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海的水鸟
就是想飞。
我爸爸——刘家的根在哪里
心系临涣
翻译工作挂笔之后，爸爸晚年忙碌的一件大事是老家的房子，就是祖上置办的那间“广顺药房”。“土改”以后药房门面连带后面一所小楼因为扩展街道已被拆除，只剩三间。这三间房子在临涣集的主要街道上，已经被公家占用，先后做了区广播站、大队部、党员活动室。药房对面也有刘家的房子，被区法院占用。爸爸想把它们要回来。爸爸一向对身外之物视如浮云，怎么又会把房子当成大事来做？这就先要说到他的乡土心结。
爸爸十三岁离开家乡，此后一直生活在城市，但是乡情永远不改。战争时期生活无定，他只能把对家乡的思念埋在心底。一九五一年，生活一旦稳定，爸爸回了一趟乡下，遍访亲人，还把奶奶接到北京。后来因为身不由己的社会动荡，与家乡又隔绝二十余年，直到一九七三年干校结束，他才有机会再次回乡。岁数愈大，爸爸的思乡之情愈加浓烈，他每隔一两年就要回乡一次，一直到去世的前一年，以八十六岁的高龄最后一次回了老家。回家，已经不在于探亲访友，而是寻求精神上的回归。
在北京生活的几十年，家乡常有人来住在我家。无论是早先看病要钱，还是后来跑买卖求办事，或是再后来农村生活不错了来北京探亲旅游上学或路过，爸爸无一例外地热情迎来送往，待他们走时爸爸多少都要给予一些资助。
记得我小时候，他的小学同学，在临涣小学教书的徐老师带着一家人来北京看病，住在我家，大孩子七八岁，比我小一点儿，还穿着开裆裤，小的五六岁，整天叼着他娘的奶头。两个孩子认生得很，总是用惊恐的目光看着我们，一和他们说话，他们就喊着：“俺那娘”奔到他娘的怀里。孩子们还和在农村一样，不管屋里屋外随地解大小便。爸爸毫不嫌弃，把他们一家安排住在自己的西屋，每天让阿巧做北方人爱吃的面食招待。平时说话不多的他能够半天整晚地和他们聊朋友往事家乡变迁，平日的普通话变成满口很土的乡音。
大伯也来过，没了药房，大伯生活没有依托，来北京找爸爸讨生活，爸爸不仅定期寄钱给他，又出主意让他在镇上开了一个书摊，在北京买了大量的小人书字书，还有各种杂志给他寄去。
我还记得来过一个亲戚女子，和我住在一床，她走后给我留下了虱子和满身大包（对不起，这么写很不厚道，对我这个没有“乡根”的人来说，那时候能记住的就是这些）。
后来爸爸单独住在东郊，他的家更成了南来北往的安徽会馆，还包括数不清的安徽小保姆和他们的丈夫孩子兄弟姐妹和朋友们。一个保姆的哥哥住在爸爸家养病，后来又有一个保姆一家三口住在爸爸家里，因为孩子上学近。俩口子白天去打工，接孩子放学就成了爸爸的职责。爸爸如此善待保姆，就因为她们都来自安徽农村，爸爸理解她们的困苦。
对老家人，爸爸有求必应。
一九九二年爸爸回乡，临涣镇子里一个小工厂——轻工机械厂的厂长找到爸爸，他们厂子因为缺少钢材濒临倒闭。厂长想，北京那么大，爸爸那么有名，还愁弄不到钢材？就求爸爸帮助买钢材。把一介老书生和钢材联系在一起，太富有想象力了，可爸爸硬是答应了。他回到北京马上给一个在中央工作的临涣同乡——国务院副秘书长徐志坚——写信。爸爸和他并不熟识，只在什么公众场合见过一两面。但是徐志坚的父亲徐风笑是爸爸的小学老师，一九二五年入共产党，曾经留苏学习，后担任了一系列党的重要职务。一九四九年以后他长期从事司法工作，为部长级待遇。徐风笑老师已经去世，他在世时，爸爸和他联系密切。爸爸相信，他的儿子作为临涣人一定会帮忙的。他在信中问徐志坚：“您能不能为家乡弱小的工业助一臂之力？”这话问得真是让人没法拒绝。信发出去两天，徐志坚就打来电话，说他已经把钢材的事情交给有关人员去办。爸爸非常高兴，在日记上写：“徐对家乡的人很客气，友善，使人愉快。”买钢材的老家人来了以后，他亲自颠颠地跑到（应该使用“闯”字，很冒昧地闯上门）徐志坚家里约定见面时间。几天后老家人拿到了找安徽副省长要钢材的介绍信。（可惜的是钢材最后还是没买到，厂长虽然拿到了一系列的批文，可是供货方东北钢铁厂认为这个小小乡镇企业没有能力支付钢材钱，拒绝发货。）
二〇〇〇年春天，八十六岁的爸爸又回了老家。他带了一套《战争与和平》。这是他身边最后一套自己翻译的书了。爸爸真是马虎，自己的译作从来都留不下，只要别人张口就送。剩下唯一这一套他要送给家乡的学校。临涣中学非常重视，召开了全校大会，举行赠书仪式。会上还让爸爸讲话，题词。我后来听了讲话录音，爸爸没有想到学校搞得这么正式，没有准备发言，口才又不甚好，简简单单说了几分钟，有点乱，但是学校还是把他的讲话做了很完整的编辑。
他的题词放入了校史展览室。家乡的表叔告我，开始还有一个小误会，爸爸亲自拿着这套书送到学校时，可能来意没说太明白，学校把他当成推销图书的书贩子，一口拒绝。（有这么老的推销员吗？）表叔听说了，赶忙去解释清楚，才有了后来的赠书仪式。
这次回临涣爸爸还登上了土城，指着一块地方说，我死了就埋在这里。那块地方在坡上，面对临涣镇。
这是他最后一次回乡。
给临涣中学的题词
叶落无本
说完了爸爸的乡土情结，再来说房子就清楚了。爸爸最终做了一个决定——叶落归根，回乡安度晚年。于是他想到了老屋，把它要回来，回乡好有个落脚的地方。
房子一旦落入别人手中，要回来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九十年代初爸爸给濉溪县临涣区政府写了很多封信，说明原委，请求落实政策，归还房屋。信中说镇上的老人都可以证明房子的归属，并列举了他们的名字，希望政府趁老人还在快点调查办理。信寄出了，没有回答，没有结果。政府官员几经更换，刘家的房子早已被理所当然地视为公产。一九九二年爸爸回乡，亲自到区政府递交归还房屋的申请以及各种证明文件，得到的答复也不过是调查调查。走后他委托老家的表弟代理此事。表弟来信说，自己是个普通农民，办这事需要钱去打点。爸爸回信：“请客吃饭应该，钱不成问题。”寄去了，还是没有结果。
一九九三年，台湾的长菁弟弟来信说，他决定回大陆安度晚年，请爸爸给他物色一处房屋。爸爸欢欣不已，自从1942年以后，他就一直没见过弟弟。他又想到了老屋，将来老哥俩一起回乡养老。他请长菁写一封信给临涣区政府，请求发还刘家产业，以便还乡有住处。他想，台湾人的要求大概比他的更有效力吧。然后他为落实此事又专程回乡一趟。结果人家说，查不到广顺药房属于刘家的档案和证据，能作证的老人们也都死光了，想要这个房子只能花钱买。
买也可以，爸爸宁可花钱把房子买回来。
正在筹措资金的时候，台湾传来了噩耗，长菁去世了。这个打击太大了，爸爸第二次心梗发作，住进了医院。爸爸最终躲过了这一劫，却再也没有精气神去索要老屋。
如今的“广顺药房”已经成为人家的店铺
老屋现在仍是地处临涣集的闹市，颇有价值。爸爸想要的不是地产。要说地产，崔府夹道的四合院整个放弃了他都没有心疼过。周杨批给的大北窑三居室的房子，临街，汽车噪音不断，他不喜欢，和别人换了一套在呼家楼的两居室的单元，我们都大喊不值，他不在乎，只要住得舒服就行了。爸爸的脑子里对“地产、升值”这些词汇没有概念，那为什么还要回那座老房子呢。爸爸说，而且一再地说：“因为那是刘家祖先住过的地方，这是一份祖产，是刘家的根，是凝聚刘家精气神的所在，是刘家子子孙孙永远纪念和怀念的地方，所以一定得要回来。”失去老屋始终是爸爸的一块心病。
直到爸爸去世，他也没能找回他的根。
二〇〇八年我回乡专门去看了“刘家的根”。 区政府已经把它作为商品房卖给了什么人。老药房的门面装修得很漂亮，热热闹闹地挂着灯笼做着生意。对于政府来说，是一笔“创收”，对于爸爸来说，就算是刘家为老家的政府（我没说乡亲）做了贡献吧。药房对面刘家的房子，当年做了法院之用，现在还是法律事务所，这倒有点幽默感。
不会再有人为刘家的根奔波了。认真说起来，刘家主体早已从安徽省濉溪县临涣集连根拔起，移植到了风马牛不相及的台湾。在台湾的亲人何尝不惦念着自己的“根”呢。长兰姑一声哀叹道尽了“断根”的辛酸无奈：
想不到刘家一大家子人竟然都像秋风中的落叶一般，飘零凋谢殆尽，您（指我爸爸）如今回去（老家）竟已没有自己的家可住，将来如果有一天我们回去了只怕连个相识的友人家都找不到了。
长兰姑说的没错，老家早已没了刘姓家人，当年零星剩下的一些人，在大饥荒年代都饿死了。
对爸爸来说，去台湾看看睽违六十多年的亲人比要回老家的房子更其重要。
两岸关系缓和后，长兰和长荪虽然来大陆探望过他，可是还有那么多亲人没有见到——唯一尚存的长辈三婶、和他一起长大的长菁，出于年老体衰或政治上经济上种种原因，他们总是未能成行。那就去台湾看望他们，成了爸爸后二十年持续不断的愿望。
八十年代中，他写信对长菁说：
我已年过古稀，去日苦多，时不我与，在有生之年，无论如何，要和你们再见一面，痛痛快快地谈谈。
八十年代末，他给他的三婶写信说：
我很想去台湾看望您，看望家里人，但目前还不可能。台湾政策放宽才行。有可能去台湾时，我一定去台湾看望您老人家。我想这一天不会太远了。
十年过去了，爸爸去台湾的愿望没有实现。
九十年代初，台当局对大陆人到台湾探亲的限制放宽了。爸爸托在台湾的侄子打听台湾对大陆的人去台有什么规定，以及去台的手续，结果还是不乐观。台湾当局声称不准共产党去台，民主党派人士也在限制之列。爸爸不是共产党，但他是中国民主促进会的会员。只好再等一等。
又一个十年过去了。爸爸去台湾的愿望还没有实现。
二十多年过去了，爸爸仍在等待。台湾的来信越来越少，亲人们陆陆续续地离开这个世界，三婶去世了，弟弟去世了，堂弟去世了，……
最后，爸爸去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