猪不啃的南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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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课闹革命
国庆后，大家慢慢安下心来，开始想将来的事情了。毕竟是读书人，对复课闹革命还是比较感兴趣。我们高年级的同学就开始指导低年级的学生复课。老师是不能用了，那就由高中的同学教初中吧。本来，高中生教初中生应当是可以应付的。但经过一年多的“阶级斗争”，很多人可能把原先学过的东西都忘记了。有一次我路过初二（三）班教室，听见里面吵得不可开交。推开门一看，原来是杨德海正在教他们数学。不幸他忘记该怎么打分节号了。“分节号是从左向右打还是从右向左打？”看见我来了，他像见到救兵一样。我笑起来：“当然是从个位数起，向左每三位打一个。” “怎么可以向左打？向左打是反革命！” 初中的同学们叫了起来。我又好气又好笑：“向右打是革命，但能定位吗？”杨德海趁机溜走了，把烂摊子交给我。
那时，社会上不知道哪里来的那么多流氓。我们学校里也有一些，经常跑来闹事。革委会赶了好几次，不但没有效果，反而引起他们成批地来报复。
一天下午，一群流氓又冲进学校。到处惹事生非，骂骂咧咧地打人，一些学生吓得到处跑。革委会的高远征在操场上拦住他们，反被打破了头，腰里的手枪也被抢走。这时，大家都围了上来，但看到流氓手里提着那只枪，谁也不敢先动手。这时，女孩子万力冲上来，双手死死地抓住那个流氓手中的枪。那个人惊呆了，又不敢开枪，就拼命的打万力，但她丝毫也不放手。其他人呆呆的看着，也不好上前帮忙。就这样僵持了一会，那个人终于松手了。一看到枪到了手，我们都不约而同地掏出手枪。局势立刻就变了。整个操场上一片枪声，流氓四散逃开，我们则到处追赶。空军司令部的解放军听见枪声也赶快跑来支援。只几分钟战斗就结束了。
看来有时候，女孩子要比男孩子勇敢！
经过一年多的折腾，革委会也成立了，广播站也要正式工作。于是我们开始筹备重组广播站。前段时间广播站处于无人管的状态，谁都能进去唱一段。我们班的贾亮琴自告奋勇地在那里开机关机。她倒是非常热情，每天编排节目，亲自广播，忙得不亦乐乎。但是原先广播站的那一批人要回来了，大家似乎都对她不太感冒。又不好说：毕竟她又没有干什么坏事错事。刚好快过春节了，贾亮琴要回家过年。我把广播站的钥匙收过来，叫他们“赶快进去，把门守好”。随后对广播站进行大调整。增加了姜都，王晓林，刘仁森等几个人，还有李植年和韦琪。其余的都是原先广播站的人了。像娄建华，陈宣美等。其实韦琪原来也是管广播站的。大家彼此都很熟，关系也很好。所以很快就成了一个非常团结的集体。
等到春节后贾亮琴回到学校，广播站已经完全不是原先的样子了。不仅人员换了，制度也健全了，不是随便想进来就进来的。她也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于是她一次次地向我要求，能不能到广播站里继续工作。我只有装聋作哑，慢慢地拖。等到她意识到自己再进去已经不合适，也就不再来找我了。后来他们谈起此事，笑称我在搞“宫廷政变”，不声不响地就把别人赶出去了。
那几个月，在“复课”的问题上大家真的是绞尽脑汁。中央没有说要怎么复课，只说要“复课闹革命”。大家讨论来讨论去，认为不应当恢复文化课。那就上政治课吧，试了几次也失败了。看来教育改革不是那么好搞的。只有学毛选，读报纸是最好办的。但每天这样混也不是办法。
大家越来越感到有些无聊，不知道该干什么，有时候就乱来。记得那年冬天，大家想去大冶再去找老朋友玩玩，就在半夜偷了隔壁化工部第四设计院的汽车，连夜开跑了，过来好几天才还回来。大家觉得形势很不乐观，总觉得中央要搞点什么事情出来。春节前，小姐姐从新疆回来探亲，我也趁机休息了一阵，看看再说吧。后来，我也呆在家里做收音机。当然，我们也想干点事情，如编辑有某个专题的毛主席语录，还带着大家都来妈妈的图书室查资料。但那时公安局完全处于瘫痪状态，流氓也真的很猖獗。我们在图书室里查资料也遇到一群流氓挑衅，大家忍无可忍，和流氓打了一架，闹的很不愉快。那时，好像做什么事情都不是很顺心。
一九六八年二月五日 湖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那时候，每当某个省成立了革委会，人民日报就一定会发表一篇社论，并给一个很好的标题，以示祝贺。从这些标题里也能看出对这个省的重视程度：
其实，各省选哪个当革委会的头，绝对不是下面哪一派能闹得出来的。全凭毛主席一句话，他看中了谁就是谁。后来几年的实践中，我们才深刻地体会到：老百姓满腔热血地“誓死保卫毛主席”，甚至两派为了“保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而闹得势不两立，去杀，去死，实在是愚蠢至极。毛主席想的就是如何把刘少奇整下去，整不下去就发动群众起来闹，这就是运动。几千年来，一个皇帝要巩固自己的政权，往往就是调动成千上万的老百姓去打，去杀，用垒垒白骨来巩固自己的江山。这就是古诗中所说“一将成名万骨枯”啊！文革后据叶剑英说，死亡人数至少有一千多万人。其中有多少热血青年是在高喊着“誓死保卫毛主席”的口号中相互残杀而死的，又有谁知道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