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海的水鸟
就是想飞。
说不尽的老娘（姐仨聊妈）
不知怎么的，最近我们姐几个不约而同地写起妈妈，妈妈的大事情已经由二姐在《半壁家园》里写完了，现在姐妹们回忆的都是小事。三人写的回忆放在一块发表，有点长，但各有特点，琐琐细细，都起来很轻松。
妈妈琐事 刘元
妈妈的单位全国妇联全是女人。大革命来了尽显婆妈嘴脸，互斗互撕互咬像极了恶狼蛇蝎。妈妈性格开朗直爽率真，曾经因为说实话反映真实情况，对虚假东西提出异议被打成右倾。文革了，妈妈知道所有的政治运动都不是文革这个大恶场子的对手，所以对自己的言行尽量小心。
有一次中午在妇联食堂吃饭，我买好饭找饭桌，看见有个桌子只有康克清独自一人用餐，我就过去与她同桌边吃边聊。忽然抬头发现妈妈在旁边饭桌用紧张不安的眼神看我。我知道妈妈眼睛里的意思“不要跟她一桌，不要跟她说话”。康克清是全国妇联的主席，文革打成走资派，瘟疫一样被人躲。
妈妈与康克清共事时关系非常好。康没有孩子，看见妈妈抱着几岁的我三姐喜欢的要命，抢过三姐抱着说“这是我的女儿，这是我的女儿”，还想认三姐做她的干闺女。这才多长时间啊，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就被文革扑杀。我看出妈妈的眼神里是担忧害怕，但我这没心肺的愣头青没有为妈妈着想赶快撤离和走资派吃饭的饭桌。还好妈妈并没因此引火烧身。
还有一次我骑车在车站碰见康克清等公交，她穿着一件肥大褪了色的灰中山服，她那时没有专车接送了，自己坐公交回家。我跳下车和她打招呼说话，周围没人知道她是堂堂大元帅朱德的夫人，旁边也没有妈妈紧张担忧的眼神，我俩说话的环境平安无事。
文革开始母老虎们还没开始把“有点情况”的人都提溜一遍，妈妈暂时处在安全期。举国哀鸿悲戚，民穷财尽的那年头，兴趣爱好娱乐……该享受的全部扼杀殆尽，只剩一本毛选一本语录一张大党报，还有满天飞舞的文革小报和小道消息。
1968年有小报登消息，北京先农坛体育场发生了一件震惊北京的命案。其实文革伊始人头落地血流成河的惨烈案件多了去了，先农坛这个命案如何撩动人心地轰动我早已忘记。妈妈好奇心极强，也特别想知道案件详情，就让我去命案发生地先农坛打听，我这个傻愣不怕事的出头鸟就骑车前往。
先农坛体育场是当年北京唯一的体育场，可容纳一万左右观众，建立了工人体育场之后就没先农坛什么事了。它是北京运动队专业运动员的训练基地和驻扎地。不记得我到了那儿怎么蹿东蹿西就进了运动员宿舍。屋子不大，几个上下床，还有几个彪形大汉的男运动员。我一进屋就被他们稀罕物似的围起来。他们没有火药味的质问而是很和气地问我干啥来了，找谁之类的。我说明来意，他们就话匣子打开说命案咋回事。听了一耳朵案件的过程和结果，也拿到一些油印材料，回家报功嗷嗷待知的妈妈。
我出生几个月大就上了妇联托儿所，接回家的时候很少，跟家里人生疏。从托儿所接回家光哭不说话也不会笑，哑了好几年。妈妈同事婉真阿姨管我叫小哑巴。谁知我长大了不仅话多还敢闯入无人问津之地。我举止的愣猛劲儿，海鸥说想起大老虎（鄙人属虎）。
后来想起这事也挺后怕，一个十五六岁的丫头孤身闯入男人窝，那些男人坐着都比我站着高，个儿顶个儿的有股子力拔山河的气势，说把你办了就办了。好在虽然文革险恶，人性的善良质朴还没有完全泯灭。妈妈派我入虎穴也说明她没把人看得那么坏以及会在我身上发生什么狗血意外。
过了一两年运动又发神经，清理劳什子阶级队伍。这回清到妈妈头上了。五十年代审干运动妈妈的党员身份正当清白实打实，这会儿重新拿出来揉搓。妈妈的对立派让两个纯洁无瑕疵的革命人到广州外调妈妈入党问题。二人头回儿到广州，外调完毕，把个秀美的南国风光游历一番，吃足了一辈子没见过的美食佳肴抹抹嘴回来了。回来后妈妈就听到五雷轰顶的消息“你提供的入党介绍人说不认识你，没有介绍过你入党！”
档案里的材料是经过有关领导严格调查审核铁板钉钉的，现在为什么不尊重历史推翻重审？人们哪里知道文革中档案是用来整人，让你非人非鬼甚至人头落地的把柄。档案是绝密的，档案室是严禁外人进来的。文革中它如同阅览室，造反派可以随便进入翻看档案，针对性地寻找对自己有用的材料，想提溜谁不容分说，抢走他的档案材料，让你遭灭顶之灾朝不保夕是分分秒秒的事。
妈妈1938年入党，三十年来忠心耿耿兢兢业业任劳任怨为党国工作，现在居然没有充分的多方面的调查依据，轻易就定性“假党员，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被开除党籍，只发二十五块钱生活费。
妈妈非常愤怒不断地写申诉材料，没人受理。1969年妈妈背负沉重的政治压力选择跟爸爸去了爸爸单位的干校，远离全国妇联那些没人味儿没水平的熊娘们儿。
去干校前妈妈觉得要扎根干校回不了北京了，海鸥一人住好几间房子没必要，就没跟家人商量自作主张把一溜北房其中的两大间正房拱手让给本院邻居。因为爸爸先去的干校不知此事，知道后痛惜不已。
八十年代末搬家时妈妈把爸爸收藏了几十年的一套老版鲁迅全集100块钱卖给旧书店了，爸爸叹惜不已。爸送妈俩字“糊涂”，还加大了“糊涂”的时间长度，放上仨字“一辈子”——糊涂一辈子。可怜的老娘，不知道的以为家有痴娘。妈妈不善家务不懂管理，生活理念简单随意不讲究。妈妈在这个糊涂和尚糊涂庙的乱场子里更是被糊涂。
在爸爸干校妈妈如鱼得水，那里全是饱读诗书，满腹经纶的知识分子。妈妈也是精通历史和古诗古文的老才女，在这里找到同道人了，和他们PK知识妈妈一点都不糊涂。我去干校探亲，搞古典文学的舒芜跟我说你妈妈知识丰富是个活字典。
妈妈因病不能下大田干活了。水稻田的活儿真不是这些斯文知识分子能受的。站在水田里弯着腰，还要被蚂蟥咬。我去干校探爸妈，下水田干活被蚂蟥咬住小腿肚子，这家伙身上不知有多少个吸盘针，它紧紧地吸在我的肉上，用手使劲拔出来，腿上立刻渗出一堆小血珠。幸亏妈妈因病得“福”了，不再受稻田之苦，被分配干后勤给全连干部烧开水。烧开水用的是大柴锅，我插队做饭也是用这种大锅。东北冷，大夏天的做饭烧柴都不觉得热。这湖北可好，九月份了还四十一二度的高温呢。妈妈脖子上搭一条擦汗毛巾，身穿没领没袖的汗衫，及膝盖的大布裤衩子，蹲在灶坑旁往里添柴禾，热得汗流浃背，所以妈妈并没因病得福，照样水深火热。我帮妈烧火，并教给她我们烧水的经验——水温渐渐升高时打开锅盖用水舀子搅和几下让水的温度均匀分布，这样水开得快省时间，妈妈一试果然奏效。
妈妈每天准时准点把水灌满近百个暖水壶，让干活回来的干部们及时用上热水。干部们非常感谢妈妈，写了表扬大字报，标题是“有口皆碑汪老太”。这在当时众多批判的大字报中尤为醒目。
1973年干校结束妈妈回到北京，干校这五个年头没有批斗没有污言秽语，是妈妈最轻松愉快的时段。
这年冬闲我从内蒙回北京，妈妈又降大任于我——为她悬而未解的政治问题找妇联领导曾宪植。曾宪植当过全国妇联的副主席、书记处书记。文革开始被打成走资派，造反派给她的罪名是“大黑伞”。“大黑伞”底下有他网罗的72个小鬼，妈妈是小鬼之一。曾宪植“解放了”，72个背锅的小鬼不也该曲散人终了吗。妈妈知道现任的妇联领导是一群整人整红了眼的不干正事的废物，由此想到人格算是端正基本没有负面评价的曾宪植。曾宪植的前夫是叶剑英，离异后一直和侄子侄女住在妇联机关后身的平房宿舍，这会儿不知为啥住进了叶剑英和后老婆生的女儿家了，女儿家住在王府井南头帅府园胡同西口。
找到住处敲门进入，见曾宪植正在和继女打扑克，我自报家门说明来意，把妈妈写的申诉材料呈交给曾阿姨，阿姨很热情请我坐下，听我表述了妈妈的心愿，表示会过问这件事的。回家跟妈妈汇报，她心里的石头掉了一半。
转过年1974年，妈妈的问题解决了并补发工资，估计曾宪植的威望起了助推作用。曾宪植大黑伞下的小鬼落难，举伞人义不容辞。
妈妈拿到工资的第一件事就是补交党费。党费每月两块钱，妈居然热血激涌缴纳5元钱，翻了一番半！现在五元钱不是钱，当年政府发给无依无靠没有生活来源的“五保户”每月五元生活费，平均每天0.166元，只能窝头馒头大素菜。哪怕多发一块钱，即可三天吃一次一两半的猪肉。
那时很多人补发工资后哭喊着扑回党的怀抱缴纳高额党费。比如那位大作家周而复，他八十年代因一个冤案被开除党籍，十年后恢复党籍，他老人家一下子补缴党费一万元，猛吧！大有终于回归党娘亲的感恩冲动。党可以要我们的命，抢我们的财产，我们依旧会像珍爱生命一样衷心爱戴她。共产党员的称号比生命还重要，宁死也要保卫，被洗脑的人们至死不渝。
补发后第二件事，妈妈请了老朋友商务印书馆总经理陈原一家在莫斯科餐厅吃西餐。陈原夫人是妈妈的老同学，三个老广东文革中虎落平阳被犬欺，今天心情舒畅开怀畅叙。陈原四五岁的外孙女表演歌曲《小松树》小松树快长大绿树叶新枝芽阳光雨露抚育我快快长大。毛主席共产党像太阳像爹娘抚育我们指引我们快乐成长…… 天真无邪的好孩子，但愿你们不再有文革伤害。指引你们成长的只有你们自己的亲爹娘。
再后来说起那位妈妈的入党介绍人，他一定是见到中央机关来了外调人，那架势居高临下颐指气使，以为妈妈在全国妇联当了什么大官已经被打成牛鬼蛇神走资派，吓得不敢承认自己是介绍人，生怕牵累到自己。万恶的文革把太多的当年提着脑袋干革命铁骨铮铮的人逼成软骨头没血气的胆小鬼。八十年代妈妈回广州和老战友聚会，听说有这位介绍人参加就断然拒绝聚会，妈妈不想见这位曾经让她生不如死的人。
有一次我陪妈妈看眼睛，大夫看她的气质风度很好就问“老人家是教授吧”。妈妈调侃说要不是参加革命就是教授了。我说您要当教授文革更是命都没有了。其实妈妈最想干的工作是去中华书局当古文校注。有个朋友的妈妈就在该书局工作，该书局全是知识分子，文革打杀的就是知识越多越反动的臭老九，据说文革闹腾得扬天翻地。妈妈的正直率真没有防人之心的天真到哪工作都难逃一劫。
七十年代后期妈妈退休了，养花种草含饴弄孙。没有了当干部时任人不理的架子了，在胡同串起了门儿。北院徐家是工人，南院的罗家老两口也是工人，西院的曾老先生是退休知识分子。还有住在沙滩临大街门脸房的老鲁家也是妈妈经常去的。老鲁是东安市场的面点师，老伴是家庭妇女，两口子都是山东人，很淳朴，家有一女一儿，女儿是我的同学兼好朋友。没想到妈妈也能跟身份普通的百姓家接触拉家常。西院的曾先生喜欢养花草，妈妈慕名而去参观他家的锦簇花团，交流种花经验。曾先生是个文化人会作诗，还送给妈妈一个扇子，老人用毛笔在扇面上书写自己作的七言诗，妈妈当宝贝一样欣赏收藏。
七十年代末我嫁人了，嫁到济南。被嫁的人身有疾患，我无知不懂它的厉害。爸妈倒没持反对意见，我们姐妹四个找对象爸妈都尊重我们的选择。我对象在山东文物总店工作，妈妈喜欢文物古董说搞文物工作，挺好的。爸爸说这个人挺憨的，元元也憨厚，就认可了。
迁移济南前，我未来的公公和婆婆来北京办事，顺便来我家看看我爸妈。婆婆一进门从包里掏出两包济南特产糖酥煎饼作为见面礼。婆婆是我对象的继母。对象的亲妈是一位非常可亲可敬的老革命，被万恶的文革带走了。
公婆临走前，妈妈从柜子里拿出一件东西，是翠玉，造型是一把宝剑。翠绿欲滴的宝剑放在精致的盒子里金黄色的缎子衬底上，简直亮瞎人眼。我以为妈妈只是让他们欣赏一下，不成想是郑重送给公婆的见面礼。妈呀，您心大手松，这么贵重的东西！我对象是搞文物的，懂它的价值，跟我说这个至少值两万块钱（七十年代末的估价）。
说起送礼，有一年爸爸的侄子从台湾来大陆省亲，妈妈把积攒了几十年的各个朝代的铜钱送给他了，那一大串铜钱足有一米多长。我对象没见过这串铜钱，要见到又该大惊小怪了。
妈妈对身外之物从不计较，送人礼物并不考虑其价值，总是把她认为最好的，她最喜欢的东西送给别人。
2004年妈妈去世。我们去协和医院办理妈妈遗体捐献手续，工作人员很感动老人家的捐献行为，还无奈地说起现在每年捐献数额很少，才四十个左右，远远不够做医学研究用。
妈妈在1982年10月14日庄重地给全国妇联党组织写下遗嘱要把自己的遗体捐献给协和医院做医学研究。还嘱咐下一代到时不能接受医院的任何报酬，即使医院有什么规定也拒绝不受，只领回一捐献遗体的证书，留给后人做纪念即可。
1982年的中国人还处思想混沌观念陈腐落后中，捐献遗体？想都别想，整尸入土是人们追求的完美形式。妈妈高尚的情怀我敢说在1982年全国没几个。
梦醒后她依然在 刘克阳
妈妈的模样被人称为美人，标致的五官，天然去雕饰的漂亮。可是这么漂亮的人，从不打扮。1949年到北京后，除了夏天，其他季节她就是一件双排扣的“列宁装”，大肥腿裤。她的照片好几年里出现的都是这件衣服，她喜欢戴一条黑色的纱巾，为的是围住脖子，权且挡挡北方春秋天的风沙，她去世后，那条戴了几十年的黑纱巾保存在我的柜子里。
直到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她要参加十一天安门前观礼台的“观礼”以及接待“外宾”（外国人），她才不得不做了一身藏蓝色毛哔叽制服，这身衣服穿了近十年。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一次又有接待外国人的任务，妈妈还是穿着“老制服”，被她的领导张阿姨狠狠地说她，让她回家换衣服，她笑呵呵说：“没有，真没有！”张阿姨不客气地说：“老刘（指我爸爸）那么有钱，你怎么连件漂亮点的衣服都没有！”之后无奈说：“这次就这样了，赶紧做两件新衣服吧。”妈妈真去做了两件薄花呢的旗袍，一件紫红色一件墨绿色，煞是好看。其实妈妈也是高工资，并不缺钱，更不会依靠丈夫的工资去穿戴打扮，她的心思从来不用在衣着上。张阿姨曾经跟妈妈得意地说过往事：“我和老徐（她的丈夫，曾任外交部美大司司长）当年到延安，我是穿着红旗袍，红高跟鞋去的……”难怪呢，妈妈穿戴理念比张阿姨晚了近二十年。
好景不长，两件漂亮的旗袍大概也就穿过一两次，紧接着下放劳动，四清，文革……旗袍剪掉下摆，染成黑色给我和姐姐穿了。闭关锁国，再也没有接待外国人的事情了。妈妈又恢复她的“灰蓝黑”的衣服，似乎像配合当时风云突变的政治气候，阴郁的服装既沉闷且不惹眼。
文革中，妈妈从干校回北京后，更是对穿戴不讲究了，在湖北干校劳作破衣拉撒凑合了四年，回到北京只不过干净利落了。因为有四个女儿，她的个头胖瘦和女儿们差不多，捡女儿们的衣服是她的首选，去裁缝铺做衣服，她嫌麻烦。她穿着六七成新的中式衣服回广州探亲，在街上买东西，说一口广东话，售货员惊讶地打量她这个北方装束的女人，问：“你怎么会说广东话？还说这么好？”妈妈说：“我就是广东人呀！”妈妈的短发和中式外衣确实跟广州妇女烫发洋装的打扮不一样，每次回广州，都被街头巷尾的人无数次问这样的问题，任凭她怎么解释，根本不信她是广东人，而就是一个被广州人看不起的北方佬。
我们姐妹四个的毛衣毛裤都是妈妈织的，她有一个“特异功能”一边织毛衣一边看书，她从来不能只干织毛衣一件事，每天晚上闲下来，就看见她在灯光下一边织毛衣一边看书，我们都知道她不看书是织不了毛衣的，手上飞针走线，眼睛盯在书报上，真是一绝一景。
妈妈自从到了全国妇联后，她的上司大都是官太太们，解放初期，她的领导是康克清，那可是朱总司令的夫人，那个年代，她们是平等的关系，妈妈让我们叫她“康妈妈”，这个康妈妈是我最不愿意见到的人，她只要看见我，就把我搂到怀里嘴里不停的说“这是我的女儿……”我瞪着眼睛看着妈妈，妈妈在一边笑着不吭声，任由康妈妈大呼小叫。后来妈妈到英文中国妇女杂志社工作，她的领导是董边阿姨，妈妈在工作中有诸多的问题跟她相左，经常有争论。董边阿姨是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的老婆，妈妈从来不会取悦于什么人，或是附势于不同观点的人，直来直去的性格得罪不少人，大概也包括董边阿姨。妈妈从不考虑自己会有怎么的后果，只是为工作。妈妈因为在英文妇女杂志工作，经常要去专家局找英美的洋人专家讨论文稿的事宜，她提议组里的同事们每星期一个晚上学习英语，由一个英文好的同事教授，自学为主，过了一段时间，一次下班后，她跟我说：“她们说我说的英语像非洲人说英语。”我听了笑起来，就是因为她几十年改不了的广东口音闹的。
妈妈记得我们姐妹几个的生日，我上小学的时候，过生日之前，她就会问我想要什么，我总是假装想半天，说出两个字“珠子”，也就是项链。姐姐每次会说“臭美”。妈妈带我去东安市场买珠子，第一次我挑了一条天蓝色三条珠子拧成一股的项链，美得我每天晚上在被窝里看上好几遍。好景不长，小学五年级之后妈妈下放农村，到武汉四清，文革挨整……革命化军事化的洗脑，一切都成了黑色了。五颜六色的项链成为资产阶级的东西，我再也臭美不起来了。
我在山西插队期间，去湖北咸宁文化部干校看望爸爸妈妈，正值酷暑，妈妈枯瘦的面庞，已经丧失了靓丽光泽的模样。那次探亲妈妈没有忘记我的生日在即，23岁的生日在鄂南的红土地度过。生日那天，妈妈把我带到远离宿舍的一个土坡后面，我倆坐在土地上，妈妈打开一个被旧报纸包裹严实的午餐肉罐头，笑着说：“今天吃这个。”我赶紧说不用了，你们留着吧。妈妈因为劳累，气候恶劣加上营养不良，得了肾炎，早已经“面目全非”。妈妈二话不说打开罐头，一人一半分吃了。天气酷热，无法久待，我们站起来准备回去，妈妈又拿起报纸把空罐头盒包裹好，走到一片杂草丛边把手中之物甩出去，嘴里念叨“不能叫他们发现”，她指的“他们”是军代表及那些随时向军代表汇报“情况”的五七战士。妈妈一向是个光明磊落大气的知识分子，如今干这样藏藏掖掖的事绝非她所愿，为了女儿，豁出去了。我回头看看草丛，看不见那团报纸了，我们装着没事一样往回走。土坡，旧报纸，午餐肉罐头，那片草丛，妈妈扔东西的样子……一辈子刻在我心里。土坡上，树丛后，我捧着的午餐肉比那天蓝色的项链更令我难忘。
文革前，最让妈妈操心的是我的大姐，她这个骨子里的文学迷自从上了高中后，偏向语文，不屑于数理化，而且学不进去，更学不会。有一段时间经常请假在家，趴在书桌写她梦幻中的文章。她的班主任把妈妈请到学校，苦口婆心告了大姐一状，其实妈妈拿大女儿没有办法，大姐从小，妈妈就百般上心让她上北京最好的托儿所中山公园托儿所，后来为了让她上最好的干部子弟小学，又把她转到六一幼儿园，这所幼儿园可以直升育才学校。妈妈可谓在她身上花费的心思最多，大姐并不懂这一切，从小吃香喝辣，衣食无忧，我行我素，上了高中妈妈被请到学校谈话。在学习上妈妈说服不了大姐，她放弃数理化，结果无缘大学。
一天妈妈让我陪她到街口的裁缝铺，路上说：“我去看看她做的什么奇装异服。”她指的是我的大姐，我们走进裁缝铺，同时抬头看着挂在高处的做好的各式衣服，我一眼看见大姐的白衬衫，这之前我知道她为了去新疆做了一件白衬衫，店老板看着我们两个既不取衣服又不做衣服的人，突然明白了什么，指着那件白衬衫说：“你们是看这件吧？她让我给她改了两次，还没来取。”他用杆子把衣服挑下来，我乐了，咳！不过就是掐了个腰，大姐不喜欢直筒的衬衫，我赶紧拉着妈妈往外走，对老板说：“我们就是看看。”出了门，我跟妈妈说：“没有什么呀，很平常的衣服。”妈妈没吭声，我知道妈妈怕大姐做什么出格的衣服，那个年代，人人都用“黑蓝绿”包裹自己，显出革命气势，腰身掐得细些，从不打扮的妈妈认为是“奇装异服”，她更担心大姐走上“歪路”。
大姐终于满怀豪情，更多的是满怀浪漫之情奔赴新疆，妈妈为她准备了充足的衣装，生活用品，远离父母的大姐并没有体会妈妈的担心，忧虑。妈妈为她开了一封给西安市妇联的介绍信，让大姐在西安转车时到市妇联落脚休息。千叮咛万嘱咐，到了西安就写信回来。没想到的是，过了十天也没有大姐的信，妈妈打电话到西安市妇联，那边说大姐早就离开西安了……全家五颗心天天悬着，妈妈焦急万分，再也无法联系到这个不省心的大女儿了。
有一天，东四邮局的邮递员敲门，平时投递信件报刊都是从大门的一个口子扔进来，我们开门后，邮递员递给我们一个牛皮纸的信封，说：“这是你们家的信吧？”我们都纳闷，东四邮局的邮递员对我家太熟悉了，每天都有信件及各种报刊送来，为何这么问？我们看信封是大姐的字迹，感谢邮递员，回到院子里，大家围看信封，上面豁然写着“隆福寺崔府夹道16号汪容之收”（妈妈的名字）居然没有北京市三个字，邮递员竟然把这封西安来信送到我们家了，真是奇迹，神奇的事还有呢，这个辗转近一个月的信封上盖了几个红戳，“试投河南”“试投香港”“试投北京”……最后“试投”到北京我们家了，妈妈无可奈何地叹气，更是忧愁大女儿不知道还能干出什么没头脑的事。一年之后的文革，新疆那边“给予”大姐的是无边无际的厄运，把她的幻想和浪漫撞击得粉碎。
文革中，我被发配去山西插队，妈妈知道这个消息，非常担心我的胃溃疡的病，因为已经两次出血，当时的农村，物质医疗条件极端差，怕我的病在农村复发，后果不堪设想。她决定去学校去说说我的情况，我告诉她现在学校是军宣队管理，他们是一帮油盐不进的人，妈妈还是请假跟我去了学校，见到管我的军代表，那个男人半个屁股坐在桌子上，态度傲慢地不正眼看妈妈，就是重复一句话“上山下乡，都得走……”妈妈怎么解释，他根本不听，我拉着妈妈走出去，我安慰妈妈“跟他们说没用。”确实是跟一个农村出来的没有文化的当兵的，完全不能沟通，他来北京执行的“支左任务”，大概都闹不清是怎么回事。我回家收拾行装，隆冬时节去了山西。几十年后我得知我们班上有二十多同学没有“上山下乡”留在北京等待分配工作，她们的做法就是不走，坚决不走，北京话“说大天了，也不走”。我无法后悔我走了，但是妈妈被军代表傲慢无礼地拒绝场面，我记恨一辈子。
改革开放后，香港的舅舅到北京几次探望妈妈，他每次都邀请妈妈去香港玩玩，他说他可以用香港居民证给妈妈买飞机票，那时候只有局级以上的人单位开证明才能坐飞机。妈妈坚定说：“不去，也不会坐飞机。”舅舅不弃不舍地再三做妈妈的工作，妈妈说：“香港我去过，破破烂烂的……”舅舅一听就明白，妈妈说的是彼香港而不是此香港，妈妈1946年在广东随东江纵队北撤，当时两千多干部在香港大鹏湾集结，妈妈所说的香港就是那个地方，后来大鹏湾划为深圳地界。舅舅无可奈何放弃动员。
我的二姐很早去了澳洲，等到他们全家买了房子，安定下来，她非常想让爸爸妈妈去澳洲，但是爸爸临去澳洲前夕心脏病突发，去世了。那时候妈妈老了，身体不好了，特别是腿脚疼痛，行走困难，姐姐的心愿也无法实现。其实妈妈最想最后的归宿是她的故乡广州，在那里养老，那里有一年四季的绿树红花；有她喜欢的广东菜；有她永远有话可聊的年轻时代的老战友们；有她可以天天说广东话的氛围，我说“不行，你不能去！”因为她想去的那个年代，如果我们打算从北京到广州去探望她一次，谈何容易，妈妈要是有病有事，五千里的路途，我们得坐上两天的火车，往返火车票是我一个多月的工资，我忍痛制止妈妈最后的希望。
妈妈去不了广州养老更无法奢望去澳洲，那两个地方都有她最喜欢的花草树木，温暖的冬季，这都无法属于她的了，她只能生活在北京逼仄的水泥空间里度过寂寞的晚年。
妈妈去世后我经常梦见她，梦醒后妈妈的形象依然栩栩如生地在我眼前，在我心里。
母女道情 刘海鸥
我三岁时的全部记忆只有一个场景：妈妈在床上痛苦地打滚，姐姐海燕站在床边哭喊：“妈妈你不要死呀，妈妈你不要死呀！”我也站在床边，眼睛盯住妈妈枕边的一个从里面画着画的小瓶子，机械地叨念：“我要小瓶，我要小瓶。”姐姐哭骂道：“没良心，妈妈都快死了，你还要玩小瓶。”
其实我的心思根本不在小瓶，我已经吓坏了，以为妈妈要死了。我不知道什么叫死，但隐约知道，那痛苦的翻滚离死很近。
妈妈没有死，她得的是胆结石。但是怕妈妈死，成为我永久的担忧，我总是想让她高兴，那样就不会死了。
每星期天的早上睁开眼睛，我一定要跑到妈妈的床上钻进她的被窝。妈妈的床上有一股香味，被子干净柔软，妈妈的皮肤细嫩光滑，睡在她身边，心中充满了安全感。妈妈有严重的神经衰弱，睡觉要求的条件很高，身边不能有人，不能有一点声响。因此星期天早上是弥足珍贵的时刻。
妈妈的枕头底下有一大串“宝贝”，都是些精雕细刻的小玩意儿，弥勒佛、菩萨、大象、玉兔，最大不过手指肚。还有一串彩色斑斓的琉璃珠子。我躺在妈妈身边，一个个地数：这是玛瑙，那是翡翠，象牙、缅茄核、桃核……对每一个玩意儿的质地，我了如指掌。妈妈并不看重玩意儿的质地，只要可爱就好。
妈妈带回来两只小鸟，关在鸟笼里。
我围着鸟笼研究，鸟是怎么装进去的。妈妈提起鸟笼上一个小门，捉住一个小鸟，用红药水在它的头上点红点。原来门在这儿，我好奇地提起小门，另一只小鸟窜出来，飞上楸树。妈妈连忙跑出来看，一不小心，手中的鸟也飞了。前后两分钟，就剩了一个空笼子。妈妈无可奈何地笑了。
六一儿童节幼儿园开联欢会，这是我最幸福的一天，因为邀请了家长参加，我可以在冗长的六天寄宿生活中意外惊喜地见到一次妈妈。
中午园里给大家发丝糕，一人一块。发到我这里，只剩了一块。我决定和妈妈分着吃，还觉得自己做得很得体。丝糕面上有一层红丝绿丝，核桃仁葡萄干，中间有一层红糖。我把丝糕从中间红糖层分开，权衡一下，自己吃上面的，把下面的递给妈妈，妈妈接过去，笑笑没说话。一会儿新出锅的丝糕又传过来，妈妈把自己的那块从上面掰成两块，递我一半。我意识到自己的分配不公，把上面的那层掰下来给妈妈，妈妈又笑了，摇摇头。
妈妈给我订了《小朋友》，我喜爱得不得了，主要不是故事，是插图。贺友直、顾炳鑫、华三川、韩和平，不看名字就知道是谁画的。一天妈妈下班给我带回了新《小朋友》，看得不忍释手，该睡觉了，依依不舍地把《小朋友》放在枕边。夜里妈妈起来解手，开了一个昏暗的小灯，我赶紧打开《小朋友》接着看，妈妈说：“放下书，眼睛会看瞎的。”我不听，妈妈抢过书，撕成两半。在我的哭声中屋子里重新一片黑暗。
第二天妈妈把补好的《小朋友》交给我说：“对不起，昨天晚上我不该对你发脾气。”
这是妈妈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向我道歉。
妈妈最爱吃五香瓜子，嗑起来比鹦鹉的嘴还要灵巧。瓜子放在门牙中缝，轻轻一压，转个方向，不要一秒钟，一个整个的微微开口的瓜子壳就丢了下来。我不会嗑，连皮带仁使劲嚼，然后吐出满嘴渣滓。妈妈帮我把瓜子嗑开一个口，上下牙把两瓣壳分开一点露出瓜子仁。我把瓜子仁抽出来，攒着，攒多了一把塞进嘴里，一口闷，那才叫香。
瓜子壳张着口像个小鸟，我把它们排列起来，一大行，“飞呀飞呀飞呀飞，大雁带领雁群儿飞……”。
多少年后，我的瓜子嗑得和妈妈一样利索。妈妈的门牙已经豁开了人字形的缺口。我帮妈妈嗑瓜子。再过很多年，妈妈的牙齿基本掉光，我呢，门牙豁了口。
妈妈说今天晚上带你去看《一朵小红花》，但是，她说，你必须先睡一觉。
我兴奋极了，哪儿睡得着，躺在床上支着耳朵听着动静，生怕他们走了不带我去。一会儿妈妈进来看我，我假装睡熟。妈妈对爸爸说，她真睡着了。
他们别丢下我走了，我吓得赶紧伸个懒腰，假装又醒了。
终于看上了《一朵小红花》，明天到学校又可以和同学们大吹一通了。
上小学了。妈妈每天晚上检查我的作业，总是不满意——铅笔道又黑又粗，断了在地上磨两下接着用，写错了拿手指头蘸点吐沫搓一搓接着写，作业像个大花脸。我着急和同院小孩玩呀。
妈妈把我的作业“嚓”地一撕，“重做！”她守在一旁边盯着，一边替我削铅笔。我困得脑袋都抬不起来。
我想出对付妈妈的主意，叫同院的大姐姐替我做作业。她的字娟秀干净，竟然每次都混过了妈妈的眼睛。好在我总是无心地拿回双百分。
妈妈从来不会说谎，我长大了才知道的，所以她也无条件地相信任何人的话语包括谎言。这让她后半生总是很倒霉却不明所以。对这样的妈妈我再也不忍心对一句谎话。
我用中文假装说英语：“缸比盆深，盆比碗深，碗比碟深。”妈妈说“我们以前也会用广东话这么说英语：‘Bar de lawfy ken my mouthy（拿点炉灰盖上猫屎）。’”
妈妈的“觉（jiao）”是全家重中之重。生完刘元后落下了失眠的毛病，她睡觉的时候周围不能有一丝动静（如今刘元也有同样的毛病）。每星期天下午妈妈都会带我们去东安市场荣华斋买东西，主要是零食，大福果、桂花蝉、龙虱……前提条件是必须睡个好午觉。于是我就成了忠实的守门人，搬把椅子，一个中午坐在通往她房间的门前不许任何人靠近，更不许进去，即使有人尿急，上厕所必须穿过妈妈的房间也不行。
秋天，蛐蛐叫得格外响亮，每当此时，全家被妈妈轰起床，烧一满壶开水，提着开水壶满院找蛐蛐。我是捍卫妈妈睡眠的急先锋，撬砖头，翻煤堆。那小玩意精得很，人一出动，它没了动静，一回到床上，欢快的促织声又此起彼伏。再起床，站在院里，屏住呼吸，一任蚊子叮咬，岿然不动，蛐蛐熬不过我，试探地发出叫声。一壶开水迅速地朝着声响当头浇灌。后半夜蛐蛐基本无事，第二天妈妈还是说没睡着，大脑兴奋了半夜，还能睡着吗？
趁妈妈不在家，爸爸拿了一瓶酵母片，对我们说：“你们看，我拿这个酵母片，把妈妈的安眠药换出来，看她吃了能不能睡觉。”爸爸认为她的失眠就是心理作用。果然妈妈每天吃着被置换了的“安眠药”安然入眠。很久以后我向妈妈揭穿了爸爸的把戏。妈妈说：“无稽之谈！”
妈妈的盆景假山上好多“小人”，砍柴的，划船的，下棋的，半寸长短，眉眼胡子都有，我喜爱极了，心中生出无穷无尽的故事。一天趁妈妈上班，我把小人都请进书包带到学校。午睡时间一边拿小人表演一边讲故事，同学把我团团围住，津津有味地听着。突然王老师闯进来，不由分说收走了所有小人，放学后我去要，老师说：“扔了。”我的眼泪流出来。
妈妈观察假山：“咦，小人都到哪里去了？”我不敢吭声，没两天，一批新生力量又占领了假山。我偷偷松了一口气。
初中时有同学课间拨云母，用一个顶端磨成尖刀状的钢锯片，把一块云母一层层拨开，最后拨成透明的极薄的片片。这是无线电厂发的外活，做收音机中的绝缘层。家庭妇女领了云母来拨，挣点钱帮补家用。同学们都觉得很好玩，你试试我试试，一时间拨云母风靡学校。我也拨上瘾了，和胡同的老大妈一起排队去领云母。
妈妈坚决反对，说，耽误学习不说，还吸入云母粉尘，早晚有一天要得肺矽病死去（这是她说话“语不惊人死不休”的风格）。偶然一次，妈妈拨了两刀，突然发现其中乐趣：一片云母可以无尽无休地剥离开来，只要你的工具对头。于是妈妈戴上花镜，站在灯下，再也不肯放手。第二天早上一看，她的桌子上拨好的云母白花花的堆了一大片。
妈妈乳房里有个瘤子，四十年代在大连看过医生，说若三十年后会变成癌。已经过了三十年了，我吓坏了，天天哀求：“妈妈你去查查吧。”被我磨得不耐烦，妈妈真去检查了。回来说：“告你一个好消息，没有变成癌。”又过了十年，瘤子长大疼痛，医生说是癌，切除后化验，良性的，万幸。
我自小爱画画，妈妈特欣赏我的画，初中毕业我报考了美院附中。初试通过，妈妈却严肃地和我谈话——画家是自由职业，不能算作正当职业。在这个领域工作的人自由散漫，脱离集体，脱离党的领导，很容易犯政治错误。她说我生性就自由散漫，要当了画家更是如鱼得水，前途是很危险的。
其实她有很多画家朋友，刘继卣、华君武、王叔晖、阿老等等。她经常和这些画家联系，为她的英文《中国妇女》杂志画插图。她很尊重这些画家，却不让我学画画。
不怪妈妈“独断”，我知道这是在险恶环境中母亲对孩子的保护方式。
直到我六十岁以后才又开始画画，画了很多，可惜妈妈看不见了。
我这人懒散，拖沓。爸爸妈妈在干校时来两三封信我也懒得回一封，有一次拖了两个多月没回信，接到妈妈的电报：“再不复信，断绝母女关系。”我才知事情有些严重。
等到我的女儿满世界乱跑，若是三四天没收到她的email，才知道睡不着觉，吃不下饭，满脑子残酷场面是什么滋味。
说干校是个“大熔炉”绝非虚言，我去过。夏天，室外温度竟达到五十度以上，不断有在地里劳作的干部“热”死。难以想象人得有什么样的忍耐力才能在那里生活。妈妈得了肾炎，还不得休息。收到妈妈的信，附来一张照片，脸瘦得像个干葫芦，还咧着嘴笑。我哭了。
信封里掉出几个干笋尖，是妈妈干活时在地里发现的，不到半寸长短，有模有样，可爱极了。妈妈最喜爱小巧玲珑的玩意儿，知道我也喜欢，寄给我解颐。小笋尖告诉我，不管环境多恶劣，妈妈保持着对生活的热情。我安心了。
妈妈看见别人在香港买的一个两寸长的工艺品棺材，特别喜欢，托香港的大舅给她买一个。大舅请去北京的朋友带“棺材”给妈妈，都吓得连连摇手。“棺材”终于到手了，妈妈做了一个小人偶躺在里面，摆在她的书桌上的格子架上欣赏，颇有庄子鼓盆而歌的风范。
谁说棺材不吉利了？妈妈天天守着，不也活到了九十岁？
我当了农村学校老师。学生毛小带了一只王八到班上，拿绳栓着一只脚，逗得女生又尖叫又奔跑。我凶神恶煞地没收了王八：“放学到我屋里来拿！”
看着盆里的王八，多少年没见过这东西了？想起了馋嘴的妈妈。
放学后毛小来了，我声音很不自然：“毛小，能把王八给我吗？”
毛小眼睛发亮，痛快点头。
我立刻请假坐车回家。我已经看到了妈妈见到清蒸甲鱼的高兴。
第二天上课毛小特别捣蛋，眼睛瞄着我，那意思，我给你王八了，你可以放我一马了。
夏天的大清早，家属区（我的小家，在京郊）的路边蹲着几个农民，身边摆着一串串剥了皮的田鸡。我蹲下看，农民说昨晚抓的，新鲜着呢。一毛钱俩。我说一毛钱仨，我全包圆，买了一大脸盆。
这玩意儿十几年前保姆阿巧做过，我回忆着她的做法：葱姜蒜爆炒，加酱油糖酒，装了满满一大饭盒，立刻进城孝敬老娘。
那阵除了每天每家限买的两毛钱猪肉，什么肉类都没有。妈妈笑开了花，大快朵颐。
妈妈看书有个习惯，先包书皮。包完书皮总要让我在书皮上写书名。我说：“你的字那么好看，为什么不写？”妈妈的字不一般，颇有巾帼英雄之气，人人看见只道“好字”，常以为出于大丈夫之手。妈妈说：“我的字拿不出去。”换言之，这是说我的字漂亮，她喜欢我的字。
这一辈子妈妈从来没有一次正面夸奖过我，最多像这样“曲线救国”式地表示满意或赞赏。这已经让我十分满足了。
“拿辞海来。”一遇到生僻难字或查找某个字的出处，妈妈就这样令道。读辞海是妈妈晚年的生活乐趣。
那部辞海合订本是中华书局在中华民国三十六年的发行本。用牛皮纸包着，边角裹着胶带。辞典她只用这一本，是她的宝贝。字特小，没有拼音，只有“XX切”。
我拿着放大镜，给她念。她躺在床上合眼听着，好像在欣赏音乐。
开饭了，我把做好的饭菜摆在桌上，对妈妈说：“嗟，来食！”妈妈咯咯笑着，从床上坐起来挪到桌边。
我到澳洲去读书。每一两个星期写一封信给妈妈详细汇报澳洲的生活，我写字随心所欲，错字很多。妈妈回信表示愤怒：“文章就像人的脸，错别字就像脸上的疮，若疮痍满目，文字再好也吊不起胃口。”每过一段时间就寄来一张我信中的错字勘误表。
终于有一次我抓到了妈妈的一个错字——把“撑”字写成“撐”，我幸灾乐祸地高声击掌，立即写信：“想不到您老也竟有写错字的时候……”。妈妈回信洋洋洒洒谈完家事国事天下事后，在最后一页的犄角旮旯上附了几行小字：“承你过奖说第一次见我写错字。自古以来，‘撐’‘撑’两字为一家，‘撐’为嫡，‘撑’为庶。你查查康熙字典，‘撑’字不过为前者的俗字而已。不过我还是要感谢你的提醒，否则至今我还不知几十年来偏房已经扶了正。”
倒是我讨了个没趣。
妈妈老了，腿脚不行了，哪也去不了，唯一的文化娱乐就是看电视。晚上电视中一群无聊的人吵闹，换个台，还是一群无聊的人吵闹，换了七八个台，没有一个能看，妈妈的口味多高雅呀。我和妈妈对看了一眼，突然同时迸发出大笑——愚弄观众没商量！
从澳洲回北京，我全部时间都守着已经八十多岁的妈妈。她总是叫我：“过来，拿着本子。”我坐到她身旁，她说：“我说，你记。”说的是儿歌：“月光光，照地堂，年卅晚，摘槟榔……”或者诗词：“谁道飘零不可怜，旧游时节好花天……”要不就是大段背诵古文：“予向在沈阳，即知燕京物望，咸推司马。及入关破贼，得与都人士相接，识介弟于清班……”然后她说：“你去拿书对照一下，看我背得对不对。”我找出唐诗宋词、古文观止，都对！
这是她每天的“功课”，乐此不疲。
妈妈满腹经纶，却无人喝彩，她抱怨说：“她们（其他姐妹）都没耐心听。”我有。从小她就教我念古文，现在我愿意天天陪着她沉浸在她的精神生活中。
妈妈中风了，不能动，不能说话，但是脑子依然清楚，人生最悲惨的境地莫过如此。
我赶回北京陪伴她，如果可以，我一定要一直守在她身边，可是半年后我必须回澳洲做一个早就安排好并且不能再拖延的大手术。一直没敢和妈妈说，只是在临走的前一天告诉她：“我要走了，过些时候就回来。”妈妈睁大眼睛看着我，猜不透她想表达什么。忽然，几滴清泪顺着妈妈的眼角滚下来。妈妈从来不哭，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见妈妈流眼泪，我的心顿时裂成碎片。
我终于又回家了，一进门奔到妈妈床前：“老娘！我回来了！笑一个！”妈妈瘦弱得已经脱了形，她没笑，她已经不会笑了。
几天之后，妈妈阖然长逝，她是撑着一口气等我回来呢。
爸爸去世时妈妈还健在。我们给爸爸买了一个双穴墓，碑上也刻了妈妈的名字，没有描金。妈妈看见了，说：“我坚决不关在那个黑洞里。人的灵魂是要自由飞翔的。”她的手在头顶挥了一圈。
她拿出早就立好的遗嘱——遗体给医院做实验，骨灰随便撒在什么地里肥田。
妈妈去世后，我们照遗嘱办事。那时捐赠遗体的人很少，医院举办了一个郑重的接收仪式。
在留给她的墓穴里，我放进一个精致的盒子，里面装着妈妈生前的爱物——外婆留给她的一串琉璃彩珠。在入葬之前，我从那串珠子上取下一颗，做了一个一颗珠子的项链，戴在脖子上。
中国人的人性就是从文革开始变坏的，而且越来越坏，还会沿着坏的趋势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