猪不啃的南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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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小 学
在我六岁多一点的时候（现在看来妈妈当年可能是准备生弟弟小林了），记得是一天下午，妈妈把我带到阅马场小学。我毫无思想准备，妈妈把我从一间教室的后门塞进去，最后面正好有一张空桌子。妈妈叫我坐在那里不要动，然后就离开了。那堂课是音乐课，大家都在唱歌，似乎没有一个人注意到我的存在。我害怕极了，就坐在那里轻轻的哭了起来。这就是我上学的第一天（实际上只有半天）。第二天，我就背着小书包开始正式地上课了。这时我才发现赵尔珉居然也在这个班上。那是我唯一认识的人，自然天天和他在一起。他也像大哥哥一样照顾我。
那时规定七岁才能上小学，很严格的。妈妈再三嘱咐我，一定要说自己是七岁，要不然就要被从学校赶出来。阅马场小学的教导主任姓黄，戴着眼镜，和妈妈长得很像。她隔三差五地拉着我在操场上唠叨几句。其实是套我的话，看我到底有多大。由于家里打过预防针，我一口咬定是七岁了。一直到一年级快读完了，才说漏了嘴。不过那时可能学习能赶上去，所以也就算了。
阅马场小学给我的印象不是很好。除了班主任和算术老师，其他人好像都是冷冰冰的。可能是我上学晚了几天，所以对什么都不熟，别人也对我不熟。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感到非常孤独。
我小时候很喜欢画画。当然只是“喜欢”而已，自己也感觉不到画得是否很好。刚上小学时，学校里要找人参加画画比赛，大概是全国性的吧。大家都在那里画起来。记得有个学生画的是几匹马，图画老师看了看说：“没画好，不是这样画的。”就上去涂了几笔，马立刻变得非常漂亮了。我正好站在旁边，就不高兴地说：“这又不是他自己画的。”老师看看我，说：“我只是加了几笔，主要都是他自己画的，你要不愿意就不画算了。”于是我就不再画了。后来，那个画马的作品好像获得了什么奖，学校还开了庆祝大会。记得奖品中有两个很漂亮的大气球。我一点也不喜欢那个图画老师。
学校里有个小房间，挂着“波波夫收音机小组”的牌子，其实天天就是一个老师在那里焊接收音机。我很羡慕地站在那里看，结果被大喝一声：“干什么！”吓得我再也不敢走近那个房间。
在初小（就是小学一到三年级）阶段，书包里没有什么东西：一块石板，几条石笔，一本语文，一本算术，再加上一个笔盒，里面装有铅笔，橡皮和尺。这就是上学要带的全部东西了。作业本都是当堂做完了交给老师才回家的。到高小（即小学四到六年级）阶段才开始有家庭作业，需要带回家做。体育、音乐和常识是不要书的，顶多发两张画片。不像现在的学生，每天如驴子般背着沉重的书包上学。
一年级时，老师跟我们介绍中国，像个皮球，上面有一条弯弯曲曲的虚线，说是未定国界。到二年级，中国的背上就凹下去了。老师告诉我们：蒙古已经独立了。老师说：现在中国像一只大公鸡。但我觉得难看极了，一点也不像公鸡。
记得刚上学时，武汉长江大桥开始动工。长江里非常热闹，夜晚也是灯火通明。爸爸是营养专家，经常去给长江大桥的总工程师，苏联专家西林那里检查他的饮食。一天，西林邀请一些人去参观，爸爸把我也带去了。那天大风大雨，我们在江边等了半天船，才把我们接到江中一个很小的小岛上。上面有间很漂亮的活动房子，大人们就围坐在一张大桌子听西林专家介绍。我什么也听不懂，就在房间里到处看。我发现窗户上的窗帘很好玩，就去摸上面的绳子，不料窗帘哗的一声落了下来，大家都吓了一跳。西林走过来，嘴里不知道咕噜着什么，按了个什么机关，窗帘就又上去了。我才松了一口气。
在西林专家的房间里挂着一幅画，上面是大桥修好后的模拟效果图，漂亮极了。几年后大桥完工，我发现居然和那幅画上画的一模一样。当时的确令我惊叹不已。
小学一年级是我非常艰难的一年。年龄不够，还要时刻小心不要说漏嘴；没有学前教育，读起“波坡摸佛（注音字母）”来像读天书；身体较弱，体育对我来说犹如过关。一年级的期末体育考试是站在教室的一角，向教室对角的篮子里丢五个皮球，那时学习成绩不是百分制，而是学苏联的五分制。丢进一个算一分。我根本就没有力气把球扔那么远，只有记不及格。学生手册上的成绩单不及格是用红色标记的。我伤心极了，简直不愿再去上学。爸爸仔细问了情况，就去找学校，后来也不知道是怎么办的，反正是不了了之。可能学校里的体育能力训练是根据青少年的发育进程安排的，而我总是差一年。反正从小学一年级到高中三年级，每次体育考试，我都感到头皮发麻：跳马跳不过去，翻杠子翻不过去，短跑跑不快，跳高跳不过……，除了考游泳，没有一项是很轻松的。多半是老师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放生，就是过了也是勉强刚刚过线。
到了二年级，武汉市流行脑膜炎和流感，气氛非常紧张。每天早上学校门口都有老师和高年级的学生守在门口，生病的学生不让进去，没有病的学生要张开嘴，往里面喷一点点什么药。课间休息时还要喝青果煮的水，有点苦，不过大家都很听话，乖乖地喝下去。
三年级时，我们已经在烈士街住了，由于附近有个很大的体育场，所以要上阅马场小学，就不得不弯一个大圈，沿着紫阳湖走，爸爸妈妈上班也得这样走。我很快就发现在体育场边上的铁丝网有个大洞，从那里走几乎是条直线，至少要快十分钟。我很高兴地把这个发现告诉大家。有一天，妈妈带着几个同事也向这里走来。我得意地向他们介绍从这里走是多么方便。但是忘记告诉他们一个重要的情况：需要从铁丝网的洞洞里钻过去。于是，当他们走到大洞前面，才发现这个问题。但这时已经走到最里面，几乎能看到我们住的房子了。这些大人无奈之下，只好一个个地从这个大洞里钻过去。好在洞还不算太小，我看到这些大人们穿得花枝招展的从铁丝网的大洞里钻过去，觉得闯了大祸。好在妈妈并没有骂我，只是再也不从这里走了。
到三年级的时候，我已经能很好地用铅笔写字了。爸爸就给我买了一支钢笔，我开始学习钢笔字。刚开始用钢笔时，觉得特别好用，不像铅笔那样用力才能写得出来。不过也有问题：万一写错了要改正是非常困难的。因此逼得我想好了再写，而不是边想边写了。在我的印象中，三年级的学习对我而言很容易，但成绩却似乎不是很好。主要是注意力很难集中。记得有一次爸爸看到我的作业本上总是有错误，就问我：“你难道不能保证一个星期不出错吗？”我想，这还不容易，于是那一个星期的作业就是全对，一点点错误也没有。但是过后又开始出错了。这大概是男孩子的通病：难以管住自己。那时的我真的是个陀螺屁股，难得安静坐下来，特别是心难得收起来。直到四年级，也就是在五八年大跃进，才开始有了根本性的转变。
四年级的算术引起我极大的兴趣。讲的都是古代算术问题：鸡兔同笼问题，植树问题，追及问题……，很要动脑筋的。只有很难的问题，需要动脑筋的问题，才能把我栓在板凳上。如果是很容易的题目，则容易分心。因此就出现了考得越难就越是满分，考得越容易，分就被扣得越多的怪现象。我们的数学老师很有事业心。教我们时非常耐心，想尽办法激发我们的兴趣，还自己掏钱买纸印题目给我们做练习。如果大家都做得很好，她就更高兴，用一张大红纸写了祝贺信，在班上念给我们听。叫我们“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我们每天都在兴奋中度过。
但是有天早上，数学老师低着头走进教室。她站在讲台上沉默了很久，用很低的声音对我们说：“同学们，对不起，我犯了错误。我辜负了党的教导，以后再也不能教你们了。希望你们要听党的话，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同学们都惊呆了，大家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就这样看着她低着头走出教室。我们的数学老师就这样消失了。据说是犯了右倾错误，至于是不是被打成了右派就不得而知了。
一九五八年，是大跃进的一年。当时毛主席提出的口号是赶英超美，说是要十五年赶上英国。当时我国一九五七年的钢产量是535万吨，而毛主席要求我们一九五八年达到1070万吨，即翻一番。这对于刚解放不到十年的新中国而言，无疑是天方夜谭。但是既然说了，就一定要做到。于是开始全民大办钢铁：一是家家户户都把自己的铁器捐出来炼铁，二是各个单位都要建高炉炼铁。阅马场小学也不例外。在门口一点点的空地上建了一个小高炉。全校的学生都到大东门背铁矿石。我们年纪小的挑不动，就把裤子脱下来，在两只裤筒里装一些铁矿石，扛在肩膀上背回来。反正那时候学校里到处都是铁矿石和焦炭。就像一个垃圾场。三年后，出于肚子饿的原因，我们这些刚读初一的学生在学校的组织下，又一次把裤子脱下来，到江边去背萝卜代替粮食。不知这二者之间是否有什么“有机的联系”？
炼铁时，鼓风机呼呼地响，火苗飘得很高。大家都在盼望着能炼出钢铁来。许多同学也好奇地站在那里看。我们班有个同学叫张伟衡，蹲在地上仔细看那个鼓风机。一不小心手指被吸进去，把指头上的肉都刮光了，流了很多血，被送到医院急救。二十年后我们还见过一面，他的手指头好像又长好了。只是没有了指甲。
记得有一天小高炉出铁了，大家都去看，只见有人从高炉里掏出一块红红的东西出来，大家欢呼起来，大概那就是铁了。那块东西后来就丢在门口，直到我离开阅马场小学好像也没有人去动它一下。经过苦战，中国那年算是炼出1070万吨钢铁来了，当然也包括学校门口那块东西。
大跃进除了大办钢铁以外，第二件大事就是要放卫星。即各行各业都要有飞跃性地提高。像农业要高产，所以就有了亩产几十万斤的牛皮。人们那时对大自然是极端的藐视。记得当时很有名的一首诗歌：
天上没有玉皇，
水下没有龙王，
我就是玉皇，
我就是龙王，
喝令三山五岳开道，
我来了！
但不到一年，人们就开始受到大自然的惩罚。不过当时狂热的人们并没有想那么多。学校里要放卫星，就要求大家都要会背书，人人都要是小诗人。于是艰苦的磨练开始了：
刚开始，老师叫我们背一页纸的课文。要求第二天背熟，上台比赛看谁背得流利。后来就要求背一课，那就是几张纸，也是要求第二天背熟。刚开始背书时的确非常痛苦。我坐在家里，摇头晃脑地背呀背，感到很困难。但是我偶然发现：只要是自己喜欢的东西我就背得比较快。于是每当要求背什么课文时，虽然有些课文很叫人讨厌，但我还是首先极力想象是多么地喜欢它，然后才开始背。果然背书的速度大大提高了。到后来，一页课文，我几乎只要三十分钟就能把它背下来，而且一字不漏。再到后来，一张纸只要我看上两眼，脑子里就能出现那张纸的图像，我就能一字不漏地照着它写下来。这种惊人的记忆力一直维持了几十年，极大地提高了我的学习能力。以至于在初中，清早到学校听说马上要考地理，拿起书看几眼，考试时就能一字不漏地照着书抄。搞得老师总以为我在作弊抄书。其实作弊是没有的，抄书确是真的。以至于在后来出国英语培训时，老师考我一个单词，我不但记得它的中文是什么，甚至还能记得下一个单词是什么。老师啼笑皆非地问我：“你记下一个单词干什么？”我无法回答这个问题，因为我就是这样用图像记忆的。
这就是我在大跃进的收获。
爸爸很早就发现了我的惊人记忆力，但他对此颇有不满。曾经多次骂我是“饿狗记得千年屎”。因为我总是把他做过的事情记得清清楚楚。
学校要放的另一个卫星就是赛诗会。要求人人都要当小诗人，所以每个人都要学着写诗歌。刚开始还觉得很难，不知道如何下手。然而仔细看了看别人写的诗歌，发现其实很容易的：你首先把想说的一句话压缩到适当的长度，即把不必要的字都去掉。然后把能押韵的字想办法调到末尾，或者把末尾换上一个能押韵的同义词，这一句就算成了。再来改下一句……。所以在我看来，写诗歌就是一个排列组合的过程。关键是在你的脑子里要有足够的词汇够你选择，加上能迅速地寻找和替换，一首诗歌就诞生了。用电脑可能会快一点，可惜当时只有人脑。
由于我的脑子转得快，就成了小诗人，当时也确实写了不少诗歌。有些甚至是当着老师的面现场写出来的。记得学校还专门出了一本诗歌集，里面有好几首我写的诗歌。再后来，有些人开始乱抄别人的诗。学校就开始审查，看这些诗歌是否真是我们写的。用现在的话说，要看是不是“原创作品”。于是，校领导把我们都召集起来，要我们每个人谈谈自己写作的思路，怎么想出来的。这个问题实在太难回答。于是有人提议：每人现场做诗一首。这种事也太容易了。论到我的时候，我眼睛都没有眨一下，当场就作了一首，于是就过去了。
平心而论，那时写的诗歌还是很有韵律的。排列的工工整整，读起来朗朗上口。不像现在的一些所谓的“自由体”的诗，根本就是把一句话拆成几句，就成了诗。正如在网上有些人挖苦现代女诗人赵丽华的“梨形体”诗时，形容这些诗其实就是：“一个～屁，一个～很长～很长的～屁，我～不把它～一下子～放出来，忍着～括约肌～的～抗议，把它～分解成～更多的～屁，把它～一点～一点～一点地～放，于是～就成了～诗。”我一点也瞧不起这种诗。我们那时写的诗歌，可能内容上有些幼稚，但韵律上、格式上绝对比那些自由体的诗要经得起读。
在初小阶段，大家都在识字，算术也都是最基本的加减乘除，谁认真谁就会有好成绩，和智商没有很大关系。而到了高小，智商起的作用就比较明显。可能是因为我的算术极好，又会写诗歌，老师对我也和蔼很多。不过和在广埠屯小学以及华师二附中相比，我在阅马场小学的印象基本上就是自己在读书而已，和老师和同学们都没有很深的交往。除了那个被鼓风机搞坏了手指的张伟衡，几乎连同学的名字也没记住一个。而我在广埠屯小学虽然只读了一年半，班上很多同学我都能记得清清楚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