猪不啃的南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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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和三年困难时期
我初中的历史就是一段饥饿的历史。初中的三年，每天都和“吃”和“饿”联系在一起，许多的回忆也跟吃和饿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一九六零年九月到一九六三年九月，我的初中时代，正是国家遭受“三年自然灾害”（实际上应当是叫“天灾人祸”才对。说是自然灾害，是当官的为了推卸责任而提出的一种文过饰非的无聊提法。）的时期。每个人都在经受着现在的人们难以想象的苦难。那几年我们正处于发育阶段，后来我们班上的矮个子比其他年级的要多很多，不能不说和饥饿有关。
开学前，我是自己走到学校报到的。我雄赳赳气昂昂地背着行李，挎着书包，手里还提着一个尿壶来到华师二附中。因为从小我就在晚上用尿壶解手，还以为大家都是这样的。结果被班上的同学像看怪物一样。刚进中学，一切都是那样新鲜：第一次住校，三十多个人住在一个大房间里，有上下铺。晚上还要上自习，到点就要关灯睡觉。吃的饭从一个活动板房领出来。六个人一脸盆饭，由其中一人把饭划成六份，六个人围在脸盆周围。然后其中一个人把脸盆一转，另一个人闭着眼把筷子一插。插中的那份就是他的，其他人则根据自己的位置领取相应的一份。有几次，晚饭后老师还带着我们一起到江边去背萝卜。我们个子小，挑不动，还是和大办钢铁一样，把萝卜装在裤子里扛回来。当时还觉得挺好玩的，完全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刚来时，新建的二附中象一个工地，教学楼还没有完全修好，晚上还经常停电。那时大家就聚集在一起，听几个年纪稍大的同学讲故事。我真佩服他们知道那么多社会上的事情。
总之，一切都和原来不一样，天天都有新鲜感。
那时候，外语基本上都是俄语，很少有学英语的。由于我学习比较认真，发音也比较准确，深得老师的喜欢，就叫我当了俄语课代表。初一，学校举办了一次外语书写比赛，我还得了第一名。老师还教我们和苏联的小朋友通信，但是那时候毕竟才学了一、两年的俄语，不知道写什么好，所以写了几次就停下来了。倒是小姐姐联系了一个基辅的苏联小朋友，还给她寄来了红领巾、照片和一个塑料玩具。当时塑料在中国还是非常少见的，我觉得那个玩具好玩极了。当然，随着中苏开始交恶，所有的联系后来全都中断了。
然而，形势很快就开始恶化，而且比我们想象的要快得多。首先是粮食不够，饭一减再减。到最后，蒸饭中开始掺萝卜片，吃得人想反胃。班上的同学逐渐一个个退回家走读。这样能节省些粮食，起码大人通常会让小孩子多吃点。我也仅仅住校了一个学期就回家了。其实从家里到学校还是很远的，快走也至少要走二十多分钟。而刚开始每天中午也得回去：饭都是严格定量的，每人就那么多。但中午回家更消耗体力，后来就改为每天带中饭在学校蒸着吃。学生宿舍逐渐变得空空如也，学校食堂也成了每天中午给学生热饭的地方。
从初一下学期开始，学校实行“劳逸结合”。学习几乎成了一个形式，不再强调成绩，以不饿死人为第一要务。上课不能太累，中午必须休息，体育课暂停，不能布置课外作业……。记得期末考试后，俄语老师叫我帮忙统计分数，计算各个档次成绩的比例。我一连记了七、八个都是三分，四分。我暗暗地想：成绩还是不错的嘛。没想到后来出来一个九分，我大吃一惊，才想起来现在已经是打百分制了。全班有一半的人都不及格。
整个教育都在后退。大跃进时代，我们被定为九年一贯制。到了初一，改为十年一贯制。到初二，就还原成十二年一贯制了。课本则被换来换去。从初一到初三，课本的内容经常重复和打架。好在新的内容不是很多。
再后来，城市开始压缩人口，往农村赶。学校里初一的四个班被减成三个班，有些同学还没来得及混熟就消失了。
到了一九六二年，形势更加严峻，到处听说有饿死人的消息。粮食定量只能勉强够吃，谈不上吃饱。国家怕饿死人，每个月都要到最后几天才发下个月的粮票。这样如果有人提前几天吃完了，饿几天还不至于饿死。如果粮票发早了，万一几个月积累下来差半个月，那问题就严重了。
家里吃饭变得非常谨慎。每天量入为出，绝不敢超过一点点。即便这样，还是出了一次事：妈妈自己用牛皮纸叠了一个钱包。钱包有好多个口袋，层数也有三、四层。妈妈可以把不同数额的饭票放在不同的口袋里。问题是到了月底最后两天，怎么也找不出饭票了。我们搞得非常紧张。爸爸赶快到菜场买了很多莴苣叶子，拼命掺和在饭里，才勉强度过最后两天。后来再三寻找，才在钱包的夹层里找到了那几张饭票。爸爸大为恼火。妈妈后来再也不敢用这个结构过于复杂的钱包了。
由于营养缺乏，妈妈开始浮肿。医生跟她开了一点黄豆，我有一次尝了一点点，觉得真好吃！再到后来，食堂把动物房里喂老鼠的豆饼也拿出来给人吃。每个人限购一小碟，二分钱，每天早上才有供应。当时觉得豆饼真香，虽然吃过后肚子稍微感到有点胀气，但是很耐饿。那时候我真羡慕动物房里的老鼠。
在最困难的时候，国家规定干部不准吃肉。有时湖边的邻居捉到一条小鱼，知道我家小孩多，肯定不够吃的，就红烧好了拿来卖给我们。那时妈妈非常紧张，只让从后门偷偷地送过来，把钱一塞就叫他们赶快离开。这样，我们大概隔一、两个月才能吃到一点点荤腥。
从初二开始，我每天用一个小锅装上中餐，带到学校。食堂修了一个又大又深的蒸笼，每天把学生带来的饭盒和锅子等放在里面加热。中午下课时，大家围在蒸笼四周，炊事员每次拎几个出来，是谁的谁就拿走。总要小半个小时才能全部发完。一九六二年，每人每月的定量中，只有很少的米和白面，大部分是杂粮，即包谷面、高粱面，红薯干之类。那时的包谷面是连包谷棒棒一起碾碎的，有很多渣滓，高粱面做的窝窝头吃进去卡喉咙，绝不像现在的杂粮面那么好吃。在最困难的时候，我几乎两个月没有吃过一粒米，天天就带红薯片上学。因为那时弟弟还小，不能吃杂粮，所以杂粮基本上就是我吃了。不过好歹在家里我算是吃得最多的，基本上能吃饱。
城里开始有人抢东西。但都是抢吃的，并不危及人身安全。记得有次过江到汉口去，在武汉关看见商店正在卖法饼，凭购粮证每家买五个，其实就是烤干的甜饼子。有个人买到了，刚走了几步，一个蓬头垢面的人冲上去，一把抢过来，转头就跑，抱着饼子一边跑一边拼命吃。几个人追过去，抓住他拳打脚踢。但他任人打骂，照吃不误，一下子就把每个饼子都吃得只剩一点点。追的人也无可奈何，只有骂骂咧咧地把他放走了。我在一旁看得心惊肉跳。
在那几年的时间里，每天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吃饭，每天想到的就是吃。连老师讲课都时不时地和吃联系在一起。教我们电学的物理老师邓树华，每次举例子都以馒头为例：“并联电路的电流是叠加的，总电流等于各个支路电流之和。就像三个馒头加两个馒头，等于五个馒头。”讲得我们一个个口水往肚子里咽。
为了节省体力，学校规定中午必须趴在桌子上睡觉，还有值日生监督。但我们总是偷偷地溜到湖边，找野蒜吃，或者抓小蛇。抓蛇要胆大手快，趁蛇正在爬行的时候，一把抓住蛇的尾巴，迅速提起来抖几下，蛇的骨头就散了，否则蛇会回过头来咬你。到下午上课时，窗户上挂着一条条的小蛇。
暑假到了，两个姐姐也从学校里回家了。屋子里顿时热闹起来，每天吃饭时桌子四周坐满了人。妈妈那时是不做饭的，每天要我们从食堂把饭菜打回来。买这么多人的饭就成了一件很累的事。本来应当是除了弟弟小林外大家轮流打饭的，但两个姐姐经常能找出很“充足”的理由表示自己这次不能去打饭，而我又笨嘴笨舌地想不出什么理由来反驳。所以每个夏天，我打饭的次数总是特别多。心里特别恼火。
一九六二年夏天，爸爸他们单位里开办了一个夜校，教医学课程。地点就在我们家隔壁。还运来一具用药水泡过的尸体供大家解剖，晚上也放在隔壁，和我们放小床的地方仅仅一板之隔。我们这边就是一个长长的走廊，依次放了我和两个姐姐的床铺。小姐姐的床在最里面，也就是离死人最近，我离得最远。那天睡觉前，大家都不做声，其实心里都紧张得蹦蹦跳。刚睡下不久，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弄出来一声响。只听见小姐姐一声尖叫，我还没有反应过来，一个黑影从我头顶上飞过去。原来她像弹簧一样跳起来，从大姐姐和我的床上飞过去了。最后只好把我和小姐姐换了个位置。
那时妈妈也参加了夜校，而且学习非常认真，竟然把死人的骨头都带回家仔细研究。还带回来一个头骨。刚开始就是在大白天，我都感到很害怕，特别是一个人留在家里的时候，眼睛总不由自主地朝那边望。总感到那个骷髅头在看着我，背上也感到凉飕飕的。后来慢慢习惯了，似乎感觉不到它的存在，有时做数学题找不到草稿纸，就随手在那个头盖骨上打草稿，打完了再用橡皮擦干净。那段时间里，家里时不时地发出尖叫声。一次是小姐姐从壁柜里拿衣服，结果摸出来一串脊椎骨；还有一次是大姐姐在柜子里摸到小姐姐剪下来的，光溜溜的长辫子。
有一天，小姐姐声称自己要出去，得晚些回来吃饭，给她留一些就行了。大姐姐快到中午时就开始睡午觉，怎么也叫不醒。只好由我去买饭。否则爸爸回来看见还没有买饭是不问青红皂白的，每个人都要挨巴掌。我非常生气。看到桌子上的骷髅头骨，就把它放在一个板凳上，下面压上一张报纸，画了一件衣服。还把一根红绳子放在骷髅头的牙齿缝里。把板凳移到床边，对着大姐姐，然后就去打饭。在路上我得意地想象着：如果大姐姐醒了，一睁开朦胧的睡眼，面前是一个骷髅头在望着她笑，那样子该多么有趣！等我回来一进门，就看到大姐姐从床边滚到最里面，用枕头蒙住头，缩在一角动也不动。我得意地大笑起来。大姐姐气坏了，跳起来大骂，直到爸爸妈妈回来才停下来。
在最困难的日子里，为了补充营养，家里想了很多办法。养鸡，养鸭，种红薯和小麦等等。爸爸把米缸抬到外面，埋到地里，做成了粪缸。我们一起挖地，栽上红薯苗，到秋天收了好多红薯。那时爷爷也来和我们住在一起了。他买了一本种麦子的书，用尺在门口的院子里量着种麦子。不过居然还长的不错。
那年我们收获了一些麦子，妈妈叫我拿去换面粉。要走两站路，到街道口才能换到。那天，我扛着一口袋麦子，一直走到街道口，真的感到很累了。但当我把它换成面粉，正准备往回走时，听见里面的人说：“明天关门，再不换了。”我听到后赶快回家，把剩下的小麦再一次背到街道口去。两次走下来，我真的累得够呛。晚上感到肛门被磨得很痛。妈妈一看，长了一个小肉球，告诉我那是外痔。我就是从那时开始有了痔疮。
为了增加营养，我们开始养鸭子。鸭子长得很快，但也吃得很多。到后来真的没法喂了，只好往东湖里放。鸭子在东湖里非常高兴，吃的很饱，长的更快。刚开始还很担心它们不回来了，我就跑到岸边去叫它们。其实鸭子非常聪明。放几次后就能够每天从家里穿堂而过，冲出去排队出发，走到半路还呱呱叫着，招呼对面江院长家里的鸭子出来一起走。下午到时候自动上岸，甚至还知道要绕个大圈子从后面进来。省了不少心。后来又开始养鸡。但鸡就比鸭子笨得多，自己不会找食，一定要喂才行。那时家里没有鸡窝，只有一只大箩筐，刚好能把五、六只鸡满满地塞在里面。鸡一到晚上就凑过来了，但不肯进去，只好等到天黑。鸡是夜盲眼，我们就能把它们一一抓进去了。后来为了减少麻烦，我们就在地上用粉笔画一个和筐子一样大的园圈，鸡就很自觉地站在那个圆圈里，大家挤挤攘攘地站在那里，我们用箩筐往下一按，就凑合着过吧。
至于我初中的学习，几乎没有留下什么完整的印象。印象深刻的只有吃和饿。那时反正也不强调学习成绩，我的记性又好，学习根本不是问题。增加的几门课除了外语、地理和生物需要记忆外，数学、物理和化学则正是我感兴趣的课程，而语文复习不复习根本就没有什么差别。所以完全处于“平时少玩，小考小玩，大考大玩”的状况。记得中考的考场是在华工附中。老师送我们到那里住了两天。每天上午考两场，下午考一场，上午考间休息时还给我们面包和汽水喝。老师不停地给我们打气。有的同学紧张得要命，什么也吃不进去。而我一点也感觉不到紧张，只感到肚子饿，吃了一份还要吃第二份。老师都感到很奇怪。说我一点也不怯场，完全不像来中考的样子。就这样，还考了个全校第一。
初中的暑假很长。我除了泡在水里外，其余的时间就泡在图书室的书库里了。妈妈是图书管理员，这个得天独厚的条件让我们能进入书库。那真是一个广阔的天地，有小说，科技书，杂志等等。你可以坐在那里看上一整天。那几年，我看了无数小说。极大地增加了我的知识，扩大了我的视野。
从一九六三起，困难的形势开始逐步缓解。我们也到了初三，开始抓紧学习了。不过那时并不是仅仅以分数来衡量学生成绩的。还是有各种各样的课外活动小组：像画画，雕刻，洗照片，做收音机等等。这时，我开始发现自己是个“高分低能”的学生：学习成绩很好，但动手能力相当差。有一次，老师发给每个学生四根竹条，四个螺丝钉，叫我们一周内做一个平行四边形。这么简单的手工劳动让我苦思苦想了几天。在最后一天把工具带到学校，想请同学帮忙。结果在路上，几个同学边走就边在竹条上打孔，然后连接起来，十分钟不到就做好了。我真的感到无地自容。从此以后，我开始注重对自己动手能力的培养。
我对洗照片很感兴趣，就报名参加了洗照片的课外活动小组。这个小组开始由学校给很少的一点钱让你练习，然后就从需要洗照片的同学那里收工本费。义务洗照片，同时自己学习知识。有时自己也掏一点钱来贴进去。好在当时东西都非常便宜。
在这个小组里，我学会了不少技能。学会了如何洗照片，如何洗出一张好的照片。一次偶然的机会，我把底片放在相纸上，放到太阳底下晒了几分钟，结果出来一张棕色的照片。我就以为棕色的照片就是这样“晒”出来的，于是把这个发明告诉了同学们。大家都很喜欢，好几个人都叫我帮他们洗棕色的照片，我也很得意。不幸的是，这些照片过几天后就开始变浅，慢慢就消失了，只剩下一张白板。大家都感到莫名其妙。后来我才知道。这个棕色是相纸里面的碘化银被太阳照射后分解，释放出来的碘的颜色。时间一长，碘就会逐渐挥发，当然就没有颜色了。至于棕色的相片，是用特别的配方染色出来的，哪里是什么晒出来的，闹了个大笑话，最后还得再给别人重新洗一张。
初中的我和全班同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