猪不啃的南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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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和三年困难时期。 ( 11 )

(2019-10-21 03:07:17) 下一个

初中和三年困难时期

 

我初中的历史就是一段饥饿的历史。初中的三年,每天都和“吃”和“饿”联系在一起,许多的回忆也跟吃和饿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一九六零年九月到一九六三年九月,我的初中时代,正是国家遭受“三年自然灾害”(实际上应当是叫“天灾人祸”才对。说是自然灾害,是当官的为了推卸责任而提出的一种文过饰非的无聊提法。)的时期。每个人都在经受着现在的人们难以想象的苦难。那几年我们正处于发育阶段,后来我们班上的矮个子比其他年级的要多很多,不能不说和饥饿有关。

开学前,我是自己走到学校报到的。我雄赳赳气昂昂地背着行李,挎着书包,手里还提着一个尿壶来到华师二附中。因为从小我就在晚上用尿壶解手,还以为大家都是这样的。结果被班上的同学像看怪物一样。刚进中学,一切都是那样新鲜:第一次住校,三十多个人住在一个大房间里,有上下铺。晚上还要上自习,到点就要关灯睡觉。吃的饭从一个活动板房领出来。六个人一脸盆饭,由其中一人把饭划成六份,六个人围在脸盆周围。然后其中一个人把脸盆一转,另一个人闭着眼把筷子一插。插中的那份就是他的,其他人则根据自己的位置领取相应的一份。有几次,晚饭后老师还带着我们一起到江边去背萝卜。我们个子小,挑不动,还是和大办钢铁一样,把萝卜装在裤子里扛回来。当时还觉得挺好玩的,完全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刚来时,新建的二附中象一个工地,教学楼还没有完全修好,晚上还经常停电。那时大家就聚集在一起,听几个年纪稍大的同学讲故事。我真佩服他们知道那么多社会上的事情。

总之,一切都和原来不一样,天天都有新鲜感。

那时候,外语基本上都是俄语,很少有学英语的。由于我学习比较认真,发音也比较准确,深得老师的喜欢,就叫我当了俄语课代表。初一,学校举办了一次外语书写比赛,我还得了第一名。老师还教我们和苏联的小朋友通信,但是那时候毕竟才学了一、两年的俄语,不知道写什么好,所以写了几次就停下来了。倒是小姐姐联系了一个基辅的苏联小朋友,还给她寄来了红领巾、照片和一个塑料玩具。当时塑料在中国还是非常少见的,我觉得那个玩具好玩极了。当然,随着中苏开始交恶,所有的联系后来全都中断了。

然而,形势很快就开始恶化,而且比我们想象的要快得多。首先是粮食不够,饭一减再减。到最后,蒸饭中开始掺萝卜片,吃得人想反胃。班上的同学逐渐一个个退回家走读。这样能节省些粮食,起码大人通常会让小孩子多吃点。我也仅仅住校了一个学期就回家了。其实从家里到学校还是很远的,快走也至少要走二十多分钟。而刚开始每天中午也得回去:饭都是严格定量的,每人就那么多。但中午回家更消耗体力,后来就改为每天带中饭在学校蒸着吃。学生宿舍逐渐变得空空如也,学校食堂也成了每天中午给学生热饭的地方。

从初一下学期开始,学校实行“劳逸结合”。学习几乎成了一个形式,不再强调成绩,以不饿死人为第一要务。上课不能太累,中午必须休息,体育课暂停,不能布置课外作业……。记得期末考试后,俄语老师叫我帮忙统计分数,计算各个档次成绩的比例。我一连记了七、八个都是三分,四分。我暗暗地想:成绩还是不错的嘛。没想到后来出来一个九分,我大吃一惊,才想起来现在已经是打百分制了。全班有一半的人都不及格。

整个教育都在后退。大跃进时代,我们被定为九年一贯制。到了初一,改为十年一贯制。到初二,就还原成十二年一贯制了。课本则被换来换去。从初一到初三,课本的内容经常重复和打架。好在新的内容不是很多。

再后来,城市开始压缩人口,往农村赶。学校里初一的四个班被减成三个班,有些同学还没来得及混熟就消失了。

到了一九六二年,形势更加严峻,到处听说有饿死人的消息。粮食定量只能勉强够吃,谈不上吃饱。国家怕饿死人,每个月都要到最后几天才发下个月的粮票。这样如果有人提前几天吃完了,饿几天还不至于饿死。如果粮票发早了,万一几个月积累下来差半个月,那问题就严重了。

家里吃饭变得非常谨慎。每天量入为出,绝不敢超过一点点。即便这样,还是出了一次事:妈妈自己用牛皮纸叠了一个钱包。钱包有好多个口袋,层数也有三、四层。妈妈可以把不同数额的饭票放在不同的口袋里。问题是到了月底最后两天,怎么也找不出饭票了。我们搞得非常紧张。爸爸赶快到菜场买了很多莴苣叶子,拼命掺和在饭里,才勉强度过最后两天。后来再三寻找,才在钱包的夹层里找到了那几张饭票。爸爸大为恼火。妈妈后来再也不敢用这个结构过于复杂的钱包了。

由于营养缺乏,妈妈开始浮肿。医生跟她开了一点黄豆,我有一次尝了一点点,觉得真好吃!再到后来,食堂把动物房里喂老鼠的豆饼也拿出来给人吃。每个人限购一小碟,二分钱,每天早上才有供应。当时觉得豆饼真香,虽然吃过后肚子稍微感到有点胀气,但是很耐饿。那时候我真羡慕动物房里的老鼠。

在最困难的时候,国家规定干部不准吃肉。有时湖边的邻居捉到一条小鱼,知道我家小孩多,肯定不够吃的,就红烧好了拿来卖给我们。那时妈妈非常紧张,只让从后门偷偷地送过来,把钱一塞就叫他们赶快离开。这样,我们大概隔一、两个月才能吃到一点点荤腥。

从初二开始,我每天用一个小锅装上中餐,带到学校。食堂修了一个又大又深的蒸笼,每天把学生带来的饭盒和锅子等放在里面加热。中午下课时,大家围在蒸笼四周,炊事员每次拎几个出来,是谁的谁就拿走。总要小半个小时才能全部发完。一九六二年,每人每月的定量中,只有很少的米和白面,大部分是杂粮,即包谷面、高粱面,红薯干之类。那时的包谷面是连包谷棒棒一起碾碎的,有很多渣滓,高粱面做的窝窝头吃进去卡喉咙,绝不像现在的杂粮面那么好吃。在最困难的时候,我几乎两个月没有吃过一粒米,天天就带红薯片上学。因为那时弟弟还小,不能吃杂粮,所以杂粮基本上就是我吃了。不过好歹在家里我算是吃得最多的,基本上能吃饱。

城里开始有人抢东西。但都是抢吃的,并不危及人身安全。记得有次过江到汉口去,在武汉关看见商店正在卖法饼,凭购粮证每家买五个,其实就是烤干的甜饼子。有个人买到了,刚走了几步,一个蓬头垢面的人冲上去,一把抢过来,转头就跑,抱着饼子一边跑一边拼命吃。几个人追过去,抓住他拳打脚踢。但他任人打骂,照吃不误,一下子就把每个饼子都吃得只剩一点点。追的人也无可奈何,只有骂骂咧咧地把他放走了。我在一旁看得心惊肉跳。

在那几年的时间里,每天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吃饭,每天想到的就是吃。连老师讲课都时不时地和吃联系在一起。教我们电学的物理老师邓树华,每次举例子都以馒头为例:“并联电路的电流是叠加的,总电流等于各个支路电流之和。就像三个馒头加两个馒头,等于五个馒头。”讲得我们一个个口水往肚子里咽。

为了节省体力,学校规定中午必须趴在桌子上睡觉,还有值日生监督。但我们总是偷偷地溜到湖边,找野蒜吃,或者抓小蛇。抓蛇要胆大手快,趁蛇正在爬行的时候,一把抓住蛇的尾巴,迅速提起来抖几下,蛇的骨头就散了,否则蛇会回过头来咬你。到下午上课时,窗户上挂着一条条的小蛇。

暑假到了,两个姐姐也从学校里回家了。屋子里顿时热闹起来,每天吃饭时桌子四周坐满了人。妈妈那时是不做饭的,每天要我们从食堂把饭菜打回来。买这么多人的饭就成了一件很累的事。本来应当是除了弟弟小林外大家轮流打饭的,但两个姐姐经常能找出很“充足”的理由表示自己这次不能去打饭,而我又笨嘴笨舌地想不出什么理由来反驳。所以每个夏天,我打饭的次数总是特别多。心里特别恼火。

一九六二年夏天,爸爸他们单位里开办了一个夜校,教医学课程。地点就在我们家隔壁。还运来一具用药水泡过的尸体供大家解剖,晚上也放在隔壁,和我们放小床的地方仅仅一板之隔。我们这边就是一个长长的走廊,依次放了我和两个姐姐的床铺。小姐姐的床在最里面,也就是离死人最近,我离得最远。那天睡觉前,大家都不做声,其实心里都紧张得蹦蹦跳。刚睡下不久,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弄出来一声响。只听见小姐姐一声尖叫,我还没有反应过来,一个黑影从我头顶上飞过去。原来她像弹簧一样跳起来,从大姐姐和我的床上飞过去了。最后只好把我和小姐姐换了个位置。

那时妈妈也参加了夜校,而且学习非常认真,竟然把死人的骨头都带回家仔细研究。还带回来一个头骨。刚开始就是在大白天,我都感到很害怕,特别是一个人留在家里的时候,眼睛总不由自主地朝那边望。总感到那个骷髅头在看着我,背上也感到凉飕飕的。后来慢慢习惯了,似乎感觉不到它的存在,有时做数学题找不到草稿纸,就随手在那个头盖骨上打草稿,打完了再用橡皮擦干净。那段时间里,家里时不时地发出尖叫声。一次是小姐姐从壁柜里拿衣服,结果摸出来一串脊椎骨;还有一次是大姐姐在柜子里摸到小姐姐剪下来的,光溜溜的长辫子。

有一天,小姐姐声称自己要出去,得晚些回来吃饭,给她留一些就行了。大姐姐快到中午时就开始睡午觉,怎么也叫不醒。只好由我去买饭。否则爸爸回来看见还没有买饭是不问青红皂白的,每个人都要挨巴掌。我非常生气。看到桌子上的骷髅头骨,就把它放在一个板凳上,下面压上一张报纸,画了一件衣服。还把一根红绳子放在骷髅头的牙齿缝里。把板凳移到床边,对着大姐姐,然后就去打饭。在路上我得意地想象着:如果大姐姐醒了,一睁开朦胧的睡眼,面前是一个骷髅头在望着她笑,那样子该多么有趣!等我回来一进门,就看到大姐姐从床边滚到最里面,用枕头蒙住头,缩在一角动也不动。我得意地大笑起来。大姐姐气坏了,跳起来大骂,直到爸爸妈妈回来才停下来。

在最困难的日子里,为了补充营养,家里想了很多办法。养鸡,养鸭,种红薯和小麦等等。爸爸把米缸抬到外面,埋到地里,做成了粪缸。我们一起挖地,栽上红薯苗,到秋天收了好多红薯。那时爷爷也来和我们住在一起了。他买了一本种麦子的书,用尺在门口的院子里量着种麦子。不过居然还长的不错。

那年我们收获了一些麦子,妈妈叫我拿去换面粉。要走两站路,到街道口才能换到。那天,我扛着一口袋麦子,一直走到街道口,真的感到很累了。但当我把它换成面粉,正准备往回走时,听见里面的人说:“明天关门,再不换了。”我听到后赶快回家,把剩下的小麦再一次背到街道口去。两次走下来,我真的累得够呛。晚上感到肛门被磨得很痛。妈妈一看,长了一个小肉球,告诉我那是外痔。我就是从那时开始有了痔疮。

为了增加营养,我们开始养鸭子。鸭子长得很快,但也吃得很多。到后来真的没法喂了,只好往东湖里放。鸭子在东湖里非常高兴,吃的很饱,长的更快。刚开始还很担心它们不回来了,我就跑到岸边去叫它们。其实鸭子非常聪明。放几次后就能够每天从家里穿堂而过,冲出去排队出发,走到半路还呱呱叫着,招呼对面江院长家里的鸭子出来一起走。下午到时候自动上岸,甚至还知道要绕个大圈子从后面进来。省了不少心。后来又开始养鸡。但鸡就比鸭子笨得多,自己不会找食,一定要喂才行。那时家里没有鸡窝,只有一只大箩筐,刚好能把五、六只鸡满满地塞在里面。鸡一到晚上就凑过来了,但不肯进去,只好等到天黑。鸡是夜盲眼,我们就能把它们一一抓进去了。后来为了减少麻烦,我们就在地上用粉笔画一个和筐子一样大的园圈,鸡就很自觉地站在那个圆圈里,大家挤挤攘攘地站在那里,我们用箩筐往下一按,就凑合着过吧。

至于我初中的学习,几乎没有留下什么完整的印象。印象深刻的只有吃和饿。那时反正也不强调学习成绩,我的记性又好,学习根本不是问题。增加的几门课除了外语、地理和生物需要记忆外,数学、物理和化学则正是我感兴趣的课程,而语文复习不复习根本就没有什么差别。所以完全处于“平时少玩,小考小玩,大考大玩”的状况。记得中考的考场是在华工附中。老师送我们到那里住了两天。每天上午考两场,下午考一场,上午考间休息时还给我们面包和汽水喝。老师不停地给我们打气。有的同学紧张得要命,什么也吃不进去。而我一点也感觉不到紧张,只感到肚子饿,吃了一份还要吃第二份。老师都感到很奇怪。说我一点也不怯场,完全不像来中考的样子。就这样,还考了个全校第一。

初中的暑假很长。我除了泡在水里外,其余的时间就泡在图书室的书库里了。妈妈是图书管理员,这个得天独厚的条件让我们能进入书库。那真是一个广阔的天地,有小说,科技书,杂志等等。你可以坐在那里看上一整天。那几年,我看了无数小说。极大地增加了我的知识,扩大了我的视野。

从一九六三起,困难的形势开始逐步缓解。我们也到了初三,开始抓紧学习了。不过那时并不是仅仅以分数来衡量学生成绩的。还是有各种各样的课外活动小组:像画画,雕刻,洗照片,做收音机等等。这时,我开始发现自己是个“高分低能”的学生:学习成绩很好,但动手能力相当差。有一次,老师发给每个学生四根竹条,四个螺丝钉,叫我们一周内做一个平行四边形。这么简单的手工劳动让我苦思苦想了几天。在最后一天把工具带到学校,想请同学帮忙。结果在路上,几个同学边走就边在竹条上打孔,然后连接起来,十分钟不到就做好了。我真的感到无地自容。从此以后,我开始注重对自己动手能力的培养。

我对洗照片很感兴趣,就报名参加了洗照片的课外活动小组。这个小组开始由学校给很少的一点钱让你练习,然后就从需要洗照片的同学那里收工本费。义务洗照片,同时自己学习知识。有时自己也掏一点钱来贴进去。好在当时东西都非常便宜。

在这个小组里,我学会了不少技能。学会了如何洗照片,如何洗出一张好的照片。一次偶然的机会,我把底片放在相纸上,放到太阳底下晒了几分钟,结果出来一张棕色的照片。我就以为棕色的照片就是这样“晒”出来的,于是把这个发明告诉了同学们。大家都很喜欢,好几个人都叫我帮他们洗棕色的照片,我也很得意。不幸的是,这些照片过几天后就开始变浅,慢慢就消失了,只剩下一张白板。大家都感到莫名其妙。后来我才知道。这个棕色是相纸里面的碘化银被太阳照射后分解,释放出来的碘的颜色。时间一长,碘就会逐渐挥发,当然就没有颜色了。至于棕色的相片,是用特别的配方染色出来的,哪里是什么晒出来的,闹了个大笑话,最后还得再给别人重新洗一张。

 

初中的我和全班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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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风景的树 回复 悄悄话 集体照上每个人都是营养不良的样子,初中正是长身体的时候,真让人心疼
梅华书香 回复 悄悄话 吃喝饿是那个时代的头等大事,莫言的文字也是充斥了饿和解决饿的详细描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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