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澳散记 (增订本) ：第三十章：宗教信仰及其他 （上）

南澳散记

(增订本)

 

徐家祯

 

第三十章

 

宗教信仰及其他

 

（上）

 

 

          对于任何宗教信仰，我都持有矛盾的态度: 我不相信任何宗教及主义，但我又尊敬人的宗教信仰或信奉的主义，只要他是真正的信徒，而不是利用宗教和主义去欺骗别人; 我不相信任何宗教，但认为宗教建筑， 如寺院和教堂，是世界上最美的建筑，只要有机会，我就想进去看看; 也正因为我不相信任何宗教，所以我也不相信有上帝、鬼神的存在，但我又希望真有一位至高无上、洞察秋毫的圣明上帝存在，能主持公道、救苦救难; 在我处于千头万绪或进退维谷的境地时，也常会向我心目中的虚无的上帝祈祷，希望能得到帮助或指示。(注 1)

          正因为我对宗教的态度如此自相矛盾，所以在写文章时，我踌躇两三，不知如何着手。另外，我更不希望被人误解为是要攻击宗教信仰，干涉宗教自由，宣扬无神主义。其实，我在这儿想写的只是我个人对宗教信仰的看法，并不强迫他人相信我所信的，更不想强制他人改变他的信仰。 如果有人看了本文觉得我对宗教的认识太幼稚可笑，或者荒谬绝伦，那么， 我也希望他宽宏大量地只当我是 “盲人摸象”，一笑置之即可。

          其实，我对宗教倒的确只停留在非常肤浅的认识阶段。这可能跟我家庭没有浓重的宗教背景有关，因此至今未悟“佛性”，与宗教无缘。

          在我周围，除了幼时有几个吃素、信佛的女佣之外，只有外公和外婆是佛教徒。那几个信佛的女佣，当然除了常对我说“要做好事，否则死了会入地狱”，“今生不做善事，来世会投胎牛马”，或者“不可浪费粮食， 饭粒不可落在地上，否则，雷公会来打死” 之外，也讲不出什么高深的佛 教教义。于是，在我心中，她们的所谓信仰只是无知无识的女流之辈的迷信而已。

          至于我外公、外婆，他们倒是很虔诚的佛教徒。我外公留学日本十 三年，回家之后，有一段时期在杭州风景区产茶的龙井狮子峰顶上，自己设计，请人建造了一座完全日本式的住宅，在山上过“居士”生活，很少下 山来。一直到抗日战争爆发，他才与全家南下避难，直到抗战胜利就不再 上山隐居了。“解放”之后，那座盖在山顶的房子被政府没收，后来下落不明 了。(注 2) 六十年代，听我在杭州浙江美术学院学习的一位初中同学周君说起，他们去茶场写生，住在山顶一边可以望见西湖、一边可以望见钱塘 江的日本式屋子中，我们才知道此屋原来那时尚在。可惜外公住在那幢屋子里时，我尚未出世; 后来外公不再去住，接着“解放”、充公，我也始终未获机会去看看那座别致的房子。只听我母亲时常提起，说那儿风景如何 优美，房子设计得如何精致、巧妙。

          记得我很小的时候，每年随父母在暑假、寒假或者春假去杭州外婆 家那栋 “长毛” 时曾做过 “王府” 的大房子住几天，似乎记得房子里有个佛堂， 终年供着鲜果、点着香烛。但长大懂事些后，已经“解放”，外公卖了那栋大房子，住在一栋小洋房里之后，就不再供奉菩萨了。在我的印象中，能 把外公与佛教相连的事，只有两三件:

          其一是记得他房里朝北墙上总挂着一张玻璃框着的彩色佛像，一开始还以为是一张普通的宗教画，无甚注意。后来才知道是敦煌壁画的原作， 是不知何时，也不知是何人从敦煌洞壁上将墙上的这张画连一层土一直剥 下来，被我外公辗转买来的，仔细看确可看见色彩剥落处背后的土色。当 然，“文革”之中，那张名贵的壁画也跟其余不怎么名贵的东西一样尸骨无存了。光凭这张佛像，自然不能就说外公信佛，因为既然是古物，是艺术 品，那么，不信佛的人也完全可挂在墙上。

          其二是我外公是素食者。在我记忆中，外公一直不吃鸡、鸭、鱼、 肉。但他又跟大部分因信佛而吃素的人不一样，他的“吃素不吃荤”的戒律 遵守得并不严格，因为他每天早晨喝的是牛奶、吃的是牛油土司，他也吃鸡蛋 (但是没受过精的)。他说:  牛奶、牛油、鸡蛋都是没有生命的东西， 并不因为食用这些东西而杀生。外公对“不杀生”这条戒律倒遵守得很彻底。

          记得他房里总备有一只空玻璃杯和一片硬纸，偶然有一只苍蝇或蚊 子从纱窗中飞进来，我外公从不将它打死，而是设法用玻璃杯将他罩住， 再在杯口插入一张硬纸，把苍蝇关在里面，小心翼翼地拿到屋外放走。听 我母亲说，外公、外婆以前每年还去买了很多数尺长的大鲤鱼来，送到玉泉去放生呢。

          其三是我外公会卜卦，这最使幼年的我及我的弟妹吃惊。印象最深的则有两次: 有一次，我父亲在北京，我母亲与我和弟妹先去杭州过暑假， 讲好我父亲直接从北京去杭州，但没讲定哪一天。我们等了几天都不见父 亲，有点焦急，便硬缠着外公卜卦。外公用三枚铜板放在一个旧烟罐中摇 动一会儿倒出，按铜板的正反拼出卦来。如此三次，再按所得的三个卦， 在《易经》中找到相应的字句。他说: “书上说 ‘车隆隆中’，你们父亲已在 车上了，今天晚上会到。”果然，那天晚上父亲抵杭了。

          另一次，我已十八、九岁，有一天带了弟妹、表弟同去逛西湖。大家 在白堤边上看湖中游鱼，不知怎么，才六七岁的小表弟滑到了湖里。幸亏边上不深，被我们一把拉了上来，只湿了裤子。在太阳中晒干了之后，我 们才一同回家。到家门口，我让表弟等在门外，先奔进去，让外公卜卦， 猜今天我们玩得怎样。外公一卜，说:  卦上说水桶落到井里去了，是不是 有人掉到西湖去了? 我们一听，忍不住大笑起来，佩服外公卜的卦竟有如此之灵。后来，我父亲也想学外公的方法用《易经》卜卦，但没有灵验过。 不知是父亲对《易经》中的句子阐释得不对，还是因为我外公信佛而我父 亲不信，因此“诚则灵”，不诚当然就不灵了。

          我外婆则既不吃素，也不见她烧香念佛，完全不像中国常见的信佛 老太太。但是，我外公、外婆倒是正宗的佛教徒，曾正式受过班禅喇嘛的戒，算是被那位活佛收为徒弟了。在那仪式上班禅祝福过的一块大红绸子， 后来外婆送给了我，说把它保存好，以后能除病祛灾，消祝辟邪。那块红 绸子奇迹般地没在“文革”中遗失，一直由我保存到现在。不知我的好运是 否跟那块红绸有关。不过，不管怎么，我一看见那块红绸，就会想起外婆 瘦小的身形、清癯的面容，外公炯炯的目光、笔挺的腰杆。如果没有那场催命的“大革命”，我不知道他们还可以多活多少年!

          外公、外婆对佛教的信仰，我觉得主要是表现在自身的修身养性上， 而不重于宗教的外表形式，也即是《礼记·大学》中所谓: “欲修其身者， 先正其心; 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也就是《荀子·不苟》中所谓: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也。所以，外公、外婆并没有把他们的宗教信仰强加到我母亲一辈上去; 当然，更不会对隔一代的我们一辈施加什么影响了。

          我母亲并无宗教信仰，只是从小好玩，跟他的两位兄弟 —— 即我的舅舅 ——  比赛背诵佛经。至今已过了五六十年，我母亲仍能将拗口的印度文的《大悲咒》和《往生咒》背得滚瓜烂熟，这倒也算是有“佛根”的。 至于我们，则连短短的《往生咒》都背不出了。只是耳濡目染，听我外公、 父亲或其他朋友在讨论佛教问题，也一知半解地听进去了一些。尤其知道 有些很有学问、修养的人  ——  如，外公留学日本时的同窗好友、中国的宇宙之父钱学森先生的父亲 （注3） 就是佛教信徒，还在上海佛教学会担任过负责 工作。于是我更进一步知道，原来在中国上层知识界，是以佛教当作一种 人生哲学来研究、信奉的，而不是像吃素老太那样，纯粹是迷信。

          如果说，对于佛教，因为家庭中有外公、外婆能对我有些潜移默化的影响，因此尚能有一鳞半爪的认识，那么对于西洋宗教，如基督教、天主教之类的了解，我更是停留在原始阶段了。我至今还讲不清究竟西方宗 教中有多少流派，为什么天主教、基督教要各自为政。 （未完待续）

 

注 1:  后来，我在周作人的哪一篇文章中看到，他自己说:他不是“无神论者”，而是 “泛神论者”。我大为高兴，觉得找到了真正的“同志”。周作人的意思是: 他并 不是真的不信“神”，而是不信某一个“神”。他认为，要是世界上真有一位主宰 一切的万能之“神”的话，那么，世界上所有各种宗教所相信的“神”实际上都是 一样的，因为世界上不可能有几位主宰一切的万能之“神”。我也这样想:既然 “神”是万能的，当然，他在信不同宗教的人眼里显示出来的也可以是各不相同 形象:在基督教徒眼里，“神”就是耶和华或基督;在佛教徒眼前，“神”就是释 伽牟尼;在伊斯兰教徒眼前，“神”就成了“真主”。所以，实际上，信谁都一样。 这就“泛神论”的意思。

注 2:  关于我外公在杭州意胜庵的房子，在我《山居续忆》中有几篇文章都介绍过。 有兴趣者可自己去看。

https://blog.wenxuecity.com/myblog/75789/202207/26835.html

注 3:  钱学森之父钱家治（均夫）并非我外公留学日本的“同窗好友”，这里写错了。但钱均夫的堂兄弟钱家瀚却与我外公同为杭州安定学堂1904年首届毕业生，所以，我外公与钱均夫一定早就认识。钱均夫去日本应该早于我外公，在日本念的学科和学校也不同。回国后，钱均夫曾任过杭州教育界的负责人，而我外公则是浙江甲级农业专科学校（即浙江大学前身）的校长和安定学堂的董事长，所以他一定与钱均夫有密切来往。钱均夫后来一直住在上海愚园路歧山村，离我家江苏路不远。五十年代中，外公在上海我家住过一个月，钱均夫来我家看望我外公，这是他们的最后一次见面。后来，钱均夫就被儿子接到北京去定居了。外公与他还有一些通讯联系。钱均夫与外公在上海见面情景，我在《山居杂忆（增订本》中详述过（见第11章〈再说鬼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