猪不啃的南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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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别武汉
分别的日子一天天临近了，我逐一向亲人们告别。那几天，是令人心碎的日子。那几天的经历给我的心里造成了太大的创伤。多少年后，我一想起这些事，就感到心里隐隐作痛。
十二月一日，我在家里忙了一整天：买煤、洗衣服、修鸡笼、打扫清洁。我看着小林，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小林那时候已经小学毕业，马上就要上中学了，而且肯定是二附中。所以我恳求工读班的朋友们，好好照顾小林。他们都拼命安慰我，叫我不要担心。后来的事实证明，他们的确是这样做了。他们对小林无微不至地关怀，走到哪里都把他带上，甚至省下自己的粮票和工资，也不让小林吃亏。真的是“不是亲人，胜似亲人”。我永远也不能忘记这些患难中的朋友！
七号傍晚，我去七医院跟大姐姐告别。那时她的情况可能非常不好。由一个女兵从关押的地方带出来，到我等待的房间里见面。那个女兵就站在一旁，和会见牢房里的犯人差不多。见到大姐姐后，我很简单地说了我要下乡的消息，以及小林交由二附中工读班的同学照顾。其它事情就不好说了。说家里的事吧，有人在旁边站着，说冠冕堂皇的话我又不会讲。大姐姐哭了，她掏出身上的十几块钱，叫我去买些准备下乡的用品。那个女兵站在那里也感到很没趣，就站到稍远的一边。但我们仍然没有说什么，十几分钟后我就走了。这是临走前最后见的一面。
八号晚，妈妈给我送行。由于不能自由行动，妈妈在食堂打了一个菜，打开了一个肉罐头，对我说：“吃吧，不能给你做什么了。到农村后自己要小心。”说着就大声地哭起来。我哪里吃得下去，只是泪流满面，什么也说不出来。那天晚上，我们默默地坐在那里，好久好久。
九号是学校开欢送大会。一清早，我刚从家里来到学校，就感到好像发生了什么事情：我的编组突然被拆散了。张崇武、吴恒乐、于衍正和范镇峰收留了我，而娄建华和张红梅被调整到陈阳和谌模云那个组，陈宣良和李力被合并到刘立振那个组。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不想问，也不能问。因为这一切都是别人通知我，而不是和我商量的。那就是说，没有商量的余地，我还能问什么呢？对于我来说，情况并不坏。新的组里大都是我的同班同学，彼此非常了解。但娄建华呢？她去的那个组行吗？要是不行可就惨了！我该怎么办？我到处寻找，才发现她和张红梅两个女孩子躲在荣校礼堂背后痛哭。我围着礼堂转了三圈，但仍然没有勇气去和她讲话，不知道该说什么。过了很久，我才鼓起勇气走过去，跟娄建华说：“不要哭了，一切都会好的！”然后头也不回地走开了。其实我自己也不知道我说的这些话是什么意思。
这几天的突然变化，几乎使我完全崩溃了！我不知道世界怎么会突然变成这样。未来又会是什么样呢？陈宣美一步不离地跟着我，生怕会出什么事情。中午我端着饭盒，一口也吃不下去。只是默默地流泪。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十日，是我永远难忘的日子。那天下午，大家乘车到武汉关码头。那里已经是人山人海。知识青年和送行的亲人密密麻麻，很多人都是全家跑来送行。而我是一个人孤独地站在那里。上午，防疫站的工宣队居然派人到学校里来给我“送行”。不知道是否要落实我是不是真的下乡了。不过当时的态度还是挺好的，只是绝口不提妈妈和小林的情况……。突然，工读班的同学们把小林带来了，这是我们家唯一的代表。我怕天黑了从汉口回去不安全，就叫他赶快回家。
于衍正带来了相机，我们在那里照了几张相，留下了临别前的瞬间。梁华盛不能和我们一起下乡，感到很郁闷。我送了他一把黑色的玩具手枪。
下乡前夕——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十日下午
上船了。亲人们都被隔在岸上，只有李植年和梁华盛混进了码头。到处是一片哭声。我默默地找了个地方打开行李铺盖，坐在那里等待开船。
汽笛长长的叫了一声，开船了。轮船和码头之间开始出现一条缝，缝慢慢扩大。这意味着，从现在起，我们和武汉的联系就此切断。从现在起，我们都不再是武汉人了。武汉不再是我们的“家”，而只能说是我们的“家乡”。家已经成了过去时。船上的女孩子都大声哭了起来，和岸上的哭声、呼唤声相互呼应。任何人看到这种场面都无不为之动容。码头上的工人都躲开了，不愿看到这令人难过的场面。梁华盛一只手在朝我们挥动，却低着头看着另一只手中的玩具手枪，极力忍住不让我们看到他那满是泪水的面孔。而李植年则用用双手捂住了脸。
我站在轮船栏杆旁，很想大声叫一声：“再见了，武汉！”但没有喊出来。我没有资格说“再见”。还能再见吗？什么时候再见？以什么名义再见？船上的知识青年们，有些可能过几年后能回到武汉；有些可能会去别的地方，不再回来；也有的人甚至会把自己的生命永远留在农村。户口已被销毁，我们不再是武汉人。这是必须正视的事实！我只有在心里默默地说：
别了，武汉！别了，亲人们！别了，我的战友、朋友和同学！
（第二部分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