猪不啃的南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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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红公社
二附中在一九六七年初成立了东方红公社，这是一个属于“康老三”的组织。头头是王治民，里面有杜薇娜，梁业波，娄建华，蔡加清，王庆荣等几十个人，好几个都是广播站的人。所以感到特别亲切。于是在四月初，我考虑再三，也参加了东方红公社，也算是有了“组织”，总比谁都来踢你一脚要好点。
在东方红公社里，每天主要是学习，抄大字报。但从四月起，情况就开始发生变化。本来“二、八声明”就闹得不可开交，打了两个月的口水仗。四月初，湖北日报发表了一篇什么社论，成为香花和毒草争论的导火线，也是武斗的借口。陈再道借口要维持正常秩序，开始抓“冲击解放军”的造反派。他宣布《钢工总》是反革命组织，一下子抓了很多人，牢房都住满了。矛盾骤然升级。
四月六日，《中央军委命令》发布，同时发布了一个《中央军委指示》：“所有同志，凡遇到违背毛泽东思想，违背中央军委方针政策的错误言论和行动，不管什么人，什么职位，不管什么时候，什么场合，是自己的直接领导也好，不是也好，都要敢于斗争，敢于向上级报告，敢于揭发，都要自觉地捍卫毛主席、党中央、军委的正确方针，这是党性和革命风格的考验……。”这简直就是暗示：军队如果错了，就造他们的反吧！
于是，四月八日，在大家的鼓励下，我一早就来到广播站。打开所有的喇叭，在高唱了“造反有理”的歌曲后，正式宣布夺权，赶走军代表，把这个宣传工具正式归造反派。军代表很快就消失了。
下一个目标，就是要收集军代表“搞资本主义复辟”的证据。于是，我被派到大冶的铜绿山矿。在那里，我们听到部队利用手中的权力，抓不同观点的人；瞎指挥生产，把汽车都搞坏了；为了表功，光从老坑道出矿，不开挖新坑道，影响均衡生产，等等。很多人偷偷地跑到我们那里，拿出很多证据，控告军代表。我们记啊记啊，五天下来，记了几大本。
回到学校，火药味已经很浓了。红卫兵在学校公开殴打钢二司的学生。从各地回来的调查材料都汇集在一起了，必须马上送到北京去。钢二司就和东方红公社联系，希望我能把材料送往北京。他们简单地开了个介绍信，我拿着材料马上就出发了。
“我们记啊记啊，五天下来，记了几大本。”～～这个也很有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