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海的水鸟
就是想飞。
革命时期的“罗曼蒂克”（《画说一生》连环画第二十二集）
除了政治学习改造思想和工作，我的生活还有另一方面，有家庭亲人变故，有私人情感经历，有思想偷闲的时刻，还有心灵自由放飞的机会。这就有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时代，毫无浪漫可言的我的“罗曼蒂克”生活。
到了1969年底，家里人都离开了北京。爸爸妈妈在干校，海燕在新疆，两个妹妹分别在山西内蒙插队。家里的一切都要我自己动手干了。冬天的活最多，买冬贮大白菜，腌雪里蕻、酱疙瘩、晒白薯干，安装炉子、烟筒、风斗，最得意的活是自己搪炉子，用青灰、麻刀、黄土（我现在都想不起来怎么会找到这些东西）加水合在一起，一块块贴进炉壁，做成花瓶状，我搪的炉子火烧得特别旺。
老师们都住校，也不得不住校，吃完晚饭政治学习到九点，家在城里的老师还怎么回家？如果一定想回家，也可以，只要有勇气，晚上九点以后可以摸黑走，第二天早上六点半准时赶上“天天读”就行。
那阵在学校里我收到的信件最多，看家人的来信读到心里难受时，特别想家，不管多晚，我也要回家自己呆呆，特别是冬天的夜晚，即使家里空无一人，也是亲切的。九点钟以后已经没有公交车了，只能骑车，两个小时到家，冰冷冷的，生起火，钻进冰凉的被窝，捧起一本书《多雪的冬天》或者《你到底要什么》看到黎明时分。
早上四点钟起床，天还黑着，就往学校赶，抄近路走三环。那时候的三环路还是一条穿过农田的砂石路，一个人没有，很吓人。一次有两辆自行车相呼应着与我同向而行，其中一辆后架上绑着长形的包裹，直挺挺的，一看就是一个人体的形状，头脚可辨。我吓坏了，拼命蹬车，心忖那俩人一定是杀人抛尸，可别因为我看到了他们，把我也杀了。
六点半准时赶到学校，天还没亮，“天天读”开始了。就这样回了几次家，老师们就开始议论，连夜赶回去几个小时干嘛？有对象了吧？懒得理他们。
好在克阳和刘元像候鸟般冬来春去。她们的知青朋友回京后常常在我们家聚会，冬天的家里常是热热闹闹的。
女孩子们在东北和大姑娘小媳妇学会了抽烟，在我家抽着关东烟叶卷的大炮吞云吐雾，十分豪放，我很好奇，也尝试着吸了一口，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就这样开始了抽烟。我发现烟是个好伴侣，特别是当我孤独一人时，抽烟有一种温馨的感觉。
知青们聚在一起一定要唱歌，我们家里总是歌声飞扬。刘元的插队地点离苏联国界咫尺之遥，听“苏修”电台比听中国的还清楚。从苏联的广播中，知青们抄录了许多苏联新老歌曲，记得有一首新的歌是讲一个违反交通规则的女青年，在被交警察拦截和教训后和警察相爱了，很有人情味。我把那些歌也抄在自己的歌本上。那个年代几乎每个女孩子都有一个手抄歌本，互相传抄心爱的歌曲。我的歌本在学校是要锁在抽屉里的，因为里面歌曲不仅“不健康”，而且很多来自“敌人”的国家，苏联的、美国的、日本的……
一次女孩子们带来了一个男青年，说他很会唱歌。那青年大高个，脸盘方方正正，眉眼和嘴唇的线条细腻，鼻子笔挺。他的嗓音共鸣很强，歌声温润回缓，我和他在一起合唱《小路》《山楂树》，玩得很快活。
春天来了，插队的孩子们又飞回北大荒了。一个周末那男青年突然独自出现在我家，说是没事来玩。他在北京的一个工厂当学徒工。他说工人师傅知道他爱唱歌，工间休息时让他唱歌，他就唱：“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一位好姑娘……”唱完工人都不敢拍手，连吭声都不敢，凡是有关爱情的歌那时都叫“黄色歌曲”。他嗤鼻道：“一群胆小鬼，懂什么音乐！”我很喜欢他的这种洒脱不与时代同流合污的劲头。
后来他每个星期天都来找我玩，我们去公园游逛，去体育场看他打球，要不就是去新侨餐厅吃西餐。
我清楚地知道，我只是和他一起玩玩，决不是谈恋爱，也从来不扯感情问题。因为他一副玩世不恭的样子，对文化革命怪话连天，而我对文革的看法是积极的，我本人也是积极要求进步的。表面上看在政治上我们几乎没有什么相同的地方。可是和他在一起玩我觉得放松，不必要求做“正确”的事，说“正确”的话。甚至听到他的怪话，内心深处有一种痛快淋漓的感觉，尽管我对自己的这种双重表现很忧虑。
我们的交往时间很短暂，几个月就无疾而终。我的理性告诉我，不能这样放飞自己，否则我四五年的思想改造成果将毁于一旦。我决不能沉沦，但是和他的交往我看明白了一点，我的心所喜欢的和我的脑子所追求的，不是一回事。
文革开始的那年我十九岁，一年又一年，青春丰茂的年华在没有硝烟或者硝烟遍地的革命中悄悄溜过去，但是女孩怎么会忘记自己的青春呢，除了暗暗地幻想会突然遇到心仪的男人外，展现自己青春和满足青春需要的唯一表现就是穿着了。
文革一开始，青年以穿军装为时髦，出身好的都弄到了一身旧军装，越旧越好，洗得发白了的为上乘。这表明你父辈的革命资格更老。这种时尚迅速传遍全国，年轻人几乎一人一套假军装。那时我也曾亟切地梦想有一件发白的军装，绝不是为了鱼目混珠地充当干部子弟，而是真切地认为穿上那身衣服真是帅极了。前面已经说过，我在云南搞了一件，只穿了一天，就被“红五类”的韩同学没收了。
到了七十年代初期，最时兴的服装是一身藏蓝制服，白袜子、男孩穿黑面料白塑料底边的懒汉鞋女孩黑色方口一字带布鞋。冬天外穿军棉大衣，女孩头裹一条色彩鲜艳的拉毛长围巾，男孩则是栽绒帽子，我又是不能免俗，在市场上寻找了许久，也做了一身最新上市的“的卡华达呢”的衣服，好不容易穿上一套最理想的衣服，在街上立即化入一片灰蓝衣服的大色调中，找不出来了。
不久从上海刮过来穿假领子的风。假领子给不敢穿红戴绿的女孩子提供了一个多么好的展现自己美的机会！花一尺布票几毛钱，买一块漂亮的花布（所谓漂亮也是相对而言的，那时候的花布上的图案不是“红宝书”、梅花、火炬，就是《红灯记》里李玉和提在手中巡查铁道，后来又交到铁梅手中，象征革命精神代代相传的煤油灯。唯一可以入眼的花布是格子图案，为了寻找颜色协调，布局合理的花格布，不知多少周末在各商场转悠挑选），然后自己手缝一个假领子。在灰的或蓝的外衣里隐隐露出假领的领口，大胆一些的把领子翻到外面，这样就觉得十分满意了。
一天在美术馆对面，见到一个女孩，穿着一袭白色连衣裙，裙子无领无袖，薄纱料子，如一支傲然独立的百合花，那女孩长发披肩，身材苗条，走起路来嬝娜飘然。对于所有人的瞠目结舌，她目不斜视地穿街而行。那个时候是七十年代初期，红卫兵虽已经销声匿迹，但是鉴于破四旧给人们留下的伤痛及立四新建立的审美标准，没有人再愿意或敢于回到从前。这个女孩的出现如同一道白光穿过灰蓝色的世界。我的目光追随着女孩，感到心痛，因为羡慕她的美丽，嫉妒她的勇气，鄙视自己的胆怯，哀叹青春的失落。仅仅是因为一件连衣裙！那时侯已经没有人说：“你不能穿！”但是送给你的是惊异的暧昧的厌恶的眼光和背后的窃窃私语，我是没有勇气承受的。
1973年左右江青心血来潮设计了一种连衣裙，自己穿上在公众场合露脸，并作为服装革命向广大妇女推广。中央乐团或国家级的文工团在演出合唱节目时，女演员一水穿着这种连衣裙。那裙子的试样，古今中外全算上，是最愚蠢难看不过的了，且不说颜色黯淡无光，图案因循守旧，那个样式更可笑——和尚袈裟式的领子，中间束一条腰带，下摆是过膝斜裙，大概是要体现古为今用，中西结合的精神吧。这裙子增经大批上产上市，摆在商店里根本无人问津。人们私下里称之为“和尚装”。
尽管“旗手”带头，还是没有几个人穿连衣裙。
对穿着的向往只是青春唤起的一个方面，最实质的内容是对异性的渴望。
我是应该交往男朋友的时候了，但是我周围的男人实在有限。
我把自己认识的男性细细过了一遍，新疆一起串连的高老师又回到我脑际，越来越清晰。我知道他曾有意追求我，但是我对他冷若冰霜，令他知难而退。现在想起来，他的胆识魄力，人格魅力，聪明学识，在我的农村学校里无人可以匹敌。我后悔那时候为什么那么骄傲，我简直压抑不住马上和他恢复友情的愿望，终于下定决心，鼓足了勇气，在1970年春天的一个周末，跑到科技大学去找他。
出乎我的意料，科大冷冷清清，一幅凋零破败的样子。我在传达室打听了一下，原来又是那个林彪一号命令，整个科大连锅端到了安徽合肥。没法形容我是怎么样的失望，我郁郁地回到家里，又作出了一个决定，给他写信，如果我们有缘分，我宁可搬到合肥，我的一家人不是都不在北京吗，呆在北京和呆在中国其他任何地方，对于不断经历变动的我们来说，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我给他写了一封信，说了一些我的近况，家庭的变动等等，开始焦急地盼望他的回信。几天后，果然收到了他的回信，信中很详细地介绍了他的情况，同时表示出对我像在新疆时一样的不露声色的热情。我兴奋极了，我的感情终于有了归宿。又通了一两封信后，我告诉他我父母的情况。父母的问题已经是我身上沉重的包袱了，那个年代，没有人愿意找有家庭问题的人谈对象。他回信劝说我不要背上包袱，讲了一通道路由自己选择之类的话勉励我。这封信让我又感动又高兴，我认为，他已经接受了我这样的家庭。下一封信我决定不再和他兜圈子了，直接了当地向他谈了我对他的印象及和他交朋友的愿望。
我是那么急切地等待他的回音，而这次的空白时间好像是那么长，终于有一天我得到了回信，读了这封信，我跌入了冰冷的深渊，他拒绝了我，不是因为家庭原因，而是因为他已经结婚了。他说，他确实很喜欢我，曾经几次想跟我提出交朋友，但是看我总是拒人千里的样子，自忖不是我所喜欢的类型，就打了退堂鼓。林彪的一号通令下达后，科大在最短的时间连锅端到合肥，想到在下边更没机会找对象结婚，就和当时所有被“疏散”的单身知识分子一样——突击结婚。人家给他介绍了一个女工，认识了三天就结了婚，婚后三天就下去了。至于和这个女工的感情，他说，慢慢培养吧，也就这样了。最后他写了一首诗给我，记不住词句了，意思是春色已去，百花凋零，只记住了最后一句是“只怨杜牧寻芳晚”，表示了他的遗憾。
我的眼前一片暗淡，一点希望也看不到了。这可以说是我的第一次“搞对象”（我只能说是搞对象，在那个畸形的年代，婚姻充满了政治性目的性，几乎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恋爱，只能是找一个结婚的对象而已），虽然不是因我主观条件被他拒绝，但也让我大大地受挫。我有好多天缓不过劲来，情绪低落。
暑假到了，凡是寒暑假，公社都要办学习班，全公社教师集中政治学习。实在没的可学了就劳动，冬天修水利，夏天干大田管理，反正不能让教师们“放松阶级斗争的弦”，舒舒服服地休息几天。不知怎的了，那个暑假上面开恩，破天荒地第一次给老师们放了假，尽管只有可怜的一个星期。老师们欣喜若狂，奔回家里各有安排。正好克阳从山西回来休假，我们一商量，当即决定到泰山玩一趟。我并不是想玩，而是想散散心，摆脱与高老师交往失败的阴影。
到达泰安时已是晚间，在车站的地上睡了一晚，第二天一早四点多钟，天蒙蒙亮我们就出发了。
沿路风景奇美，巨石飞湍，奇松怪柏，还有随处可见的历代皇帝和文人骚客在石壁上的题词歌赋。山间只闻鸟鸣不见游人，长风阵阵，山岚缭绕，幽深静寂，如置身于仙境。我们一路欣赏景色，照相，抄碑文。走了几个小时，转了一个弯，忽见南天门兀然耸立在半天之中，上千阶石梯从南天门直挂到我们脚下。石梯下一老妪摆了一个小摊卖水，五分钱一杯（山下只卖一分一杯）。我们嫌贵舍不得花钱买，铆足了劲，直奔南天门。石阶上还是没有几个游客，只有几个往山顶挑石沙的农民，肩上百十来斤的担子快步如飞。我们只管埋头爬呀爬呀，好像永远也爬不到头。
终于登上南天门时，已经是中午十二点钟了。
南天门内几所大殿空空荡荡的，除了一两个穿着棉大衣的工作人员，没有一个人。山顶的温度很低，我们穿着夏日的单衣，冻得簌簌发抖。俄顷云雾四起，茫茫一片皆不见，身边传来克阳惊慌的叫声：“海鸥！海鸥！”声音就在耳旁，却不见人影。云雾一下子又飘去，克阳就在我对面两三步远，她心有余悸，说：“咱们走吧。”本来我们的计划是在山上过夜，第二天一早看泰山日出。听工作人员说夏日山顶总是阴霾一片，很不容易碰到晴天看日出，再加上南天门里的凄清恐怖，我们决定下山。
下山时走的是另一条路，全是陡峭的台阶，听说这是真正上山的路。才知我们上山时走的那条平缓的路应该是下山走的，让人们可以在回程信步而下，还可以放松地欣赏路旁景致。这条上山路可苦坏了我们，两条腿机械地被动地跟着台阶一起一落，完全无暇顾及周围景致，幸好我们在上山时观足了山景。五个小时后，我们终于坐在泰安的一个小饭馆里，双腿已经累得抬不起来。
回到学校，领导和群众都投来责难的眼光，质问我上哪儿去了？这才知道，放假的当天，毛主席的某最新指示发表，学校几个领导立即骑车把遍布京城的老师全部紧急召回，连夜庆祝和学习，又以实际行动“贯彻”了几天，老师们的暑假连完整的一天都没享受完。幸亏我果断出游，虎口夺回一个假期。
这趟泰山之行，虽然心胸没有开阔到登泰山而小天下或小齐鲁的境界，但是个人的烦恼已经随山间的长风流水散去十之八九。
为我介绍对象的热心人倒是不少，按照当时的社会风气，工农兵是最吃香的。我已经完全被这种时髦所左右，我积极要求进步，一定要找一个出身好的。对我来说解放军是没有可能的，妈妈的“假党员”“叛党”结论断绝了我找军人的路子。那就找工人阶级，如果他们不苛求我的出身，还是有可能找到有共同语言的。在这种情况下，我接受了院里西屋赵大婶给我介绍的中药厂的工人小章。
小章个子矮小（一米六多），当过海军，本人家在农村，出身贫农，有一个亲戚在某城市当着什么大干部。“红五类”基本占全。他本人是“以工代干”，正在积极争取入党。见了第一面，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不久他给我来了一封信表示愿意和我作“革命战友”。他的文化程度不高，小学或初中毕业，信的开端恭录毛主席“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之类的语录。信的末尾敬书“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林副主席永远健康”之类的贺词。我回信也是如法炮制，觉得很勉强，既是“谈恋爱”，中间夹个毛主席林副主席煞是别扭。回信的内容，也是通俗易懂，尽工人水平所能接受的写。
通信之外也见了一两次面，我觉得应该告诉他我父母的情况了。于是写了一封信告知妈妈作为假党员变节分子被清除出党。他会怎么决定，我只能听天由命。
虽然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遭到拒绝，但是收到了他的信，还是让我受到了极大的挫折。他说他正在争取入党，是党组织的重点发展对象，入党指日有望，故不适合再与我交往下去。
和这个工人断交让我难受了好一阵，伤痛之处并不在于失去了他这个人，我和他还远远谈不上感情，甚至无话可说，而是我的自尊心大大地受到伤害——连一个小工厂的工人都能断然地对我说不。妈妈的问题成了更沉重的包袱压在了身上，难道我只能“臭鱼找烂虾”吗？
心里不痛快，又想起了登山。我趁着去干校看望爸妈的机会开始策划上庐山的事情，从咸宁到武汉，已经赶不上当天从武汉发往九江的轮船了，这样就要在武汉住一夜，耽误整整一天一夜的时间。我在列车时刻表上发现到武汉后正好有一辆开往黄石的火车，而去九江的轮船在黄石也有一站，火车肯定比轮船快。我决定到黄石去追轮船，在武汉一下车就登上了去黄石的火车，一到黄石立刻奔往码头，轮船已经鸣笛正要启岸。我买了一张票，飞奔过去，一踏上甲板，船就开走了。我心里得意得很，觉得自己真能干。后来写信告诉爸妈，爸爸到处跟人夸我聪明，想出一个火车追轮船的办法。
到九江已经很晚，在一个小客栈住下了。
第二天一早，坐了一辆上山的车，八点半钟车子就到达了牯岭镇，先搭车到拦河坝向上走到乌龙潭、黄龙潭。然后又到三宝树，再向上走就是芦林桥。芦林桥将两座山峰连接起来，站在桥上，从两峰中间望去，北面远山层层交相掩抑。南面山谷中有一池湖水，四周绿树围绕，群山环抱，昳丽如山神之娇女，明澈如山林女王之秀目。
下一个目标是“含鄱口，不知翻了多少山，跑了多少路，终于见一个石牌楼兀立在眼前，牌楼上三个大字“含鄱口”。登上旁边的小亭子，极目远放，豁然开朗，可谓登庐山而小三吴。反射着阳光的鄱阳湖象一面镜子射进眼帘，广袤的田地，开阔的天空均在云雾的弥漫之中融为闪闪发光的一体。我仿佛凌驾在大自然之上，越发地心旷神怡起来。
第二天早上我又踏上了山路，绕过一泓湖水，穿过优雅的花径，到了“仙人洞”。走进仙人洞的石门站在一块上有“纵览云飞”题词的大岩石上，可以观望又一天地：浩浩滳滳的长江及它所养育的田地村庄。
庐山之行眼界无限开阔，正所谓“胸中的层楼有八面来风”，心中块垒一扫而空。
从庐山下来，黄昏乘“东方红２号”江轮，由长江逆流而上，到武汉转火车。江轮又老又旧，我买的是三等舱票，天巨热，轮船的底舱坐满了人，充斥着汗溲味和鸡鸭猪崽的臭味。我一分钟也呆不住，跑到甲板上，见舱房周围上已经一条条躺满了人，一人铺一张席子，打听之下才知可以花五角钱租一张席子睡甲板。我租了一张席子，在靠栏杆的一边躺下。夜间，气温仍然没有降下来，闷，湿，热。听着江轮轰鸣的声音和哗啦啦的江水声，一夜不能入睡。
到了武汉，从码头去火车站的路上，感到浑身不适，头晕恶心，大概是中暑了。我赶紧钻进路边的一个小药店，寻找适合我的药品。突然我眼前发黑，几乎什么也看不见了，站立不住，我知道要晕倒，使劲定住神，摸到售货柜台，问有没有药。我感觉我的声音极其细微，像是从遥远的天边传来。我当时的样子一定很糟糕，售货员见了吓了一跳，马上给我拿药倒水，让我坐在店里吃了药再走。吃了药，坐了一会，又觉得肚子闹得慌，售货员把我带到他们店后面的房间，让我在一个大木桶里面解手。我虽然觉得很脏，但也顾不得了，放松后稍觉舒服。又在店里歇了一阵，觉得药力已开始起作用，才慢慢离去。我非常感激那个售货员，她的关心的样子让我觉得很温暖，她让我用他们私人的便桶，不在乎我有病，更让我觉得人性未泯。那个年代，人们之间除了怀疑和殴斗，剩下的东西不多了。
1971年底，永丰中学的马老师给我介绍了一个“对象”老宋，这个人我早就见过，1968年我和马老师正在公社往大影壁上写毛主席语录，他来找老马，那时我根本没想到有一天会和他“谈对象”。尽管他个人的条件不够如意——出身于一个工商业者家庭，比我大近八岁。想想我自己的条件，也只能接受了。好在他是体院理论课教师，我们之间的共同语言会多一些，同时他个高英俊，喜爱画画，这些我还是很满意的。
我们的接触很简单，每周末见一次面，没话找话地聊聊天。我感觉他人还可以，但是两人关系平平淡淡。既然是介绍认识，目的很明确，需要做的就是观察其人是否可以相伴终生而已。
春季的一天他约我在公园见面，在紫竹院我们找了一个地方坐下，他吞吞吐吐地要讲什么，开始得非常艰难，我以为他要提出求婚之类，心想，这也太快了吧，我该怎么回答呢，心里紧张得不得了。结果他讲出来的东西大大地出我意料。
宋说他要向我坦白一件事——他曾经犯过严重的政治错误。事情是这样的：大约十八九岁时，他有个好朋友小罗，他经常去罗家玩耍。罗家有一个舅舅也很喜欢他。罗舅有一个兄弟，1949年去了香港，以后再无联系。三年困难时期，罗家生活困难，饥饿难熬，罗舅想和在香港的兄弟联系求助，可又不敢自己写信，就起草了一封信，请宋替他抄写一遍寄出。特别叮嘱要写仿宋体，宋经常刻写钢板赚钱补贴家用，能写一手漂亮的仿宋体。信中没有什么特别的内容，只是问他弟弟生活得怎么样，很是想念他，如果可能能否寄一些粮款来。
宋也知道这封信寄往境外是极大的风险，信写好后和小罗两人特地跑到远离住所的郊区投递信筒。
对贵阳这个小地方来说，香港毫无疑义是一个“敌国”，寄往香港的信件就等于投进了公安局。信寄出后不久，罗舅舅因此被逮捕，他供述这封信是自己一人所为，与他人无关。为定成铁案，公安局让他写字对照笔迹。罗舅舅也会写仿宋体，字迹特请北京的字体鉴别专家辨认，鉴定的结果是这封信是罗舅亲手所书，最终他以“叛国投敌罪”判处二十年徒刑。
从此这件事成为一块心病埋在宋的心底。他认为自己也参与了罗舅的“叛国”活动，他死守这个秘密，却无时不刻担心自己的“罪行”有朝一日被揭发出来。1968年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及“一打三反运动”矛头又指向了广大群众。人人都被勒令交代自己的历史问题，宋在这强劲的攻心战术下，惊恐不安，生怕罪行已经被掌握。他整天在坦白与不坦白的选择中游移，精神几乎崩溃。他几次试图自杀，几次在“清队”办公室门口徘徊。终于他下了决心，迈进办公室，向革委会交代了这一“罪行”。
宋跟我说这事时，“组织”还没有做出处理结论。后来才知道，体院的专案组去贵阳监狱调查了罗舅舅，不想罗舅舅仍然坚持说信是自己写的，与“孩子们”无关。因此“组织”对宋定性有一定的困难，事情就一直作为“严重政治错误”“挂着”，还没有解决。
我听到这件事极为震惊，一下子无法回答，无法思索。我无言地独自离开公园。
在“对象”问题上我再一次受到打击。我觉得自己是个有志向，好学习，好钻研，求上进的人。我在“对象”这个问题上一直傲然地保持着冷静，不为感情所驱使，理智地判断着一切，宁可让孤独伴随着我，也不愿意随波逐流，陷入低级的情感旋涡。虽然痛苦，但绝不表露，只是心中憧憬着未来。
最初认识宋，我是勉强自己接受这个人的。相处下来，发觉他是一个很好的人，聪明，上进，诚恳。乱世中一个男人有这些优点已经是很难得的了。我对他刚刚有了一些好感，却冒出来这么一件事，而在当时是非同小可的严重问题。
我非常难过，想了又想，人都是有阶级性的，但人又都是血有肉的。我不断权衡两个东西的比重在我的头脑中那个占得大一些。脑子告诉我，当然是人的阶级性更重要，但是除了阶级性之外，人就不会犯错误吗？抄一封信本身不是什么大问题，重要的是，他跟我说的是一回事，而事实又是怎么样呢，我凭什么相信他所说的？我不了解他，他充其量只是陌路相逢的过客。
还有，“组织上”将会怎样看待这件事的严重性呢？那个时候，一个人的价值，一个人的社会存在不是由自己决定的，而是由组织给你做的结论来确定你是谁。就算是体院给他作出了结论，社会还将发生什么样的变迁，从而对人们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不可知，就像右派分子说是摘了帽，可是不再被重用不说，在文化革命中的遭遇甚至比当时打成右派时更惨。
更重要的是，社会通行的既定政策就是血统论。文革那么多对夫妻离婚不都是因为其中一方“有问题”，怕影响子女的前途吗。难道我的孩子一辈子要背着“阶级敌人”的父亲的黑锅吗？
一百次想起此事，内心九十九次告诉我，不行！绝对不行！我决定断绝和他的联系。还没来得及找他表态，他倒先打来电话告诉我一个“好消息”，他参加民兵打靶了，成绩最好，他认为这表明组织还是相信他的。这么一点小事都能让他感到欣慰，我觉得他真可怜，十分不忍心开口说“不”。
我实在不知怎么处理这段关系，考虑了多天，采取了“依靠组织”的作法——通过“组织”调查他所说的是否符合事实，如果“组织”说成就成，“组织”若不同意，我拒绝得心安理得。我跟当时的革委会主任老李谈了此事。老李是一个团级的复员军人，复员后直接安插到我们学校。他不是那种武孔有力，作风简单的一般军人形象，相反是个婆婆妈妈老好人的类型。听了我的诉说，一再地安慰我：“不要难过，我听着不算什么大事，我去外调一下，了解了情况再说。”
老李还真是负责，不几天就找我谈话，我是那么紧张，生怕自己听到什么更坏的消息。幸好，他调查到的东西和宋所说的一致。老李说他觉得问题不大，可以继续交往。
听了老李的话，我心稍稍释然。我和宋继续交往，我说不出太多的理由为什么，并非爱上了他，远远没有，就是同情他，不忍心拒绝。多少年后我才意识到我人性中最大的弱点就是悲天悯人，对一切弱者都报以同情，对“朋友”的任何请求从来不说一个“不”字。当然我自己的家庭情况也迫使我退而求其次。
和宋“搞对象”是非常磨人的，他要等到组织上给他定了性后才敢结婚，如果在这之前结婚，会被组织上认为是不严肃对待自己的问题。妈妈不断地催促我们结婚，怀疑宋的诚心，我却无法告知真相。我已经被磨到二十六岁了，被此事的拖滞搞得疲乏和不满。
1973年他的结论终于做出来了：“属于严重的政治问题，作人民内部处理。”这个结论让人心寒，将来我们的孩子难道就要背这么一个可怕的政治包袱吗？开弓已经没有回头箭，我们结束了毫无浪漫可言的“恋爱”阶段，并在没有任何兴奋的心情下准备结婚了。
1973年的夏天，我们领了结婚证。体院分给了一间房子，在“红七楼”（文革中所有的楼号前都加上了“红”字）的五楼顶层。宋带我去看房子。
红七楼原是运动员宿舍，筒子楼，中间是过道，两边房间门对门，房子不到十平米大小。我们和体院借了一张桌子、两把椅子、一个小书架、两张单人床，为了扩大地方，我们只用了一个单人床，再拼接一条20厘米宽的木板，聊做双人床。放了这些家具，屋子里只剩一条由门口到床边的窄窄过道了。
楼道里有一个公共厨房，只能容四五家的炉子和炊具。其余的住户家家门口煤炉、做菜的桌子、碗橱，和一堆蜂窝煤，加上自行车小推车之类的杂物，把楼道挤得满满的。
楼里有男女公共厕所各一个，厕所经常屎尿没冲或拉在坑外，泛着恶味，还有一个公共水房，全楼道的人刷牙洗脸洗衣服洗菜掏米都集中在这里。水房的下水道时常堵塞，弄得水池里，地上全都是水，上面漂着，鼻涕、痰，烂菜叶。人们要小心翼翼地踩着不知是谁摆在地上的砖头去接水。
“号”房子那天正是周末，各家各户在阴暗的楼道里煎炒烹炸，互相传递着合作社供货的信息——豆腐今天不要本，来排骨了，桃子处理了……我的心情极其沮丧，难道结婚就是这样，在这种拥挤的环境下津津有味地经营着自己的小日子？我几乎对结婚失去了一切兴趣。
我们的婚礼非常的低调，就在红七楼的小屋子里举办。宋的“问题”刚做结论，并非好事，与喜庆相抵，不宜张扬。宋的教研室几个老师来祝贺了一下。送了一本大照相簿，上面把我的“鸥”字写成鸟字旁在左区字旁在右，对体育学院文化水平我不敢过高要求。
我没有为结婚买任何衣服。两人都是平常的一套穿戴，他穿的是一件旧的豆青色的短袖衬衣，我穿的是两三年前做的深蓝底细彩格衬衫。我们的暖壶是一蓝一白，一个塑料的一个铁皮的。被面一床是白底黄花贡缎，一床是白底银边绿花绸布，取其素净，没有一样是配对的。
屋子里容不了几个人，多数站在门口往里张望，想看看三十四岁的“老大难”老宋娶了一个什么样的老婆。教研室领导主持，要我们首先向毛主席三鞠躬，眼睛扫了一圈，发现“你们怎么连主席像都没有啊？”我心里“咯噔”一下，婚礼闹出政治问题来了。幸好有人解围，赶紧从隔壁邻居家找来一个巴掌大的软塑料皮毛主席胸像（夜里会发光的，很瘆人），摆在桌子上，让我们对它连鞠三躬。然后在众人的起哄下，我又直着嗓子配合着老宋的左嗓子唱了一曲《东方红》。
第二天我们请了介绍人马老师夫妇来吃饭，四个人高高兴兴地吃了一顿我做的饭。
我们决定去旅行，现在叫“蜜月旅行”，两年“恋爱”中的政治阴影，已经没有一点“蜜”可言了，这趟旅行不过是继续满足我走遍大江南北的愿望。路线是南京安徽杭州上海。
上海是最后一站，我去上海的目的是想在回程时从上海坐船到天津，看看我向往已久的大海。我从来没有看见过大海，这次终于要见到了，一到上海就买好了船票，心中急切地盼望着。
离开上海的那天，我兴致勃勃地赶到了码头，一张公告给我当头泼了冷水。公告说，因为某号台风即将来临，轮船暂时停航三日，三日之后是否启航再另行通知。不愿等待者可办理退票。
退票还是不退，我和宋在码头发生了激烈的争执。我说坐一次船，看一次海实在不容易，失去了这次机会，谁知今生何时还能看到大海。既然已经专为坐船看海到了上海，何不再等几天，坚持到底。宋说他的假期已到，回去还要政治学习和备课。晚回去一天，领导和群众都看在眼里，影响不好，坚决不能再等，何况等三天以后海面情况如何难料。我觉得他实在小题大作，
我们在码头上僵持了很久，谁也不能说服谁。最后他一屁股坐在地上，双手抱头，蜷缩成一团，一副被逼得走上绝路的样子，勉强同意了我的要求。看他痛苦的样子，我知道即使坐上轮船看到大海他也不会开心，我的心情也会变了味，那还不如不看。我让步了，退了票，心里非常不高兴，联想到如果不是他有“严重的政治问题”，刚刚“作出组织结论”，他会是那么谨小慎微吗？他的那种绝望神态深深地留在我的脑子里，几十年挥之不去。
结婚后不久，宋被送到学校农场劳动一年（有改造的意思），养猪养鸡。宋做事认真，干一行爱一行，养得鸡肥猪壮，劳动期满，领导让他继续留在农场养猪。爸爸很生气写信叫他和领导谈，知识分子不是用来发展养猪事业的。
虽然多有波折，结婚后我们的生活很和谐，除了过着一天两毛钱肉的小日子，每年都要做一批腊肉香肠给宋的父母寄去。一个春节我去了贵阳拜望了公婆，宋的父亲过去是个本分的小商人，与人合股开了一个布店，公私合营被收归了国有，他父亲成为布店的一个柜台营业员。宋的母亲是个家庭妇女，典型的贤妻良母，对待晚辈也像对待长辈一样地尊敬和尽心尽力，对我照顾得无微不至。
宋成忠是老大，下有八个弟妹，收入都不高，但是过的日子很平和，都是老实本分的人，对我又尊敬又客气。
我很喜欢这家人，有这样的家庭，宋的人品应该是可靠的。
八十年代初，国门开放，中国人的海外亲属纷纷以各种渠道寻找国内的亲人。罗舅舅已获刑满释放，他在国外的弟弟也终于有了消息——加拿大某大学的教授。他的弟弟回国来探望哥哥时，听说老宋为他无端受牵连觉得很过意不去，特地请我们全家在高级宾馆吃饭，又送了一些小礼物，有给孩子的睡衣、乐高玩具，还有给我的化妆品——极精巧的一小瓶香水和PONDS面乳，给宋些电动剃须刀之类。
八十年代中期一天，人事处把我叫到办公室（我那时已经在高院教书）告诉我：“体院通知你爱人的问题已经平反，让我们把你档案中的有关文件销毁。”他当着我的面取出档案中对老宋问题处理的通知，销毁。好家伙，真的是夫贵妻荣或者正相反，幸亏文革结束了。
话说“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对于制造事端的人，说他庸人真是低看他了。
海鸥最后遇到了好人，宋先生高而帅，聪明能干，人品更是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