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海的水鸟
就是想飞。
向阳湖上五七宝（连环画版第二十集）想看画的请进
（1969-1973）
1969年五月七日毛泽东又发了一个“最新最高指示”。每发表一条指示，单位领导就已经得到“今天晚上有重要广播”的通知，让所有的人都集中在电视机收音机旁等待，并准备好旗子标语锣鼓等东西。最新最高指示永远是在晚上八点钟新闻联播时间发表。发表之后，群情激昂地喊一阵口号，就敲锣打鼓高呼口号地到荒郊野地去游行，闹到深更半夜才算罢休。毛泽东那天的最新指示是对东北柳河干部学校的批示。所谓干部学校就是把干部放到一个农业生产基地，一面劳动，一面改造思想。老毛认为这个办法很好，就做了一个批示，于是乎像中国所有的事情一样，上面一句话，下面一阵风，全国各大小机关马上办起了“五七干校”，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都被送去走“光辉的五七道路”。
被毛主席批为“帝王将相才子佳人部”的文化部干脆撤销，爸爸的人民文学出版社是文化部的下属单位，和文化部的其他单位一起连锅端到了湖北咸宁。在动员大会上，军代表告诉知识分子，你们就在那劳动，改造，安置，不要再幻想回北京。
爸爸们的离京日期不断变更，直到9月26日，中秋节的前一天，他们突然接到通知马上出发。这军宣队特意挑选的日子，带有惩戒性——就是不让你们在家里过消磨革命意志的团圆节。
我那阵正在东玉河小学的初中“戴帽班”教书。一天收到了爸爸寄来的一个明信片，说某天要坐火车离京赴干校。我一心在工作上，把明信片塞在兜里，过几天又来了一封明信片，说时间又改在某天，我还是没在意。又过了两天，我收到了爸爸的第三个明信片，上书：
“海鸥：接最后消息：26日下午1:35仍在永定门车站上车。26日上午在社集合，整队到天安门向毛主席宣誓，12时进站。你就不必回来送我了。你姨夫送来一哈密瓜，极好。元元有信来，你母亲一切如常。父1969年9月24日下午四时半。”
信到我手里时已是9月27日的上午。晚了，爸爸已经走了。我突然意识到，爸爸连发三封信给我，封封说不必送，实际上就是想让我送他。妹妹们都已经插队，爸爸走时没有人送，而出版社其他的人都是拉家带口地相送。我想象着爸爸在火车站东张西望，在最后一刻仍然希望亲人的身影出现，不禁痛哭起来。我恨自己为什么那么革命，收到第一二封信我就应该回家帮爸爸整理行装，与爸爸话别。
三个月后妈妈也去了爸爸的干校。1970年寒假一到，我就收拾行装，买了一些爸爸妈妈爱吃的点心，去干校探望他们。
干校设在一个湖地的边上，这个湖是古时候有名的云梦泽，当地老百姓没有幽思怀古之情，管这湖叫斧头湖，文化部来了以后，取名为“向阳湖”。如今湖水早已干涸，只是在大涝之年才是一片汪洋。
干部们初到向阳湖，什么都没有，暂住老乡家，先是围湖造田，在湖底开荒种地，不久就沿湖筑起了一条十余里的大堤。本来“向阳湖”是长江的分洪区，大水一涨，可以泄洪，缓解涝情。大堤一建，水无处可泄，老百姓就遭了殃。大堤周围还挖了宽约二丈的壕沟，雨季沟里注满水，曾经淹死过一个老乡的孩子。
从咸宁县沿着大堤一直走，就到了爸妈所在的十四连。
到达干校的时候，知识分子们正在搬砖盖房，这时要盖的房子，好歹是个砖房了。爸爸妈妈没有预料我会跑到干校来，非常惊喜。爸爸是“大工”，正站在脚手架上砌砖。他穿着一身“再生劳动布”衣裤，戴着棉帽，脖子上围个手巾，既不象工人又不像农民。
妈妈是“小工”，正在搬砖，穿着一件大襟褂绵袄，裤脚绑着绳子。妈妈一次搬四块，她的一只胳臂是断的，用两根钉子连接着大臂和小臂。但是这里不管什么人，岁数多大，身体如何，都在干着同样的活。
我一放下行李就参加了劳动，一下子搬十一二块，干得特别卖力。没人强迫我干活，我是为了妈妈，让她在连队里有个好点的名声和待遇。
搬砖的都是大知识分子，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孟超老头。孟超才华横溢，写了一出《李慧娘》，曾享誉大江南北。文革前突然被康生批为“鬼戏”，说是目的在于反党。孟超从此遭罪。在干校看见他时，估计他怎么也有七十多岁了，骨瘦如柴，驼背，头发髭着，脸瘦成一小窄条，嘴部凸出，露出两颗大暴牙。他抱着两块砖，跌跌撞撞地走着。周围一群“共产主义学校”的放寒假的孩子跟着他叫骂，“老魔鬼，装孙子，偷懒”。突然，孟超绊倒了，抱的两块砖摔在地上，脸正好磕在上面。嘴里流出的血和鼻子里流出的清汤蹭得满脸和砖头上都是，又把砖灰粘在脸上，真正是一个厉鬼的样子了。他趴在地上，两脚翘起，半天不能动弹。孩子们围着他喊，“老魔鬼，装洋蒜，起来！”。他一直也没能站起来，我实在不忍再看，走开了。无端的仇恨的种子已经深深地种植在孩子们的心灵。这种对人的仇恨以后几十年中都笼罩在中国人的头顶。
五七干部都穿得破破烂烂，不伦不类。因此当地老乡给他们编了一个顺口溜：“五七宝，五七宝，穿得破，吃得好，手上戴着大手表。五七宝，五七宝，种得多，收得少，想回北京回不了。”我觉得“五七宝”这个称呼很可爱。原来此地人习惯在自家孩子名字后面加个“宝”字，以示昵爱。五七宝这个称呼又似讽刺又似同情，却一语道破真谛——五七干校里全是宝，都是国宝。中国当代的文学历史美术，文化各方面的精英，耆宿都集中在这里。
累了一天，晚上还要开批斗会。那阵正挖“五一六”分子，每天晚上让“五一六”分子交代同伙。究竟什么是“五一六”分子，竟没有一个人能说清楚。爸爸妈妈及不是“五一六”的那些人还要写大字报，根据揭发的材料进行批判。我到的第一天晚上，就帮他们抄写一份声讨的大字报。在干校那些天，我几乎天天都要抄写大字报，甚至帮他们起草批判稿。骂的是谁，我根本不认识，那时的大字报不过是为了制造气氛，内容就是些套话，以不变应万变。
干校的饭非常难吃，南方的粗糙两季稻米还算是好的，多数情况下是吃窝头，菜也是清汤寡水，老倭瓜洋白菜。干部们是不允许私下吃偏食的。有一些人家里从北京寄来了罐头，饼干奶粉一类的东西，一收到就被军代表截获，还摆出来展览批判，然后就不知所踪了，据说都肥了军代表。对于那些牛鬼蛇神，军代表公开打劫，孟超每天都得向军代表“进贡”一盒牡丹烟，这是全连都知道的事实。
王六嘴村里有一个小供销社，干部们称之为“百货大楼”。供销社也就十平米大小，黑洞洞的，只有一些农具化肥蜡烛火柴煤油之类的生活用品。干部来了以后，供销社进了一些罐头，但军代表有令，不许在供销社买吃的，破坏五七战士的形象。妈妈带我去参观“百货大楼”，正碰见郑振铎的大公子及其夫人在那里偷偷地买肉罐头，见到我们有些尴尬，搭讪着就走了。
在村里不让买东西，休息日到县城买东西应该不碍什么事了？一个军代表逢干部进县城采购，他都要站在路口，对回来的人一个个检查购买的东西，且不问自取。干部们那敢得罪丘八老爷，自愿或不自愿地贡奉，那军代表每次都大有斩获，装满一书包，够一个礼拜吃的。
军代表的威信很低，他们是湖北军区派来的，最高职务不过是县人武部的政委之类，领导了中央部委一级的干部，觉得上了天了。刚到干校，开全体誓师大会时，军代表的讲话是：“你们这些个臭老九，要是不老老实实接受改造，真打起仗来，我先把你们都‘突突’了。”意思是枪毙了。立时给“五七战士”们的心里蒙上一层阴影。
妈妈给我说起军代表的风流逸事，有两个革命女青年干部，当了军代表的秘书，都在积极争取入党。常常和军代表“谈心”至深夜不归。其他群众知道是怎么回事，便设了计捉奸计。一夜，一个女进步分子没有回来，于是同屋人以关心她的安全为名，大张旗鼓地唤起所有的人去寻找。最后大家在黑灯瞎火的档案室里找到这一对男女。据称是在黑屋子里“看”档案研究问题。这一类的事，象春风一样立即传遍干校。后来那个军代表调走了。
唉，没书没报可看，连妈妈也八卦起来了。
春节到了，连队开恩，允许家属“探亲”：夫妻都在干校的可以团圆三四天，这些人夫妻天天在一起劳动，吃饭时两口子也坐在一起吃，就是得各睡男女宿舍。“探亲”仅限于年轻夫妇，象爸爸妈妈这样的老夫老妻，就免了。大年三十这一天，年轻人男女喜气洋洋地搬家，连队专为他们腾出来了几间房子。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古文编辑，最喜欢弄些修理钟表之类的小手艺活。他的太太是歌剧院的女高音，在别的连队，欢天喜地到十四连来团圆，可男的不动声色地继续搞他的小修理，把太太气得当众大哭，最后赌气不搬了。我心想，这一赌气，又得等一年了。几十年后，我看过一篇“老向阳战士”写这次团聚的文章：两对夫妇一个屋子，床隔几尺远，挂起一张床单“遮羞”鸡犬之声相闻，只好厚起脸皮，斯文扫地的干事。
春节伙食稍微改善了一下，各班排从食堂领面粉和拌好的饺子馅，自己包饺子。饺子馅以白菜为主，里面可闻一点肉腥。知识分子们包的饺子真不怎样，包好后大锅一煮，大半都开了花，没油没盐没滋没味。
春节干校放假几天，干部们三五成群到附近的县城打牙祭。咸宁县城离干校约二十多里地，汀泗相对近一些，那天爸爸和蒋路叔叔带着我到汀泗去吃馆子，一路沿着高高低低的丘陵走着聊着。蒋路叔叔也是俄文翻译，和爸爸是最好的朋友，文革以前就无话不说，在干校艰苦的环境下，更是互相帮助。
快到汀泗了，在京广铁路线的一侧，我发现有一座北伐军烈士纪念塔。那塔立在一个农家院的后面，周围被荆棘乱草窠子包围着。塔已经变成黑黑的颜色，只是“北伐军烈士纪念碑“几个字还隐约可见。早在小学历史课上就知道北伐军第一次大胜仗就是在汀泗桥与贺胜桥之间打的。今天亲眼看见这四十多年前的革命遗迹，我们非常兴奋，钻过荆棘，站在塔下照了好几张相。
汀泗令饥肠辘辘的我们很失望，绝大多数饭馆（其实本来也没有几家饭馆）关门，都过年回家了。只有一家开门，爸爸他们盼望的红烧鱼根本没有，只有炒麂子肉。只好勉强吃了一顿，麂子肉并不好吃，硬得很，不香。爸爸说实际上是老水牛肉。
想起妈妈正在家等我们带吃的回去，我们却空手而回，我真是心疼。
假期很快满了，我不得不告别父母，回到北京空无一人的家。
夏天到了，妈妈寄给我们每人一张照片，是她去武汉看病时照的。照片上妈妈头发花白，颧骨突出，两颊凹进，象一个秋后晒干的葫芦瓢，却神采奕奕地咧嘴笑着。看了真让人伤心，我真想立刻奔到他们身边。
暑假一到，我立刻收拾行装奔赴干校。我真没有料到咸宁的天气竟是那么热，下了火车沿着大堤走路，土地被晒得干裂，一棵树都没有，正是中午时分，室外的气温肯定有五十多度，我热得气都喘不上来了。见路边有一个水塘，不太深，是给牛洗澡和饮水用的水坑。我不管三七二十一，穿着衣服就跳了进去。没想到浅浅的塘水被太阳晒得滚热，比人的体温还高，我一下水更觉得没法喘气，赶紧扒着泥塘爬上岸。塘对面一个放牛的孩子骑在牛背上，目瞪口呆地望着我，不知我是否想不开什么事在自杀。浑身湿淋淋地走路，觉得稍好了一点。到了干校，衣服已经全干了。
屋子里的温度也有42度之高。当地的老乡都是早出午归，中午下午最热的时候就在家栖息，但是“五七战士”们得不到一点喘息的机会，整天全都在大田里干活。人们的情绪都有点惶惶然，妈妈和我说的第一件事就是刘敏如死了。妈妈说刘是一个大胖子，有高血压之类的毛病。他还有些“历史问题”，被定性为历史反革命。解放军革命派对这些反革命毫不同情，就在我到的那天，刘敏如正在抬水，突然一头栽倒在地，口吐白沫，再也没醒来。到那时为止，爸爸妈妈所在的十四连已经死了四个人了。后来统计，干校几年十四连一共死了八个人，整个干校有四十多人死于非命。
咸宁地区的天气恶劣，热的时候真热，下起雨来则连绵不断，下得人都长毛，但是决不要期望下雨收工。老乡们对干校的古怪做法也编了一个顺口溜：“大雨大干，小雨小干，晴天不干，大批判。”下雨干活虽然是无效劳动，但是目的在于锻炼知识分子们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精神”。“晴天不干”是要召开全校批斗大会。更多数时候是“无雨拼命干”。
每天早上男女老少，排着队，唱着歌，走四五里路到湖底干活。雨中和雨后的道路泥泞不堪，比泼了油还滑，不断有人摔倒。爸爸苦笑着说妈妈是一个摔跤冠军，“几乎天天都要摔跤，走在路上，只要是听到后面‘扑通’一下有人摔到田里，不用回头，准是你妈妈。”我听着咯咯笑起来，没留神眼泪已经淌下来。
妈妈得了肾炎，脸瘦得像个干枯的葫芦，穿着爸爸的大裤衩，上身是旗袍剪短的洗成黄色的香云纱，在火热的锅炉房为干部们烧水，这还算是照顾呢。巨热之下，大家还得下田干活。烈日下干活的人们已经斯文扫地，男人只穿个裤头，女人短裤加线衫，有的连乳罩都不带了。
妈妈在湖底管烧水。那么热的天，室外温度达到五十多度，妈妈在一个大锅炉前添柴加火。上穿早已变成棕黄色的香云纱短衣，背上一片片白色的盐碱印，下穿爸爸的大裤衩，衣服都湿透了。所有的知识分子在灼热的天气下都已斯文扫地。女的穿一件薄薄的马甲衫，一个短裤衩，男的短裤衩打赤膊。
妈妈烧水极为认真，不仅灌满每个人的暖瓶，还帮给大家的杯子晾好凉水，让他们一下工就有水喝。大家给妈妈贴了一张表扬大字报《有口皆碑汪老太》。
爸爸是一个放牛倌，正合了他喜好大自然间一切生命的本性，又合了他喜欢自由自在不受约束的性格。他看管的三头牛各取名为“花和尚”、“大老黑”、“机灵鬼”。不过放牛也不容易，有时公牛发情逃跑，发了疯似的从大田向山上狂奔，呼哧呼哧地跟在后面紧追爸爸追也追不上，急得团团转，只好自掏腰包花钱请周围的老乡帮忙抓回来。
下工后，“战士”们都在湖边的一个沟渠里洗澡，这沟渠宽丈许，边上长满了杂草。一般是男人先洗，女的等男人走光了，放心大胆地脱衣洗身。已经是傍晚，刚到水边，无数只蚊子扑了上来，叮得我浑身刺痒，直跳脚骂娘。奇怪的是妈妈和其他妇女很淡然地接受了蚊子的叮咬，大概用河水洗身的爽快掩盖了肉体上小小的痛苦。
夜间屋里的温度起码有三十七八度，妈妈嫌屋里太热，独自到湖底睡觉。在湖底的稻地边上，有一个干部们搭的凉棚，为的是在工间休息时能有一个遮阳蔽日的场所。干部们很有诗意地称之为“凉亭”，其实就是几根木柱支起一个草顶棚，四面没有遮挡。妈妈把床搬到凉棚里，夜间就一个人睡在湖底。我去了以后，也陪她在凉棚里睡觉。夜晚，天色漆黑，我们早早就钻进了蚊帐，白天大地吸进的热气这时释放出来包围着我们。没有风，一点凉爽都感觉不到。远处是虫鸣蛙叫，近处蚊子把我们的蚊帐都包围严实了，发出巨大的轰鸣声。我担心着有野狼出没，又想起很多不愉快的事，心中觉得无比凄凉。
第二天很早醒来，太阳就已经老高了，我也已经是大汗淋漓。身上被蚊子咬了好几个疙瘩，蚊帐里趴着六七个吸足了血飞不动的母蚊子。
离开干校的时候，爸爸送我，早上三点钟我们就出发了。火车是六点的，在咸宁这个小站只停一两分钟，我们必须早作准备。要抄近路，需要坐船在河汊里走一段，然后上大堤。爸爸撑着小船，在芦苇荡中滑行。整个干校还在睡觉，只有连队的宠狗小花早早起来沿着河岸跟着我们，低声地呜呜着。走到一个分叉处，小船离开了小花所在的岸边进入另一条支流。爸爸喊道：“小花，回去。小花，回去！”小花只好站住，目送我们远去。
在夜幕中上了大堤，急急匆匆走到咸宁县。到了火车站时快六点了，火车是六点五分的。爸爸特别想在咸宁吃一顿北方式的早点：油条豆浆。车站边上的早点铺还没开门，我跟爸爸说：“你吃吧，我先进站了。”爸爸说：“来得及来得及。”好不容易等早点铺开门，吃的还没准备好，要现做。我勉强吃了几口油饼，跟还在等豆浆的爸爸说：“我先进去了，你吃完就回去吧。”就离开了。
我串联已经成精，从来不在候车室排队进站。我不慌不忙地绕过车站，顺车站旁的铁路走进尚无乘客的站台。火车一进站，我就轻轻松松地上了车，找个位子坐下。车快开了，突然我想起了爸爸，并神差鬼使地站起来，到车门口张望。果然看到了爸爸的花白头发，可怜的爸爸夹在拥挤的老乡中间，目光急切地寻找我的踪影。我逆着上车的人流，对下面大喊：“爸爸，我在这哪！”可是他根本听不见。就在同时，车门关了，火车启动，我使劲敲窗，喊爸爸。他更是听不见了，只在茫然地寻找。我流出眼泪。列车员说，那是你爸爸？这个老头真好，他一直在那儿找你。听他这么一说，我简直要大哭起来。我恨我自己为什么那么聪明，一溜烟就上了火车，让爸爸到处眼巴巴地找我，算算时间，那碗滚烫的豆浆，他肯定没来得及喝。
我就这样哭了一路直到武汉。任何一次分离没有使我这样难过，爸爸日渐衰老的身影在我的脑子里无论如何也抹不去。每当想起此事，眼前就是爸爸眼巴巴寻找的样子，我都要流泪。
林彪死后，干校好像皮球扎了孔，气慢慢地泄掉了，军代表早已不见踪影，刚去时虚假繁荣的劲头再也提不起来了。人们下棋打牌松快了许多，还有一个乐趣就是采灵芝。潮湿闷热的湖地很适合灵芝的生长，白娘子拚了性命采摘的长生不老起死回生的仙草这里俯拾皆是。每人都采了不少穿成串晾晒起来。爸妈回京时带回来一大串，像装饰物一样挂在家里。
干校对食物包裹也不加管制了。每个周末我的全部活动就是给家人买东西寄东西。我买了很多核桃，去壳取瓤，油炸后用糖炒，做成“琥珀核桃”给爸爸妈妈寄去。我还买了好几斤上好的松花蛋，小心地排放在一个铁的大饼干筒里，周围塞上从农村买回来的稻壳，封好。到了邮局门口，刚刚支起自行车，突然哐啷一下子支架弹起，自行车摔倒在地，夹在车后座上的铁桶也狠狠地砸在地上。检查了一下，十之八九的皮蛋都摔碎了，与泥壳稻糠混合在一起，黑乎乎的一团。我又沮丧又不甘心，再买再寄。爸妈来信说，皮蛋怎么能寄呢？收到时全是碎的，已经发臭。
到了一九七二年，干校已经很松散了，很多人都回北京探亲，只要有个理由就行。春节前，我给爸妈打了个电报，谎称“克阳胃出血住院，速归”。我希望他们都能回来过节，但是只有爸爸一人被批准（妈妈回京得由妇联批准，出版社做不了主），刘元也从东北回来，半家人好歹在北京过了一个春节。
一九七三年干校终于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二月爸爸回到北京。不久妈妈也回来了。全家人挤在四合院西面的小跨院开始新的一轮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