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中的时候他和玫是同班同学。玫上小学的时候跳过一级,于是就赶上来了。
他记得初二那年元旦,同学们自己制作贺年卡,然后交换,这是班主任想出的主意。那时送贺年卡显然太过时髦,市面上还没有现成的贺年卡卖。在那时的涂门它们还完全不是生活的一部分。人们热衷于送实在的物品:水果、烟酒、罐头,或者其他要狠狠心才能掏钱买下的东西。送出去都是要有回报的。
他们的班主任二十出头,大学刚毕业,很有些浪漫情怀。于是他们就自己做贺卡,写上祝贺的或者自勉勉人的话。
他在卡片上写的是“鲲鹏之志”,在空白处画了一只鹰。他和玫交换了,玫的贺卡是她用钢笔画的修长的竹子,技法在他眼里是完美的了。那时她就已经想成为一个大画家,毕加索、凡高之类的。当时大家对未来都有不低的憧憬,连他们的班主任也是如此。班主任在那之后没多久就离开了中学,去干更有前途的事去了。但他后来死了,死得颇为奇怪。一辆摩托车撞了他一下,速度并不快,撞得也并不重,送到医院两天后突然死了,那是九十年代的事了。
八十年代初涂门还是一个低矮的城市。高层建筑只有两个:一个是酒厂烟囱,另一个是火葬场烟囱。酒厂烟囱立在涂河边,镇日吐着馊乎乎的白烟;火葬场的烟囱立在市郊,在一座水库的北边。因为高,人们在涂门城里抬眼便可望见烟囱顶端飘出的不祥的黑烟。
大家抱怨说,他们的自来水遭了污染,有死人的气味。
然而那烟囱依旧无动于衷地立在那里,任由青烟袅袅上升。
那时候涂门已经由一个区级县升为省级市,市政府内的巨大语录碑已被炸掉。
春天,玫常常去水库的坝上写生,面朝东南方向,背对火葬场隐约的烟囱――在湖水氤氲的雾气和反照中,烟囱含混不清,反倒没有在城里看得清楚。
玫送的那只贺卡,让他成了被嘲笑的对象。没有别的男生和女生护送贺卡,只有他这么做了。寒假后开学,几个同学还惦记着,问他,贺卡哪去了?他老实回答:放在家里了。这几个家伙笑得更猛了。
在学校后门外,有一大片蚕豆地,初春开了层层叠叠的蚕豆花,白花瓣上有大团的黑点儿,望去就像无数窥视的眼睛。那年春天她画了无数蚕豆花瓣,片片都是忧悒的眼睛。她翻《芥子园画传集》,说:为什么古人总是画梅花啊、兰草啊、竹啊、松柏啊,为什么不画一朵蚕豆花或者一束麦穗呢。她画了一大丛开花的蚕豆,参加学校的绘画比赛,当然没有得奖。美术老师说它缺乏寓意,色彩也不够丰富。他看过得奖的那些画,果然都是些梅兰竹菊,要么就是些画得色彩斑斓的水彩画。
玫没有得奖,显得很失落,就来问他:“我画的真不好?”
他说他不知道,他说得奖没什么好不得奖也没什么不好。他应该鼓励她才对,说完他就后悔了。但即便现在,他仍然难以说出鼓励的话来。何必去参加那种比赛呢,人到了最无聊的时候,也不会忘了搞个比赛什么的;有些人总想去做别人的主,最好根本别去招惹他们。
他对柴柯说,在他很小的时候,最早有记忆的年纪,他以为,人是不会变老的,孩子永远是孩子,父母永远是父母,爷爷奶奶永远是爷爷奶奶。一切都是眼下的那个样子,天上的日月星辰也是如此。
他说那时他一点儿也没觉得这有什么不好。那时他内心还没有萌生出一种把自己都想超越了的冲动。但是到了青春期,看着父母一成不变的观念和生活,内心里就充塞着鄙视和悲苦。
孩子永远是孩子,父母永远是父母?人,顶着一个名字,其实不停地在背叛着自己啊。从一个安于现状的小孩子到一个寻奇逐异的青少年,仿佛摇身一变,根本就不是以前的那个人了。人在不同的年龄,该给自己戴个不同的名字,甚至姓氏也应该改吧。
直到有一天,也许五十,也许六十,我们又叫回原来的那个名字,沿着某种轨迹又回到起点。这也是会发生的吧。
八十年代初的涂门,难看得很彻底,还有一种孤苦伶仃的气质:半梦半醒,慵懒,杂乱,冷漠。当然要想从记忆的仓库里寻找吉光片羽,也并非全无可能。他不会忘掉糖的滋味。涂门的糖,想想那些名字,也会留下口水:搅糖、切糖、酥糖、香糖……。小女孩们喜欢用两根细竹棍搅起鸽蛋大小的淡黄色的糖稀,拉开它,纠结它,再拉开它,再纠结它,一遍又一遍,不厌其烦。她们是以成年妇女编织毛衣的耐心和执著重复这样的动作的。这动作附着在性别之上,编织,纠结,缠绕,假如一个男人也醉心于这样的动作,那该多么奇怪。
可是上初中的女孩子们若是搅着这种糖进教室,就会招来嘲笑了。它被不无道理地视作儿童们的游戏。来涂门插班初中的玫,有几次就情有可原地成为笑柄。
众目睽睽之下,黎红着脸接过了那根竹棍儿,舔了一口。那是他第一次尝到搅糖的滋味:柔润、光滑、细腻,还有轻微的辛辣。质地比蜂蜜硬,又比奶糖柔软。甜味不可避免地扩散开来。
麦芽糖被做成一张大饼的形状,直径盈尺,厚寸余,放在圆形的砧板上,用纱布蒙好,卖糖的老人挑着它和一只木椅颤悠悠地走街串巷。当、当、当地敲他的铁铲,老远都能听见。碰上买主,就稳稳地放下木凳,从容安顿好砧板,揭开纱布,取一二寸宽、半尺长的刀片立在糖上用手扶好,另一只手持着一把小锤,轻轻敲打,就像地质学家小心敲取一片云母石。慢慢地,一片带着小孔、刀口整饬的糖就被敲打下来了。卖糖老人的动作一丝不苟,跟这个慵懒粗糙的县城大异其趣。黎禁不住猜测,涂门或许曾有过一个不同凡响的时代,那时有精致、有美感。大概小县城的黄金时代已然逝去了,那些娴熟的动作不过是遗漏下来的精致的碎片。
黎每每希望那刀片放得靠后一些,这样被敲下来的那部分就厚实了,但他同时又希望那糖片能薄一些,薄薄的一片上,天然的小孔镂空出好看的图案,放进嘴里,它会像一朵云彩悄悄化掉。
冰棍的滋味纯正:凉、硬、甜、清香,没有多余的味道。包装也简洁,不记得冰棍纸上是否有图案,如果有,也一定不花哨,不会像香烟壳或火柴盒。香烟或者火柴,他也是无法回忆具体的图案了。只有这么一种印象――确切地说,应该是评价:图案莫不煞费苦心,仿佛没有它们,就不成其为香烟或者火柴。他非常郑重地回忆,却不能让那些图片的印象进入脑海。只记得香烟壳是光滑的,而火柴盒粗糙得多,有的是过于粗糙了。他唯一能回忆起来的,是大前门香烟:灰色的古怪的建筑(或许是深蓝色的),大而无当,却又不失稳重。他对这类建筑的模样向来谈不上好感,却不知为什么深深记住了,或许在某个时候,某个地方,他碰见过与大前门有关的不能忽略的事情,或许只是在某个令他兴奋或者高兴的时刻,他不经意地瞥见一盒大前门香烟。有的让人念念不忘的记忆,其实就是在不经意的一瞥之间印上脑子里的。这样的例子所在多有:在他和玫二十多岁重又见面的那些日子,最清晰最突兀的记忆是一条毛巾。一条干燥的毛巾,摸着还有些刺手,他记住了它,比那么多鲜明的、重大的、欲望的或危险的事物还记得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