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在农村过春节：1971 21

第一次在农村过春节：1971

 

下农村后的第三个春节又要到了。这年的春节来得早，一月二十七日就是大年初一。我已经彻底地伤透了心，不愿意再回武汉了。就在农村过吧！张崇武也不想回去，就和我一起留了下来。

农村过年要做的事情其实挺多的。年底，我就赶了一趟县城，买了鞭炮、冲天炮、糖果之类的东西。肉和菜就不用买了。糍粑也是自己打出来的。

我们还做了十几只腊鸡子。即打霜以后，把鸡杀掉，去毛，剖好后，用佐料涂上，然后风干。由于已经打霜，所以也不会变质。这样的腊味可以保持好几个月，到时候拿来剁成块，一蒸就是一个香喷喷的菜了。

一月十号，离过年还有半个月，我们就把养了两年的大肥猪杀了。这猪养的时间长，长的也特别大，估计总有三百来斤吧。在杀的前几天，杀猪佬就专门来看了看，偷偷用黄泥巴在它的尾巴上捏了一个泥团，和尾巴上的毛粘在一起。这样在杀它时，如果要抓它的尾巴就比较得劲。到杀它的那天，来了三个杀猪佬。当荣芝老头刚把铁钩钩住猪的耳朵，猪立刻大叫起来，拼命地往后缩。有个人捏住尾巴上的泥巴团，想把猪的后腿悬空起来，被猪屁股一甩，在后面转了一个圈，四脚朝天地摔在地上。好大的劲哪！几个人七手八脚地才把猪杀了。去掉头，去掉四条腿，还去掉所有的内脏，仅仅两扇肉就有一百八十斤，肥肉有几寸厚。那时不像现在，要吃瘦肉。当时是缺粮缺油的时代，个个都巴不得猪长得越肥越好。

按照当地的习惯，要把最好的肉割一块下来招待杀猪师傅。于是我们就把猪屁股上的瘦肉割下来炒了一大碗。不料一点也不好吃，一点鲜味也没有。杀猪佬说：“是这样的啊。猪杀了以后要过几个小时肉才会变得鲜美。我们天天杀猪，天天都吃不上好吃的猪肉呀！”原来是这样。我不禁替师傅们惋惜起来：早知道这样，还不如头天赶集买点新鲜肉做给他们吃，把这肉都做糟蹋了。

我们用盐把猪肉一块块地腌到一口小缸里，两天后拿出来挂在屋里的梁上，可以放上半年也不会坏。此时缸里会有很多又腥又臭的血水。老乡们告诉我：千万不要把这水倒掉。把像乒乓球大小的红皮萝卜洗干净倒进去泡上一天，拿出来晾干，萝卜就会变得又香又甜。我们照他们说的那样做了，果真如此。真的很奇妙！

大年二十九，我们到四川老乡家去学打豆腐。先把拣干净了的黄豆用磨子粗粗地磨破，然后用温水泡一下，很快就变软了。然后再用磨子细细地磨成浆，用纱布滤除豆渣，就开始煮下面的豆浆了。煮开后每人先喝上一碗，剩下的豆浆点上卤水，搅一搅，再把豆浆倒在纱布上。真奇怪，豆浆居然就不会从纱布漏过去了。一会儿，豆浆就凝固成了豆腐脑。于是我们每人又吃了一碗。接着用纱布包好，轻轻地挤出一些水分，嫩豆腐就出来了。再用力压，就成了老豆腐。如果加上砖头吊起来压，能压成干子或者千张皮。不过我们不再压了，而是把老豆腐一部分拿出来吃，剩下部分切成小块，小心地放在铺了干净稻草的瓦罐里。过几天，上面就会长出长长的白毛。加上盐，就成了豆腐乳。就这样我们边做边吃，什么都尝一点。做完了，肚子里也装满了各种豆制品，连饭也不想吃了。打着饱嗝回家。

年三十到了，家家户户都开始吃年饭，不断地有鞭炮声响起。另纪明接我们去他家吃年饭。我们放完鞭炮，慢慢往他家走去。经过队长家门口，看见队长满头满脸的黑灰，不由得吓了一跳：“你怎么啦！”。队长苦笑着说：“放鞭炮时火星掉到稻草堆上了。要不赶快救火，牛整个冬天就没得吃的了。”我们听了哭笑不得。等我们吃完饭回家时，看到天已黑，就开始放冲天炮。谁知道一个冲天炮刚一飞出去就掉在房顶上了，最要命的是居然还开始喷火。我吓坏了，这可比烧稻草要严重多了。我拿起竹竿拼命的敲屋顶，火似乎没有把屋顶的茅草点着。但我实在不放心，隔一会跑出去看一下。好在老天作美，半夜下起了小雨，我这才敢进屋睡觉。要不然过年把屋烧掉了那才伤心哪！

在农村过年其实很累。每天天还蒙蒙亮，就有人在敲门：“小江，小张，请你们来吃饭呀！” 于是我们赶快起床，跟着来人去他家吃饭。吃呀，喝呀，还没有散席，下一个人家就坐在旁边等着了。我们刚吃完，还来不及抹嘴巴，就被带到下一家，接着吃呀喝呀……。一直到天黑了才昏头昏脑地回到家里，倒头就睡。第二天早上又是如此。全队近四十户人家，每天吃五餐也得一个多星期才能吃遍。不等到吃遍，又有好朋友要请吃第二次了。于是乎，从大年三十到大年十五，天天如此。最后猪屋里的小猪饿得实在受不了，把门撞开，自己出去寻食去了。

不过我们还是抽出时间，跑到十里铺大姐姐的医院那里玩了一天。初一晚上，我们在大姐姐那里吃饭。大家住在简易工棚里，说什么都听得清清楚楚。隔壁的老头可能是个单身，一边吃饭喝酒，一边自言自语地说：“嗯哪！有肉，有酒，这就是共产主义了！”我们听到不由得偷偷笑了起来。过一会儿，隔离另一家小孩可能是要妈妈给他填什么表，在那里哼哼唧唧地说：“那个地方不要填职员哪！”妈妈说：“是职员嘛。” 小孩不依：“填个工人，好吗？” 妈妈说：“那怎么行，不能乱填的。” 小孩又央求到：“要不，填农民也行，啊！”这近似哀求的声音让妈妈心都碎了：“天哪，孩子啊，你投错了胎呀！” 我们听了一点也笑不出来。成分，这个类似化学反应的名词，在中国却决定了很多人一生的命运，使很多人看到“成分”就心惊肉跳。连几岁大的孩子都知道这一点。

我们正在过年，就有人带信来：小林过几天就要下乡了。二月九号清早，我正在家里清理东西，有人告诉我，说七零届下乡的学生坐火车今天上午到荆门。我吓了一跳：连元宵节都没过完就来了？赶快拔腿往县城火车站跑去，果然看到一大群学生模样的人站在那里。我一下子就找到了小林，问了问情况。原来学校要过“革命化的春节”，还没过完年就把他们赶下来了。而且要让他们锻炼：行李先用汽车送走，自己则要步行去生产队。小林是下到盐池区向河公社，离县城足有九十多里地。要两天才能走到。我听说他和六个女孩分到一个组里，不由得担心起来。在农村没有人管，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的。我对带队的马老师说，希望能把小林换一个组。马老师初次下乡，搞不清楚情况。他怕下面生产队不同意，不敢贸然答应，只答应等下去讲好了才能调换。我心里很清楚，下去后谁都不会管这事的，爱怎么办就怎么办。但心里实在放不下，决定跟着他们“长征”吧，送到队里再回来。

学生们拉开长长的队伍，慢慢地开始向北走去，老师则一前一后地照应着。我和他们边走边聊，向他们介绍农村的情况，打消他们的顾虑。马老师是体育学院的毕业生，刚分配到二附中来当老师。他曾经到洪湖锻炼过，刚好遇到六九年发洪水决堤，不幸感染了血吸虫，治疗了好久才基本恢复，现在也是来透透气的。我们说说话，倒也不觉得累，下午就走到了兰桥。那里的老知青们早就等在那里了。金塚大队的王庆荣看见我高兴极了，一定叫我到她那里去吃饭。到了他们组，才看到张治民也和她一个组。毕竟他和我是同班同学，大家都比较客气。晚上，张治民说：“我们来晚汇报吧。”我很惊讶地问：“你们还搞早请示晚汇报吗？” 他点点头，我嘲笑他：“毛主席又听不见，说了也是白说的。算了吧。”张治民见我这样说，只好算了。

等大家都去休息了，王庆荣和我坐在一起烤火。她笑着说：“要不是你这样说，他还要搞什么请示汇报，烦死人！”我告诉他：只能在毛主席面前汇报，不能在毛主席像前面汇报，让别人占便宜。我们聊了很久，也聊了很多。我感到她心里很苦闷，好像有很多话想说。我们一直谈到很晚才去睡觉。

第二天清早，我赶紧起床，找到那些准备出发的学生，继续往前走。走到石桥，已经是中午了。前面还有二十多里山路。可能是看到这些小孩子实在太累，马老师和石桥公社联系，找了几辆卡车，把他们送到了向河公社。在吃晚饭的时候，马老师找到公社书记，吞吞吐吐地提到有人想调整小组人员组合的问题，征求领导的意见。书记连眼睛都没眨一下：“调，想怎么调就怎么调！自由组合，免得日后有矛盾。”马老师这才放下心来。我朝他眨眨眼，笑着说：“你看，没说错吧？一没有户口，二没有档案，有什么不好办的？”

于是小林从那个“娘子军”组里调了出来，和毛少俊的弟弟毛少驹等二个男孩在一起。我安排好了他的住宿，才和马老师他们一起回到县城。这个年也算是过完了。

 

    一九七零年是动荡的一年，对我也是休整的一年。不仅因为生病，也因为招工。这也是迫使我们进行反复思考的一年。招工无疑引起了波澜。但大多数人都还是心存幻想，以为凭表现是可以改变命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