猪不啃的南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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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招工——井世百态
当我还没有从医院出来时，大招工的消息已经传遍了湖北大地。每个人都为此兴奋不已，充满希望和幻想。人们对招工的过程做过无数种设想，但估计没有人会想到是后来那个样子。
我也曾经对此有过各种美好的想象。甚至想象如果有各种不同的工作，我会把好工作留给更需要的人，主动找一个艰苦的工作，好好地锻炼自己。陈阳给还在医院的我写信：“好好休息，以健康的身体接受国家的挑选吧！”甚至在已经知道只有很少的招工名额的情况下，大部分人都还是在失望的同时仍然抱着希望，安静地等待下一次机会的到来。
刚回队，就有人告诉我，招工的人来过了。和大家见了面，还召集大、小队的头头们一起开过会。小道消息满天飞：据说黎箭龙在招工的人面前说我有病，无法工作；据说冯庙一队首先就推荐我，认为我的表现最好……。半个月后，结果终于下来了：被招工上去的都是在出身和家庭成分上没有问题的。首先是部队和高干子弟，以及“红五类“子弟，没有一个非“红五类”子女被招工上去。留下的人才开始感到形势的严峻！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近三十年里，中国大地流行着一个类似化学反应的政治名词：“成分”，和一个类似物理学的政治名词：“运动”。这前者关系到一个人一生的命运，而这个名词的地位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变得无比重要。而每个人的成分又是天生的，无法通过自身的努力去改变的。仅凭这个东西，就把人与人之间分成了不同的阶级集团。
剩下来的知青还有一丝幻想：党的政策不是“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吗？”好好干应当还是有希望的嘛！但老乡们的言语中却透露出不信：我们这里的地主可子子孙孙都是地主哩。知青们大吃一惊。大家把各队的情况凑起来一看，果然如此！地主分子李凤清是南头组的强劳力，也叫“工分标兵”。就是说，像他那样干活就能得十个工分。但因为他是地主，他自己只能得到九分。其实他才十八岁，他的父亲在刚解放时是地主的儿子，李凤清实际上已经是地主的孙子了，但仍然算是地主。张国芳出身贫农，共产党员，但因为和地主的儿子冯成华结婚，还是要定期到公社受训，“享受”地富家属的待遇。更滑稽的是陈大全和陈大丙两兄弟。两人从小一起要饭，后被地主收留下来。陈大丙被收养为干儿子，陈大全也被地主收养，仅仅没拜干儿子而已。刚解放时他们都才几岁。但后来陈大全成了大队党支部书记，而陈大丙就成了地主。每次搞运动时，大全书记在公开场合总是要把那个地主干爹批一通。但会一散，马上找到地主：“爹，到我家去喝酒吧！” 难怪张崇武说这是“快速阶级分析法”了。
一天，一些知青到公社找负责知青工作的张化文副书记，想了解农村阶级斗争和划分成分的问题。特别提到黑五类的子女应当怎么算。大家七嘴八舌地提到某某是地主的孙子了，怎么还算地主的事。张书记把眼睛一瞪：“你们懂什么！如果地主的儿子不算地主，那几十年后阶级斗争不都消失了？那还搞什么阶级斗争！？”知识青年们都惊呆了！毛主席说：阶级斗争要长期搞下去，原来是这个原因啊！这哪里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理论，完全是农民起义的那种改朝换代的思想：翻身后的工农要成为新的剥削阶级，剥削原来的地主富农和资本家。所以阶级斗争永远不能消失。
我的心凉透了。看来表现再好也没有用，愿望和现实总是有一段距离的。八月二日，我来到石桥。娄建华他们组里六个人有五个人被招工，剩下陈阳一人。三队的王晓林也被招工了，剩下姜都一个人孤零零地留在队里。临走时，陈阳送给他们每人一个红色的笔记本做纪念，并在上面各写了一句话。最后写娄建华的本子时，他看看我：“你看该写什么呢？”我想了想，想起前几天公社张化文书记的话……。于是我说：“就写马克思的那句：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无产阶级自己。行吗？”陈阳默默地看了我半天，照我说的写上去了。
不过，被招工上去的人也有苦恼。原来，第一批招工的，很多都是外地的，三线的，或者不太好的单位。因担心没有人愿意来，所以在首批招工时就把人招足了。譬如有以武汉市环卫局的名义招的马路清洁工、有沙洋化肥厂的操作工、有荆门供销社的售货员等等。范镇峰七零年秋天偷偷跑回去一趟，回来后笑着跟我们说：“你们知道吗？他们说：先走的不如后爬的，有钱难买慢慢的呀！”毛少俊的弟弟被招到荆门土产当售货员。他给他爸爸写信说：“不得了，我要在荆门卖一辈子席子了！” 我们听了不由得一阵苦笑：这才是饱汉不知饿汉饥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