猪不啃的南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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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个春节：在恩施屯堡 1974
随着小妹爸爸的一声高喊，人们一下子都从房子里跑出来，把我围了起来。我看到罗老师、小妹、沙恩、秋恩。还有他们单位的很多同事也都跑出来看着我，仿佛在迎接一个天外来客。
罗老师拉着我的手，高兴得不知道说什么好。过了好一会才说：“这几天你跑哪里去了？你晓不晓得，这几天大家都急得要死。巴东那边说你已经上了车，这边叫有重天天在车站接又接不到。还听说路上翻了几辆车，个个都很担心你啊！有重现在还在县城他们公司那里等你啊。”我很抱歉地说：“啊呀，我在建始呆了两天。不过就是不去建始，当天也到不了啊。”
罗老师叫小妹赶快坐公共汽车赶去恩施城里，叫有重明天回来。我看到小妹要走，赶快拉住她，给了她几十元钱：“你给我买一张回武汉的飞机票吧。” 小妹接过钱，飞快地跑了。罗老师则赶快张罗给我洗澡，安排休息的地方。整整五天的行程！整天都处于高度的紧张和兴奋。一到屯堡，我就放松了，感到极度困乏，坐在澡盆里都几乎要睡着了。洗完澡，罗老师看到我眼睛都睁不开了，就拉着我到她的房间里：“你先睡一会吧。今天单位会餐，到时候叫你来吃。”我一倒下去就睡着了。
等我醒来，屋子里已经完全黑了。我睁开眼，突然看到一个黑影坐在我的床旁。我吓了一跳。黑影听到响动，伸手拉动了床边的开关。灯亮了，我才看到罗老师坐在旁边，笑眯眯地看着我。“醒来了？洗把脸吧，马上要会餐了。”
在那个年代，每逢春节，各单位都要举行会餐，让辛苦了一年的人们大吃一顿。鱼、肉的指标都是有限制的，所以那时候很多父母都舍不得吃，在餐桌上就把自己的一份带回家，和孩子们一起吃。屯堡财税所今天刚好会餐。由于平时只有一个炊事员，所以今天大家都在一起帮厨，里里外外好不热闹！这里是山区，四周都是农村，吃的要相对丰盛。我走出房间，三张大桌子上已经放满了各种菜肴。热腾腾，香喷喷，一片节日喜庆的气氛。几只狗也高兴地在桌子底下钻来钻去，把四周的长板凳撞的砰砰作响。
罗老师带我到一张桌子坐下，大家开始大吃起来。菜真多啊，桌子上已经放满了，还在不停地上。罗老师一会给我夹菜，一会又告诫我：“慢慢吃，小心烫着。” 旁边的同事笑了：“是啊，荤汤不冒气，烫坏小女婿！”大家“轰”的笑起来。我的脸红了，好在灯光很昏暗，没有人发现。
第二天，我才开始仔细打量这里的建筑。这是一栋二层楼的房子，四面是一圈房间，中间有个天井。由于是下面区的财税所，人很少，吃、住、办公就都在这里了。一楼是办公室、食堂、厨房、厕所等共用区域，二楼则是一间一间的睡房。在山区，水泥和砖瓦都要从很远的地方运来，而木材到处都是。木材受到政府的严格管理，没有批准根本运不出去，所以这里的房子都是木头做的。我第一次住在这种六面都是木头的房子里，觉得到处都有一种木头的清香，感到非常新奇。然而山区晚上很冷，必须烧炭火取暖，家家户户都有火盆。我真的很担心这样是否安全。不过他们告诉我：这里的人们都会在有火盆的房间里放上一盆水，万一掉了一些炭火出来会马上把它们浇灭。而且只要出门，一定会把火灭掉，以免狗、猫等动物把炭火弄翻了。这几天，凡是大家要出门，一定让我先出门，他们仔细检查后才出门。看来他们还是很有经验的。
我把带来的行李打开，把肉、糯米递给罗老师。由于事先就在肉的表面上洒了一些盐，天气也很冷，肉算是没有坏，只是恐怕成腌肉了。罗老师心疼地说：“哪个要你带这么些东西过来？一路上好辛苦啊！这里什么都有，你人来就很好了。” 我想到有几只风干鸡丢在长途汽车上了，心里感到惋惜不已。罗老师安慰我说：“不要生气，哪个人吃了这些鸡子要肚子疼的。”小妹的爸爸听到后哈哈大笑起来：“才不会肚子疼哩。只怕是那鸡已经被别人吃完后屙到山崖下面去了！”大家都笑了起来。秋恩见到我最高兴了，拉着我的手又蹦又跳。半年不见，小秋恩长高了。她告诉我，这里的小学生都是山里农村的孩子，教学质量也很差。所以罗老师把她弄到恩施城里上小学，就住在亲戚家里。也是前几天才回来过年的。
下午，小妹带着她哥哥有重从恩施城里回来了。昨天傍晚，小妹到了有重住的地方，他正在房间里焦急地等我。一看到小妹就着急的说：“怎么回事，小江怎么还没有到啊？”小妹笑着对他哥哥说：“他已经自己走到屯堡去了。” 有重不禁大吃一惊，非常佩服地说：“这么远的路，小江是怎么走过去的呀！”
随后几天，我就在罗老师家里休息，或者在屯堡四周到处转转。这里到处是山，除了河滩那巴掌大的地方外，几乎没有平地，只有大山和小山之分。当地走路时人都背着背篓，这是山里人的特征。以前我去秭归也见过这种背篓，里面可以装很重的东西。用背篓的人可以腾出手来柱拐棍，以便爬山。农村买东西基本上不是在商店，而是靠赶集。根据当地的经济情况和习俗，有每天早上的集市，隔天一次的集市，甚至是一周仅一次的集市。在屯堡是一周两次。而且都在早上几个小时，下午就很少了。赶集那天早上，小街两边几乎摆满了摊子，走过去都很困难。我看了一下，大多数都是山里的土产，吃的和用的。价格真的很便宜，看得出来这里很穷。
有重带着我到处走。我想看看水电站，以便回革集发电时有经验可以借鉴。他就带我去鸭松溪、车坝等地。不过也许是过年，也许是冬天没有水了，这些小电站都关门了。我们吃了“闭门羹”。不过大家反正是在游玩，仍然很高兴。
就这样，我在屯堡一直呆到初二。除夕那天，到处充满了欢天喜地的气氛。在那个年代，人们过着贫穷和动荡的日子，过年只企望能大吃一顿，有几天安稳的日子过，就心满意足了。吃完年夜饭后，既没有鞭炮，也没有电视，也就不可能有什么“春节联欢晚会”了。人多的地方聚在一起打打牌，否则就只有睡觉。财税所节日期间晚上要求值班，我们大家就轮流值班。那几天我把那里当作自己的家，他们也没有把我当作客人。白天手拉手地跑出去玩，晚上打打牌，或者围坐在火盆聊天。也算是“其乐融融”吧。
元月二十五号，初三，罗老师带我和秋恩、小妹、有重一起乘汽车去恩施城里。“恩施”是专区的名称，也是县城的名字。所以恩施城比一般县城要大很多。他们家在恩施住了很多年，而且在那里有不少亲戚朋友，对那里非常熟悉。屯堡只是暂时被“发配”的地方。罗老师想带我到那里去看看她们的亲戚。
我们来到罗老师哥哥家。小妹叫他舅舅，我就跟着叫他罗伯伯。他们家也住的是木头屋子。他有三个孩子，老大罗恩是个儿子，老二张兰和老三罗四毛是女儿。我想老二大概是随母亲姓的吧，不过老二那年没有回家，听说前年招工到汉口哪个厂里了。罗伯伯是个很瘦的老头，但精神不错。他兴致勃勃地和我拉起了家常。无意中，他说到自己解放前曾经在邮局工作过。我不由得插了一句：“那你认识江鸿恩吗？”他立刻睁大眼睛说：“知道啊，他是我的顶头上司。他是你什么人哪？”我很小心地说：“是我的爷爷。” 罗伯伯大吃一惊：“啊呀，想不到还能碰见熟人的孩子。”于是，他就津津有味地谈起我的爷爷来了：“你爷爷是红鼻头，说话有点结巴，但可威风了。知道吗？你爷爷当年对部下要求很严格的。他很早就上班，但不进办公室，而是在外面等着。上班铃声一响，他立刻在签到本上签上自己的名字。在他后面签到的人就算迟到了。”他还告诉我，抗日战争初期，邮局从武汉撤到恩施，后来才撤到重庆，我爷爷也在恩施住了一段时间。罗伯伯就是当时被爷爷任命到恩施邮局的。从他那里，我听到了很多爷爷过去的事情，而这些事情是我从来没有听到过的。听他讲爷爷过去的故事真有趣！那天，我们都很高兴。在房间里只有我和他两个人的时候，他突然问我：“你在和江恩谈恋爱吗？”我一下子呆住了。过了一会才似是而非的回答：“我没有跟江恩讲过。” 罗伯伯一声不吭地盯着我。过了一会才点点头，说：“我明白了，你一定要好好照顾好江恩啊，这事就拜托你了！” 我点点头说：“我会的。”
初三和初四，小妹白天陪我到处看，到处玩。晚上我们就一起去看电影或者看演出。不过到恩施后是倒过来，由她请我了。有天晚上好像是秋恩和四毛她们学校的春节晚会吧，都是小孩子们的节目。这里是土家族自治州，受到少数民族风格的影响，跳舞都跳得很大方、热闹。我想到小妹那么会跳舞，可能也是受到这些影响吧。她们表演了好几个节目，演完后跑来时满头大汗，得意得很。我突然发现四毛的黄皮鞋上有一块块的黑印子，很奇怪地问：“你的鞋子怎么啦？” 四毛不好意思地低着头说：“我找不到黄色的鞋油，就把黑鞋油涂上去了。” 我忍不住大笑起来。
看完节目，小妹又带我到她的一个亲戚家玩。一进门，看到一个不到三岁的小孩。小妹就逗他：“叫人！” 小孩就“叔叔”、“阿姨”地叫开了。轮到我这里，小孩瞪着眼睛看了看我，小声叫了一声：“爷爷”。大家“轰”的一片笑声，我尴尬极了。有那么老吗？摸了摸下巴，发现好几天没有刮胡子了。这应该是叫我“爷爷”的主要原因吧。
在恩施的那几天，只要是有人知道我是六六届的高中生后，几乎都一致地感叹到：“你们是有真才实学的人啊！国家需要你们这样的人！” 似乎他们并不在意，中央是如何把知识鄙得一钱不值，也不在意，我们为什么被留在农村招不上去。尽管我们因为家庭出身背着沉重的包袱，有时这个包袱叫人喘不过气来，但和很多人接触以后，我深深地感到：目前的情况是不正常的，即便在这种不正常的情况下，正直善良的人还是占了绝大多数。他们清醒地知道知识的重要性，也清楚地知道出身和本人表现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这绝大多数就是我们生活的希望！我们该怎么生活还是应当怎么生活。我们这个国家，不可能永远唯成分论，也不可能永远不要知识！在这里，我似乎在黑暗中看到了一线亮光：对历史和社会的评价应当是老百姓来做，大多数人是正视现实的。虽然中央高喊：“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也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然而靠“社会主义的草”填不饱肚子是不争的事实。让那些高高在上的人见鬼去吧！
第二天下午，小妹又带我去五峰山。那是恩施很美的风景区，也很安静。小妹告诉我：山上有个很漂亮的烈士陵园。但是当我们一走进陵园，不由得呆住了。这里杂草丛生，荒无人烟。烈士纪念碑上长满了青苔，似乎还有一处被砸过的痕迹。小妹奇怪地说：“我下乡前一年还来过，很好的。怎么现在变成这个样子了？”我摇摇头，没有做声。我想起前几年轰轰烈烈的“清理阶级队伍”。到处抓“叛徒”、“特务”。几乎每一个烈士都被打上一个问号，都要问一下是不是有“变节”的经历被隐瞒了，几乎所有的人民英雄都变得不可信了，哪里还有人来光顾烈士陵园？不沾火星就不错了。我们默默地在纪念碑前站了一会，就下山了。
我和小妹度过了开心的两天。二十七号，有重不知道从哪里借来两辆还没有卖出去的自行车，说是要我们两个回去把沙恩接过来玩。他非常仔细地调节刹车皮，直到把手刹捏到底才能刚好碰到轮子的钢圈。我担心地说：“这里可是山区啊，下坡时万一要是刹不住可是要出事的。”有重无奈地说：“这可是还没有卖出去的新车呀。下坡如果太陡了就下来推好了，起码上坡可以骑，要轻松很多了。” 于是我们小心翼翼地骑上新车，慢慢地走。好在几十里路对自行车来说不算太远，中午前就到家了。吃完中饭，我带着沙恩，有重带着一些用品就往回赶。我这几个月在电管所，天天背着很重的工具骑自行车跑来跑去，所以习惯了。虽然我后面带着一个人，有重只是带了些东西，但还是被远远地拉在后面，怎么也追不上来。回到县城后有重累得满头大汗，气喘吁吁地说：“你简直像是在开摩托车呀！”
这几天，罗老师带着我们，像一只老母鸡带着一群小鸡，在恩施城里到处转。中午吃了午饭，她对我们说：“下午我们一起照相去吧！” 那天有重、沙恩、小妹和秋恩都到齐了，还有四毛也和我们在一起。到了照相馆后，他们兄弟姐妹四人，还有我和四毛这一辈人一起照了一个合影。接着，罗老师拉着我和有重，单独照了一张。照相馆的人不知道我们的关系，在那里笑着说：“好，老人家带两个儿子照个合影。笑一个！” 罗老师哈哈笑了：“是的。”。闪光灯一亮，留下了值得记忆的瞬间。在照片上，每个人都是那样高兴，那样满足。
啊，我好久好久没有这样开心过了！
1974年春节和罗老师一家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