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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居续忆》：第三章：三叔祖礼耕先生（五）

(2022-08-21 18:24:32) 下一个

《山居续忆》

第三章

三叔祖礼耕先生

徐家祯

(五)

从一生的事业来说，我的三叔祖礼耕先生在四九年之前达到了顶峰。那时，由于两位叔祖父的努力，在祖传产业的底子上，发展到绍兴、诸暨、杭州、嘉兴、上海都有工厂、企业、房产、地产等等。但是，在政治地位上，礼耕先生在四九年之后倒反达到过一个高峰。可惜，不久就峰回路转，一个跟斗栽到谷底。不过，只要对中国近代政治有所了解的人，对此都能预料，并不出人意外。

以前，有人曾把历次政治运动比作“割草”，也就是说，由高到低，一批批、一层层割下来。今天没有被割到的草，不等于明天也不割;所以，今天“整” 不到的人，不等于明天也不“整”。

四九年，新政府刚成立，地主和地痞、流氓是要割的草，而资本家则暂时还未挨到。所以，我们家各地的企事业并未被政府没收或征用，连上海大家庭住着的大房子和杭州像“大观园”那么大的“榆园”都还保留着。但是，后来，各种税收越来越多，而生产所需的原料和产品的销路及市场却越来越困难。我们家庭要维持那么一个庞杂的大摊子越来越艰难，最后，只得让政府征用了杭州“榆园”的绝大部分;以后，又卖掉了上海的大房子，将所得款项三家平分，各自另买了一幢房子。不知是因为巧合还是有意，我们三家自立门户之后却又同住在一条街上，二叔祖家离我家只有一、二百公尺的距离;而我们跟三叔祖则就是紧邻，只有一墙之隔而已。这三幢房子比起以前大家庭合住的那幢来虽然小得多，但在上海比起一般住房来还是大得可观，在整条街上都有点鹤立鸡群的。难怪一九六六年“文革”开始时北京红卫兵来抄家说:“你们住着‘皇宫’，明天来你们家开个展览!”幸亏他们只是说说算了，后来我们也就“扫地出门”。否则，我们的房子里真正开起展览会来，我们一家四口成了展览会里的活展品，日子倒确实会更难过。

我家以前与三叔祖住在一幢大房子中，后来又一墙之隔地住在相邻的两幢大房子中十多年，这，我想是我们与三叔祖的关系更为密切的另一个原因。那时候，虽然大家自立门户，但关系仍像一家一样。三叔祖一星期总要来我父亲书房很多次，我父母当然也常过去闲谈或者送些家乡菜。我们四兄弟姐妹和三叔祖的最末了四、五个孩子年龄相仿，虽然我们要叫他们叔叔、姑姑，但时常一起玩耍，真可以说是“朝夕相处”。我们两家房子的第四层楼上是个大平台，两家的平台中只隔着一个一人高的隔墙。有时我们孩子懒得从大门外兜进去，就从矮墙上翻过来、翻过去，当然万一失手从四楼摔下去，倒一定粉身碎骨的。后来，两家院子中相隔的一道矮篱笆坏了，父亲索性请两位泥水匠筑了一堵矮砖墙，上半段是砖砌的缕空花纹，还有一扇不装锁的门，于是，我们和三叔祖家更成了一家，可随时来往。夏天的上海越晚越闷热，大家在院里乘凉，就打开门互相串门。

每年一到曾祖父母和我祖父母的阴寿、忌日，三家几十人必定聚在一起祭祖，然后吃饭，到时也必然邀请再远一些的亲戚、本家，有时一下子到了五、六十人。那时房子大，也有人手烧、煮、收拾，大家乐意一年中有这样的借口聚八、九次。我们采取的是轮值制，每年，由三房中的一房负责一年中的一切祭祖活动，第二年再由另一房负责。每房三年轮到一次。到了春节早上，则必定由我们全家先去三叔祖家拜年。再一起大队人马浩浩荡荡沿路走到二叔祖家去拜年，然后再组成更大队的人马，浩浩荡荡开到我家来拜。这个礼节即使在 “文革”中都没有中断过，一直持续到现在。

五十年代初期，地主那批“草”割掉之后，就开始割起资本家那批更矮一点的“草”来了。一开始是所谓的“五反运动”，资本家几乎无人过关。工人被挑动起来斗资本家，逼得不少资本家不得不跳楼、卧轨，死路一条。三叔祖是我家工厂、企业代表人，当然在“三反五反”中首当其冲，挨批斗、逼供讯，弄得死去活来，不知他是怎么熬过去而没有自杀的。

幸好“三反五反”运动中没弄出大问题，运动一过，政府又对幸存者采取 “安抚政策”了，于是三叔祖仍然当他厂里的总经理。不久，又成了上海民主建国会的常务委员、浙江省政治协商会的委员，政治上升到了“顶峰”。

一九五六年，政府又来了一个所谓的“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与农村的“合作化运动”相配合。那时毛泽东已经开始“胜利冲昏头脑”，以为这样搞下去可以一步跨入共产主义了。那时正是他的“黄金时代”，真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一声号令，全国闻风而动，谁敢不听?于是，半个月、十天之中，全上海大小工厂、商店全部成了“公私合营”，我家在各地的工厂、企业也无不如此。公方经理进驻之后，掌握了行政大权，二叔祖、三叔祖一生辛苦经营的事业实际上归了国家。不过，那时至少政治上尚高人一等，在工厂中仍是“私方经理”，起顾问作用，再加每月享有高工资，每季度有巨额“定息”可领取，生活上丝毫不受影响。但是，好景不长，政治的镰刀又要割下来了。三叔祖的这次厄运首先得从他的苏联之游说起。

一九五六年底去苏联旅行摄于莫斯科

(左起第一人为徐礼耕，第三及第四人为我八姑母徐宣寿和八姑父沈祖樾，第五人为亲家沈瑞洲)

五六年年底前后，上海工商界组织了一次“工商业工作者自费旅游苏联”。那时，中苏尚在蜜月之中。苏联是中国的“老大哥”，“苏联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是当时宣传的一句口号。组织资本家去看看自己的“明天”如何当然应该。首批赴苏联旅行团只有三、四十人，都是上海资本家头面人物，我三叔祖夫妇和他的大女儿夫妇(注 1)都在其中。在苏联畅游一个月之后，回到国内成了去天竺取经回来的“唐僧”，被到处请去作报告，介绍苏联见闻。

三叔祖生性喜乐，讲话幽默，爱开玩笑，即使在十分难堪的时刻仍能说几句笑话。在二十年代初期，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时，杭州是军阀孙传芳(注 2) 的地盘。北伐节节胜利，孙军面临崩溃，形势十分紧张。那时礼耕先生才二十出头，已是杭州工商界头面人物。一次军阀政府召集工商界人士座谈，实际上大概是逼迫大家捐款。大家面对这样的局面都无法强作笑容，又不便一哄而散，于是出现冷场局面，十分狼狈。忽然，礼耕先生站起来说:“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于是，大家趁机在哄笑声中解散。事后，参加会议的老前辈们说，没有我三叔祖的这句玩笑，不知会议会如何收场呢。

如果说二十年代三叔祖的玩笑话打开了一个僵局，那么五十年代他开的玩笑却使自己陷入了一个僵局。

三叔祖去苏联时正值隆冬，他带了皮帽、皮大衣、高统皮靴去苏联。不想，苏联室内暖气很足，室温甚高。到了室内，身上热了尚可脱大衣、脚上热了可不能脱皮靴。于是，他回国后作报告时开玩笑地说:苏联别的都好，只有 “热脚难过”。而上海方言发音“热脚难过”正与上海话的“日脚(“日子”)难过”谐音，于是，当不久“反右斗争”开始时正好作为说苏联人民“日子难过”的反动言论，揪住不放，狠狠批判。

“反右”运动之中，要将谁套上一顶“右派”帽子是莫须有任何确凿根据或罪状的。三叔祖因有企业在杭州，当然常因事务去杭州，也常与杭州各行业的资本家有业务上或私人间的聚会。但在那时这些聚会都加油加酱成了“秘密黑会”。记得五七年上海《解放日报》还登出过“徐礼耕放火到杭州，湖心亭秘密串连”的头版大标题。

不久，三叔祖正式套上“右派帽子”，革职降薪，月薪从五百多降到五十多元。不但政协委员、民建常委开除，还讲他是混进去的。再不久，要他扛起锄头去上海西郊挖长风公园的碧罗湖。那时，我们再也听不见三叔祖爽朗的笑声了。原来他红得发亮的脸变得黑里带灰。好在这样过了三、四年，“安抚政策” 又一次降临，三叔祖的“右派”帽子摘掉了，不过其他政治待遇却从此没有再恢复过。

虽说“反右”是对三叔祖的沉重一击，但与九年后的“文化大革命”相比，实在只能算“小巫”而已。因为那时至少没有触动他的主要经济来源——“定息” 及其他财产;而“文革”时，不但礼耕先生，而且大家也都一败涂地了。

注 1: 三叔祖的大女儿名徐萱寿，是我的八姑母。上海沪江大学毕业，嫁给沈瑞洲之子沈祖棫先生。沈瑞洲经营桐油事业，曾有中国“桐油大王”之称，是当时上海最大的工商家之一。四九年后，任上海市人代会人民代表。“文革”初期被“红卫兵”批斗，因得不到及时治疗而去世。“文革”后，沈祖棫先生曾任上海工商联副会长、政协常委、中华全国工商联执行委员等职。1956 年底，上海曾组织由工商界头面人物及知识份子组成的代表团访问苏联，其中包括我三叔祖礼耕先生、亲家沈瑞洲先生和我八姑父沈祖棫夫妇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