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海的水鸟
就是想飞。
写在字里行间的爱（爸爸给我的信）
今天是澳洲的父亲节
刘海鸥
爸爸年轻时家里请人给他算了一命，别的都忘记了，只记住了一条：“命中无子”，因为后来应验了。爸爸没有儿子，连着得了四个女儿。生老三老四时，妈妈总是无奈地说，又是个女的，爸爸说，她会和其他孩子一样受到疼爱。
爸爸给了四个女儿同样深厚的父爱。每个女儿都能写出长长的父爱的故事，我这里写的是写爸爸对我的爱和我对爸爸的爱。
爸爸不善于用语言表达他的爱，他的爱多见诸字里行间。爸爸留下了很多日记，讲儿女情长的很少，偶尔有记，则是情意拳拳。爸爸这一辈子给我写的信也不多，却总是在我生活最关键最需要帮助的时候，飞到我身边。这些信深深地流露着爸爸对我的执爱和关切，我视为珍宝，保留至今。
1
1965年我高中毕业，我在报考大学的志愿书上填了北大中文系、师大中文系、中山大学中文系……我从来也没有想到我们并没有选择自己道路的权利。
秋季的某一天，我坐立不安地等着大学发通知。邮递员一天来两次，上午收到的是录取通知，下午才发不录取通知。上午邮递员来过了，没有我的信。我的心凉了半截，怀着万分之一的侥幸心理，没准信件晚到了，下午也许会收到录取信。
下午，几个同学来找我，历数谁谁谁考上哪哪哪，我的心已经降到了冰点，突然脑子一片空白，失去了记忆。当我再清醒过来时，眼前是蓝天晃动，五六个人抬着我正在走路，他们说我晕倒了跌在地上。
傍晚，我收到了不录取通知书，我躺在床上休息，满心绝望。爸爸下班回家，在我的床前站立良久，沉默良久。我打心眼里可怜他，觉得对不起他的期盼。爸爸最后长长叹了一口气。我当时并不明白，但他心里明白因为他的父亲，孩子们受到了牵连。
没几天爸爸去了河南搞四清，带着一片忧心走了。其实我并没有那么失落，党的号召“一颗红心，两种准备”，“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早已深入人心，我们的前面有董加耕、邢燕子、侯隽、“军队的女儿”作榜样。姐姐海燕已经走王震的后门，到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我决定到新疆去。
正在这时我收到了教育局的通知，分配我留在北京当中学老师。对于父母来说，除去上大学，这个工作也还差强人意。可是我和中了邪一样，拒绝接受分配，只是一个心思——新疆。
爸爸在河南知道了我的决定，立刻千里外搬兵，写信请他的表弟，一个北京中学老师到我家来游说。表叔说，你现在是一腔热血，将来会有很多现实问题，比如找对象结婚生孩子都不容易，还是在北京好。我非常的心高气傲，想：瞧瞧，这就是一个在城市里当老师的人的思想境界和追求！如果在城市里变得这么俗不可耐，我更要离开城市。其实表叔所说，何偿不是父母所担心的呢？多少年后有了孩子才觉得他的“庸俗”确实有道理。
父母的努力挽留失败了。妈妈迫于无奈，找了王震的关系，这个后门不是为自己谋利益，很容易走通，少一个城市户口还不是好事情？手续很快就办妥了，我定于过了“十一”就赴疆，剩下的事情就是去农垦部领取车费安家费，买火车票。
爸爸也知道了我的动向。想来他必是心如刀绞，大女儿已经去了新疆，情况并不乐观。现在二女儿又要走了。他甚至没法集中精力干活，在他的日记里写道：
“上午屯谷茬，在刨谷茬时杂念联翩。总在想念孩子。想念海燕，担心她不安心工作，闹出事来。想念海鸥，怕她不够坚强，远离家乡，生活不习惯，要经过很长时期的痛苦。孩子，坚强点，让父母安心点。”
爸爸的日记多是记事，几乎没有表露感情的内容，多少年后看到这篇日记，我的心在流泪。
我终没去成新疆，妈妈的领导知道了这件事严厉批评她支持女儿不服从组织分配，走后门搞不正之风，失去了党性立场。责成她立即制止此事，并作深刻检讨。我最后还是无奈地当了老师。
爸爸知道了非常高兴，在日记里写道：“海鸥的工作确定，我就安心了。远离身边到万里之外的新疆去，真使人难过。海燕后悔已晚了。但也不必后悔，主要是好好接受锻炼，成为一个又红又专的人材。想家是必然经过的阶段，过一二年就好了。”
爸爸内心是矛盾的，对党的忠诚及对亲人的心疼。“真使人难过”一词道尽了爸爸心中对女儿全部的爱。幸亏我没有去新疆。
2
我在师院附中当实习老师，不久文革就开始了。文化革命顾名思义是革文化及文化人的命。在学校老师就是革命对象，年轻老师也不能幸免，我也在被革之列。
我常被学生辱骂，推搡，这也倒罢了，斗争还在升级。
六月我和学生一起去农村夏收。学生横眉立目地监视着我，不过他们抓不到把柄，我最爱干农活，历来劳动第一名。轮到我们班帮厨那天，我拿起菜来要洗，大师傅赶紧说你放下。菜刀不让我摸，包子也不让我做，总之一切进口的东西都不让我碰。几个学生像防贼一样盯着我，大师傅也用一种奇特的眼光看我。我不知道错在哪里，十分委屈，只好扫扫地擦擦桌子，实在没事就打苍蝇。
哪知回到学校，谩骂和侮辱的大字报在等着我，初中小孩更是对我拳打脚踢，恶言辱骂，弄得我晕头转向。再看大字报上的内容更是荒诞无稽，说我下乡时，在厨房把马粪和捉到的苍蝇放到学生的饭菜里，毒害革命学生，致使很多人生病拉稀。我的“反革命罪行”立即引起“公愤”，遭到学生批斗和打骂。
我回家说了此事，爸爸万分心疼，说学校肯定有问题。他马上写了一封信给北京市委，要求制止学生打老师的行为，信中说：
“请赶快制止师院附中打人现象
师院工作队负责同志：附中的革命运动自六月一日开展以来，群众已经发动起来，搞得轰轰烈烈，形势是好的。
但据了解，也存在一些问题，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打人现象现在仍然一再发生。运动刚开始革命左派激于义愤，打个把黑帮分子是可以理解的。但工作组到附中已经二十多天，打人现象仍在继续，这样坏人就可能乘机捣乱。坏人打着红旗搞混战一场的阴谋，利用学生没有斗争经验，挑拨左派革命学生殴打一些中间的，或一时被黑线蒙蔽的老师，或一时还没有站稳立场的老师。这样不分敌我友地乱打一阵，是不符合文化大革命的政策的。是迅速制止这种现象，赶快加强附中运动的领导的时候了。引导学生进行说理斗争，不然会给运动带来难以弥补的损失。
1966年6月”
我不知道爸爸写了这么一封信，在爸爸去世整理他的日记及信件草稿中才发现的。看到爸爸焦虑的话语，我唏嘘不已。我能体会，他想到女儿受到的侮辱时必是心如锥刺。他的信件在当时必然是石沉大海。但即便是一粒小石子，他也要投入沧海，力图激起一些浪花。
后来我又遭到了严厉的暴打，鼻青脸肿，背臀紫黑。我瞒过了父母，只是淡淡地说是从自行车上摔下来的，我不能让已经朝不保夕的他们再为我伤心了。
3
1967年，形势千变万化。由工人阶级夺权而引发的造反派和“保皇派”的斗争越演越烈，最后上升为武装斗争。各省市的造反派和保守派各自横向联合成立了什么大联委，联合战斗军团之类。他们或冲击军区抢军火库，或得到军区的支持，用军队的步枪以至大炮武装起来。武器不够的则自制土枪土炮和最原始的武器长矛。
我们这一代是在理想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的宣传和熏染中成长的。我常常遗憾自己没有赶上战争年代，现在烽烟四起，全面内战，我内心充满了参加战斗的渴望和激情。我并没有想过正义非正义或具体地去捍卫什么东西，只是一种对战斗的向往，一种狂热，一种新奇感。我马上出发，哪儿战斗最激烈去哪儿。我去了成都、重庆、贵阳、昆明，加入了当地的派性斗争，几经历险。
我从来没有理会父母是怎样地捏着一把汗等待我的消息。当我背着挎包，风尘仆仆地出现在家里，爸爸妈妈的惊喜溢于言表，可是没几天，我又跑了。
八月，听说新疆那边闹得凶，我的心又跃跃欲试。新疆非常吸引我，一是前几个月在云贵川虽然目睹武斗，但是没有亲身经历过“腥风血雨”的“考验”。更重要的还是海燕在那里。
我装好了绿帆布挎包，里面有一两件衣服、毛主席语录、扑克牌，还有一些假证件——我搞到了一个假学生证和一些盖了章的空白介绍信。临走时，发现挎包不见了，到处找不到。原来是妈妈藏起来了，她担心我的安危，坚决不让我去。我气得不得了，跟妈妈大吵大闹，妈妈就是不把书包还给我。
没想到第二天爸爸把挎包拿来悄悄交给我，说他是从妈妈那里偷来的。他说你们去吧，小心点，见到海燕把她带回来。爸爸为她的没心没肺拼命三郎的性格日夜担忧。
新疆的确已经是腥风血雨，天天都有死人的事情发生。常有炸弹，大炮落在我们居住的院子里，玻璃老是震得轰轰作响。奇怪的是置身于这个环境中，我从来也没有害怕过。
我喜欢这样的生活，觉得新鲜刺激，简直忘了给家里写信。不久我收到了爸爸的信：
“还是上月（八月）二十几号曾收到你们一封信，半个多月过去了，没有见你们来信，心中着实不安。中央近来又三令五申，叫外地串联的学生赶快回来，响应主席的战略部署，回本单位搞大批判，要相信地方的群众自己会闹革命，自己能够解放自己。你们应当响应中央的号召，赶快回来吧！现在天气越来越冷，你们带的衣服又少，病在外地怎么得了。
海燕来电，说要回来，可能已经在途中，我曾给她一电报，谓，‘父肺癌病危，速归。’
你们千万不要到新疆的外县去串连，那里全是少数民族，言语不通，既无法调查更无法做支援工作。少数民族中有一些坏人，对汉人特别仇恨，你们女孩子去他们中间特别不合适。
赶快回来吧，父母日夜挂念你们，寝食不安。回本校闹革命是符合中央精神的，是响应主席伟大战略部署的。要听毛主席的话。不听毛主席的话，即使牺牲了，也不会是重如泰山，望你们再三思之。 爸 1967.9.12”
海燕得知我到了新疆，不管不顾溜到了乌鲁木齐，一见到我就放声大哭，说爸爸得了肺癌。我一则以喜二则以惊，本来假电报是人们糊弄领导的惯常手法，爸爸给我的信中也说发了假电报，可是爸爸没和我们说过假话，我也拿不准爸爸的病是真是假了。我立即把海燕送上了去北京的火车。直到海燕电告我爸爸没事，一块石头才落了地。
尽管找到了海燕，我还是不打算回家，按照原来的计划下专区县，沿着乌伊公路（乌鲁木齐到伊宁）西进直到伊宁。行程只走了一半，前方战事紧张，车子过不去了。我这才折回头。
我真是不懂事，我根本不去体会父母的心焦，总是我行我素。
4
1969年5月7日，毛泽东又发表了一个“最新最高指示”。是对东北柳河干部学校的批示。即所谓的“五七批示”。于是像中国所有的事情一样，上面一句话，下面雷厉风行。全国各大小机关都办起了五七干校，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都被送去走“光辉的五七道路”。被毛主席批为“帝王将相才子佳人部”的文化部干脆撤销，爸爸的人民文学出版社是文化部的下属单位，和文化部的其他单位一起连锅端到了湖北咸宁。在动员大会上，军代表告诉知识分子，你们就在那劳动，改造，安置，不要再幻想回北京。
出发干校的日子一改再改。终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0周年的前夕，爸爸们突然接到指示立刻离京。爸爸离开北京的时间是9月26日，中秋节的前一天。这是军宣队特意挑选的日子，就是不让你们在家里过中秋团圆节，这种具有小资产阶级情调的节日，是不利于贯彻五七指示，不利于干部的思想革命化的。
我那阵被中学派到东玉河小学的初中戴帽班教书。就是这个时候，爸爸要走了。他给我寄来一个明信片，说某天要坐火车离京赴干校。我一心扑在工作上，把明信片塞在兜里。过几天爸爸又来了一封明信片，说时间又改在某天，我还是没在意。我觉得不应该为私事请假，也没有时间请假。又过了两天，我收到了爸爸的第三个明信片：
“海鸥：接最后消息：26日下午1：35仍在永定门车站上车。26日上午在社集合，整队到天安门向毛主席宣誓，12时进站。你就不必回来送我了。你姨夫送来一哈密瓜，极好。元元有信来，你母亲一切如常。
父1969年（9月）24日下午四时半。”
明信片到我手里时已是9月27日的上午。晚了，爸爸已经走了。我突然意识到，爸爸连发三封信给我，封封说不必送，实际上就是想让我送他。爸爸走时没有人送，而出版社其他的人都是拉家带口地相送。我想象着爸爸，在火车站东张西望，在最后一刻仍然希望亲人的身影出现，不禁痛哭起来。我恨自己为什么那么革命，收到第一二封信我就应该回家帮爸爸整理行装，与爸爸话别。
我不再管校长会说我什么，马上请假回家，我的心里充满对家的眷恋。家里空了，只有爸爸给我留的一块哈密瓜。
几十年来，对这件事的追悔如毒蛇一样地咬着我的心，一想起来心就疼，就要流泪。这最后一张明信片我一直好好地保存在日记本里。如果问，这一辈子你最后悔的是什么事情，就是这件事，我没能送爸爸去干校。
5
当父母的对儿女的操心是没有尽头的。二老在干校里，操心在新疆老大的暴烈性格，操心在山西老三的羸弱身体，操心在内蒙老四的无着无落。我在北京有个平稳的工作，他们也操心，操心我的婚姻大事。
爸爸妈妈到干校后，我一个人留在京郊，农村学校接触面狭窄，很难“自由恋爱”，只能通过介绍人“找对象”。给我介绍对象的人还不少，这又牵动了爸爸的心，担心“对象”，更担心介绍人，一下子世界上好像没有好人了。他又亲自写信来：
“……这事关系你一生的幸福和工作，当父母的特别关心，是可以理解的，特别是介绍人的情况，实在使人不敢相信。了解一个人也实在不是容易的事，连介绍人也只是了解个皮毛，这是常有的事。我认识的人中，就有这种情形，介绍人倒是有文化的知识分子，可是结婚后非常不合适，弄得精神极端痛苦不说，甚至影响工作，弄到后来还是离婚了事。能离婚还算好的，甚至还有更悲惨的，这种事情听说得多了，对于一个不知根底的人不能不十分慎重。由于生活圈子不同，对所交对象调查研究有困难，也是使人担心的一个原因。……（以上在工地上写）”
爸爸如此忧虑，简直失去了对女儿交往能力的基本估计，其实“找对象”没有那么可怕。我到底还是通过介绍人，找了一个“对象”。爸爸一百个不放心，决定回北京看个究竟。向干校请假还得演一出戏，1972年的春节，我给爸妈打了个电报：“克阳胃出血住院，速归”。爸爸回来了，身负着相女婿的的重任。
爸爸和未来的女婿见了面，吃了饭。没说什么，回干校了。我等待着爸爸的评语，我知道，爸爸一般什么家事都不管，要管态度就非常坚决，通常我们不敢违逆。爸爸来信了，他说，对这个人印象不错，只是觉得他太聪明，恐怕将来你会吃亏。在爸爸眼里，我还是一个傻乎乎的小女孩。不过至少爸爸没有反对。
其实爸爸又多虑了，到了“将来”，吃亏受气的不是女儿倒是女婿，而爸爸则非常喜欢这个女婿。
6
女儿嫁出去了，爸爸还是不能省心，1975年我怀了第一个孩子，妊娠反应强烈，此时丈夫正在干校养猪，帮不上什么忙。消息又传来，因为丈夫把猪儿养得又肥又壮又多产，领导决定让他再留干校一年，大力弘扬养猪事业。爸爸看着我心疼，写信给他，让他离开干校照顾我。他说：
“成忠：
海鸥怀孕反应较强烈，不想吃东西，她说上星期七八天只吃了一斤栗子，其他什么都没吃。按你妈过去的经验，这种反应要持续很久，至少四五个月吧。
大约明年初夏生产，生产前后需要人照顾，小孩也需要精心喂养。你明年如果还在干校，就诸多不便了，她一个人在家肯定会有许多困难。我和你妈的意见，明年你还是不在干校，回体院，就近照顾一下才妥当，此事望你认真考虑一下，及时跟领导谈谈。我觉得你们干校为了多养猪而留人多干一年，是没有道理的。走五七道路的目的是锻炼思想，而不是打什么生产上的翻身仗。当然我这话不必给领导讲。家中一切都好，勿念。
爸 1975.10.27”
本来这是母亲应该操心的事情，可爸爸视为大事，只有大事爸爸才亲自动笔。丈夫从干校回来了。我给爸爸生了一个健康的外孙。
7
我的第二个孩子让爸爸操透了心。
我怀上了第二个孩子时，北京已经严禁生第二胎。既然已经有了，我就不能把她扼杀在萌芽状态。为此我在怀孕期间和生孩子以后吃尽了苦头，“咎由自取”，不提也罢。我感到愧疚的是，爸爸妈妈并不同意我的做法，但是小生命已经形成，他们也就不再责怪我什么，而是和我一起担惊受怕，一起承受非人性的压力和屈辱。本来我已成人，自己做的事情自己承担，不料我的领导，一个身材细长秃顶戴眼镜的家伙，竟跑到爸爸妈妈的家，历数我的“劣迹”，上纲上线，所用均是文革语言。这还不够，又斥责他们纵女“犯罪”，极尽侮辱之能事。他们走后，我从没见爸爸发过这么大的脾气，他忿忿地连说：“党棍！纯粹是党棍！”
生完孩子后爸爸立即把我接到他自己的家里，为的是让我安心恢复身体，躲开各级领导的上门讨伐。家里有个“月孩和月婆”，总不免噪杂混乱，爸爸那阵正在翻译《战争与和平》，就在这个环境中，坚持工作着。翻译累了，就到我的房间，看看面目姣好的外孙女，叹一声：“可怜，一生下来，世界就与之为敌。”
两个月后，我回到自己家，爸爸一百个不放心，写信来询问：
“成忠、海鸥：
你们回去后，情况如何？有没有逼你们搬房子？你们的申诉递上去没有？
处分决定的原文抄一份给我，寄至出版社。由我名义申诉的问题还没想好，不知向哪方面，向谁申诉较有效。我打听出北京市委管计划生育的是白介夫，也可以向他申诉。
事已至此，也不必太着急，尽可能保持乐观情绪，注意自己的身体，暂时的困难会有的，但也没有什么大不了，养好孩子就是了。 爸1982.3.23”
值得告慰爸爸妈妈的是我的女儿健康美丽自由成长。她为她的生命感谢外公外婆。
8
1988年我出国了，去读博士。爸爸亲自到机场为我送行。爸爸这时心里是什么滋味呢，因为将远隔重洋而心疼还是因为我留洋读书而自豪？我不知道，虽然与亲人分离也难过，也哭，但更多的是对新生活的向往，来不及考虑那么多。
出去了，才知道国外的生活像个严厉的教师，你必须得通过它设置的重重难题。首先碰到的是孤独。白天街上就不见人影，晚上更是死一般沉寂。异样的语言和面孔包围着，一个人都不认识。我想的梦的全是亲人。好不容易盼来了第一封家信，我拿着信跑到附近的大公园，坐在草地上阅读，读着不禁大哭，我真想马上回到亲人的身边。我写信告诉他们，我想回去。
爸爸马上给我回了信：
“你这次去澳洲，经历了千辛万苦，到了目的地，一切似乎皆不如意，想家，挂念子女，生活不习惯，其实这一切都是意中事，刚到国外的人，大抵都是如此，这是必经的过程，我相信慢慢就会好起来的。北京离澳万里，相隔千山万水，好像十分遥远，其实也不过大半天的航程，比体院（我家）到崔府（娘家）还近。北京家中的一切，你不必担心。成忠他们的生活完全无虑，我手中还有点余钱，每月可以补贴一些，让他们过得比你在京时还要好，你刚到一个新环境，当然不习惯，要不了半年，你过了语言关，就会自由自在了。主要的是要尽快过语言关，你有英语的基础，相信很快就能掌握语言了。
一切都刚刚开始，要自强不息，坚持下去，精神不能垮！……”
爸爸还给我寄来了两张太极拳级别的证明，希望可以以此在澳洲谋求一条生路。
爸爸的信给了我很大勇气，我坚持了下来，在澳洲站住了脚。一年后，我的丈夫孩子都到了澳洲。
9
我的精神没有垮，台湾的长兰姑姑说刘家人的血液里都有“决不妥协”的因子。我也是。
可是身体却由不得自己，出了问题。到澳洲的第三年，我被诊断长了脑瘤，动了手术，再过五年，脑瘤又复发，再作治疗。这些事情我长时间瞒着爸爸妈妈，我不想让他们再为我操心。面对病魔和死神，自己却琢磨透了一个道理，这一辈子都在为了什么而做什么，唯独没有为了自己作些什么。我决定放弃博士学位的桂冠，把劳什子“子曰诗云”扔得远远的。
放弃了名和利，我过得很轻松，精神愉快。我和爸爸妈妈讲明了我的想法。我知道爸爸曾经一直为我出国“读博士”而骄傲，他的内心一定很失望，但是他毫不犹豫表示赞成。他对我的心疼始终是第一位的。
不读书，也没有工作，拿着政府的病残补贴，生活的确有些拮据。我不说，爸爸一定也想得到，阔别中国六年后第一次回国，爸爸一定要把他仅有的五百美元送给我，那情景成为我永远不能释怀的愧疚……
10
1997年海燕到澳洲来探望我。古道热肠的海燕见我们一家四口人仍然租住两个睡房的公寓，心疼不已，捶胸顿足，当下就借给了我三万美金，让我们买一间像样点的房子。哪知海燕回国后听了一些人的蛊惑，后悔了，立刻来信收回三万元。我知道姐姐的秉性，凡事并无定见，就写信告诉她，房子不买了，钱马上还给她，但是我还是非常感谢她对我的同情和理解。
本来姐妹之间的事到此就完结了。爸爸无意中看到了我的信。我可以想到他看信后定是心如刀搅，他立刻给我写了一封信。
“海鸥、成忠和孩子们：
我几乎没有给你们写过信，这太不应该了，前两天从你母亲处拿来海鸥的四封信，最近的信也已经是七月间发出的，这些信带回我的住处，细细看了两遍，其中特别是1998年4月9日一封信，是我感触良深，促使我匆匆拿起笔来写这封短信。
关于海燕借钱事，海燕向我提起过，现在海燕要取回那笔钱，害得你们买房子事告吹。我正是为这件事写信。我的意见是你们不要从银行取出那笔钱换成人民币还海燕，那么怎么办呢？很简单，由我还给她，连本带利一起还，那三万元就算我借你们的。我这样说了，我一定照办，你们也一定听我的话，一定依我所说的办，千万，千万。
你们会问，这样办会不会影响我的生活？我告诉你们，“丝毫没有影响”。我有超过这个钱数的稿费，再多拿出一点也没关系。第二个问题：“何时还？”我的回答是不限时，何时大田和又佳能挣钱，有多余的钱时，那时再说。还不还不是什么问题，我只希望大田、又佳努力学习，能成材，我就高兴了。
我这话说一不二的，并坚决办到，你们不必提出什么异议了，令我心不安。来信告诉我应还海燕多少钱。我没有海燕在美国的通讯处，由海鸥给海燕写信告诉她我的决定就行了。”
爸爸的信通篇浸透着他对五十多岁远在万里之外的女儿“居无定所”的深深忧虑，为此他要拿出自己的养老积蓄为我买房。我何德何能，受爸爸如此眷顾？！这么多年了，作女儿的从来无以报答父母养育之恩，反而父亲要在八十多岁的高龄来周济女儿。我绝对不能要爸爸的钱。我立即回信，坚决地婉转地拒绝了爸爸的馈赠。
爸爸后来没再提替我还账的事了，可是女儿的窘况他始终未能释怀，年底我回国探亲，爸爸竟说，我死后就把我的房子给你吧。爸爸说得很轻松，我却感到更加沉重，仿佛整个房子的重量都压在心上。我仍然没有接受，因为这样对其他姐妹不公平。
我感到沉重的是，我始终不能让爸爸为我心情轻松愉快。因为我的性格自由不羁我行我素，后半辈子过的总是磕磕绊绊的，这磕磕绊绊象拴在爸爸心坎上的一根绳子，时常把他的心抽得一紧一紧。都五十多岁了，还在让他失望。
其实我的秉性很像爸爸，淡泊名利，视物质财富为浮云。我在国外除了没有房子，生活得很好。虽然多病，我精神生活丰富愉快，我写文章，画油画，参加各种公益活动。我的文章连连得奖，我的油画常有人索要，我义务教授的学生们非常热爱我，我的各路朋友一大群。这些我很少跟爸爸讲，我觉得这些都是习以为常的生活琐事，不值一提。爸爸去世后我翻阅爸爸的日记，才知道他对女儿以至孙儿们所有的生活小事都细细咀嚼，津津乐道，铭记在心。
我万分后悔，我为什么没有对爸爸多讲讲我的生活，让他知道女儿在海外有一个丰富的世界，他一定会为我高兴，一定会为我骄傲。
2005年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花园房屋，可惜爸爸那时已经走了四年了。
11
细细想来，我这一辈子只有一件事让爸爸为我骄傲，就是1978年研究生恢复招考时我考上北京大学哲学系的研究生，圆了我自己上大学的梦，成了刘家这一代第一个进入大学堂的人。
这一辈子我只为爸爸做了这一件事，1979年召开第四届全国文代会时，我给大会主席周扬写了一封长信，痛说爸爸无房之苦，不久由周扬亲自批准，爸爸得到了在大北窑的一套房子。
这一辈子其余的事情，我总是麻烦爸爸。我给爸爸的太少太少，他给我的我永远不能再报答。我将后悔一辈子！
海鸥我想你没下乡而直接被北京师院附中招为教师也与你考上研究生一样让你爸格外自豪而宽慰。当时人人都要下乡，你却直接做了教师，还是名中学，多么荣幸而难得。
学生打老师，这些作恶的学生没人后来找他们算账吗？他们该判刑，该给海鸥你赔偿，还该跪着给你磕头认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