有安慰她“先好好干活吧！” 那天我们谈得很晚。可能她很久没有和别人谈自己的想法了。因为那天晚饭后，有知青居然还要求大家站在毛主席像前“晚汇报”，被我一句话打发掉了。在这种环境下，像我们这样的人是很难找到倾诉对象的。
大姐姐说，她姐姐哭得很伤心。我能想象得到，从此后就剩下她孤独一人过日子了。但在其他人眼里，不过是又死了一个人而已。没有什么“英雄事迹”，算不上是烈士；也算不上是“因公”。死了一个知识青年，就像是踩死了一只蚂蚁，无声无息。几十年后，我看到一本关于日本慰安妇的书。那里讲到有些慰安妇其实也和日本士兵一起在战壕里生活，在打了败仗时也有人和士兵一起服毒自杀以“效忠天皇”。但在战后，只有士兵才被追认为因公死亡，而慰安妇是没有的。看到这里，我不禁觉得知青下乡就像是日本的慰安妇。知青们下乡是为了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但没有任何人承认他们的合法性，甚至很多年以后才勉强承认了下乡的这一段“工龄”，有的单位甚至还要加一句：“在分房子时不能计算在内。”
那天晚上我回到生产队，他们几个还没有收工。我一个人在岗子上拉起了手风琴，就算是寄托给王庆荣的一点哀思吧！我拉着拉着，吴恒乐和张崇武他们收工回来了。他们笑着问：“你今天怎么有兴致拉这玩意了？”我告诉他们，这是拉给王庆荣听的。大家默然。
由于在农村的精神压力越来越大，大家似乎对生和死的界限也看得越来越淡。似乎从哪里传来过某地知青自杀的消息，但是谁也没有见过。倒是对死人的事情看得很淡泊。烟墩有个女知青在公共汽车上睡觉，把头伸在外面，被对面的汽车擦掉了后脑壳。另一个女知青居然说：“她死的时候肯定很舒服吧？”似乎还露出一丝羡慕之情。
一天放假休息，我们和荣兴大队的几个同学一起从荆门玩了一圈回来。天已快黑了，路过江山大队附近，正好遇见雷全贤回家，大家就站在路边聊了起来。那时候大家心情都不好，发了一通牢骚。不知是谁说了一句：“活得真没意思。” 正好一辆卡车开着车灯从旁边慢慢走过。雷全贤轻轻地说：“要死还不容易！就往汽车下面一倒就行了，谁也搞不清楚怎么回事。” 我们惊愕不已。回去的路上，大家一言不发。过了一会，杨瑞丰闷声闷气地说：“以后不要和女孩子谈什么死不死的事了，万一真出什么事呢！”
我相信，那段时期所发生的事情，对每一个留在农村的人都是一个极大的心理冲击。很多人都不得不考虑自己的未来。记得一九七一年三月六日，我去兰桥买广播器材，顺便到三档大队的同班同学刘永宁那里玩了一晚。晚上，我们谈了很久，很久。刘永宁很认真地问我：“你考虑过在农村安家吗？”我毫不犹豫地回答：“不！” 他问：“为什么？”我说：“你知不知道，在这里生的孩子是农村户口，就是农村人。我不愿意生一个狗崽子再让他们欺负，宁可不要后人也不成家！” 他叹了一口气说：“我想还是就在农村结婚算了。我爷爷是国民党的将军，现在还在沙洋农场劳改。我是肯定出不去了。结了婚，还有当地人做后盾，日子会好过一些。”我呆呆地看着他，不知道说什么好。后来，他在那里成了家。现在，刘永宁是子陵区教委的头，下乡三十周年时我们见过面。他满口的荆门话，已经完全被同化了。不过经过了改革开放，他的日子过得还是挺不错的。
虽然王庆荣的死当时在我心里留下一些阴影，但随着时间的流逝也逐渐淡忘了，几乎就没有再想起她来。不料在二十多年后，一九九三年夏天，突然我在梦里又遇见了她。我很高兴地拉着她的手问道：“这些年你在什么地方呀？一直没有你的消息。”她笑着告诉我：“我在麻城铺啊。要结婚了，你过来吃喜酒吧！”……。我醒了过来，躺在床上想了很久，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突然，我想起来：王庆荣去世到现在已经有二十一年，快二十二年了。如果当初真的能再“投胎”的话，现在的确已到农村人结婚的年龄了。想到这里，我不禁满头大汗。这是真的吗？会是谁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