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海的水鸟
就是想飞。
不敢谈朋友 作者刘克阳
对不起，小郑
我插队的第三年的春天，村子里来了五个大学生，他们可是稀罕物，村里有文化的年轻人愿意和他们接触，知青们看见“白面书生”们，觉得还能接受。他们是北京的大学毕业生分配到忻县专区的，还没开始工作就又下放到农村了，戴了顶冠冕堂皇的帽子——“整社工作队”。他们有些自负清高地落了户，其实内心对这种工作的安排怀着极大的不满。他们毕竟与众不同，是比我们高一级的“知识分子”，可知青中狂傲者也大有人在，理也不理大学生们。
说来可笑，我和小高被工作队相中，收编到他们之中辅助工作。所谓工作就是开各种会议，无非是每晚召开生产队会、大队会、队干部会、贫协会。
我一贯就不参加任何团体组织，但工作队让小郑和他的同学找到我，以命令的口气让我参加工作队，美其名曰是“革命工作”。我坚决不接受这项工作，我说：“我们知青四十多人，他们有的是当过各种干部的,而且非常愿意抛头露面……你们别拿我开心了。”小郑一本正经地说：“我们就看上你了,这是组织的决定……”他还说是省组织部下放干部老王和他们大学生的党员共同研究的。呵，还用组织压我，我就不信了。他不听我的辩解，继续说：“你和小高从今天起就是工作队的成员，听我们安排！”小高是我最好的朋友，我更纳闷了，怎么把我们俩同时选上了。本应受宠若惊的我徒添烦恼——我一个非党非团人士，掺在其中，自觉可悲。省组织部下放干部老王责成小郑发展我“火线”入团。我“参加革命工作”的时间应该从永兴村开始的，小郑是我的入团介绍人，因此他与我之间发生了一段不解之缘。
一天，我正在宿舍休息，因为是工作队员，可以不下地干活。我在窗前读《安娜·卡列尼娜》，忽然一双手把我的书夺走，我吃惊地抬头看，是小郑，他和同学来通知我晚上开会，其实我早知道了。小郑把抢到的书翻看了一下，坏笑道：“你竟敢看这种书？”他转头对他的同伴说：“没收了，走！”我哎了一声，刚想反抗，他俩扬长而去，头都不回，边走边说：“正好没书看，早知这有，早来了，得来全不费工夫。”我狠狠地盯着他们的背影，无可奈何。我哪里知道他是暗藏玄机，他知道我肯定得去他那里要回我的书。我去他们住的老乡家讨要书的那天，小郑一个人在屋里写写刻刻的，他知道我来的目的，看着我笑，我一句话没说，从炕上拿了书扭头就走,他着急地跟出来，双眼盯住我，问：“怎么就走了？”我径直走掉了，不想多说什么。
小郑，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系毕业生，贫农出身，党员，个子矮小,虽然比我们大两三岁，我们都叫他小郑。他外表正经但非常机灵，能从河南农村考到北京的大学,不容易。他写了一手聪明字，自从他们进村后，村里满墙满壁刷的大标语都出自他的手，什么“农业学大寨”“把阶级斗争进行到底”“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村里张贴的安民告示也由他执笔。我感觉随着他们进村，文革的火药味又来了。恃才傲物的小郑目空一切，永兴的秀才永贵靠边站了。一天，我看见永贵在告示前面仔细端详，我凑过去问：“字还行吗？”永贵忙说：“好，好，人家是什么人呀？见过大世面的。”我知道永贵在大学生面前自惭形秽，我不屑地说：“哪儿有你的字好呀？别看了。”永贵没说话，扛着锄走了。永贵隽秀潇洒的书法的确更胜一筹，那可不是浪得虚名，逢年过节全村的春联都出自他的手，红白喜事的条幅也是他包揽，原因就是字好人更好。
小郑们的工作队一事无成，瞎忙活半年后走了。他们匆匆离开永兴，为自己奔前途去了。他们离开村子的时候我在北京，回来才知道，很快我把他们那些人淡忘了。生产队因为我老开会不动弹，大学生工作队一走，秋后算账把我的工分评得最低，跟老捏捏(老太太)小丫头们一个档次，我把无名火都发到工作队身上，是他们害苦了我。
1971年10月的一天，我从地里动弹回宿舍，同屋人递给我一封信，沉甸甸的，字迹很陌生。我打开信，迅速地翻到最后一页，小郑的名字赫然纸上。是他，还是那工整漂亮的笔迹，居然洋洋洒洒地写了十三页。他问候完我，向我汇报他现在的工作生活情况，对工作的不满，继而对文革的怨恨都倾诉在纸上。在第五页的纸上，他告诉我一个惊人的消息：林彪叛逃，在蒙古摔死了，中央分裂，争权夺利，斗争十分激烈。讳莫如深的“情报”来源几句话说不清楚，但小郑还是把这件事情写了四五页。紧接在这消息后，他的笔锋急转直下，向读信人──我，倾吐爱慕之情，字里行间流露求爱的真情。林彪之死让我狂跳的心还没静下来，他的突如其来的表白让我头晕目旋。我一口气看完信，第一反应是这封信不能留。第二反应是我和他是不可能的，我那时已定下目标──回北京，正为我病退之事在北京、太原(知青办必须要我在太原的医院开出疾病的证明，以防在北京的医院开的证明弄虚作假)和原平三地之间奔走。
我不知小郑早已暗藏的心思，而我的心思是“混”到头之后就回北京，摆脱这里的一切。小郑的信在我的心中掀起一小片波澜，悄无声地又平静下来了。
小郑在县城里根本不知道他心仪的姑娘把信、把他的热望已埋葬。没有几天，他又给我写信，信封下面的地址写的是忻县专区电影队，我因此得知他被分到忻县了，还被分到舒服的文化单位，他很为此而自豪。那年代多少名牌大学毕业生被分在深山野岭、戈壁荒漠，我知道他是因为根红苗正，得到一个好工作。小郑邀请我去他的单位玩。
我对他的“高就”无动于衷，我认为那是与我毫无相干的一桩事，我坚持我的原则，不回信、不理睬、不给他任何希望。
小郑的鸿书热信没得到一丝反响，我想象得出他是如何沮丧。我同情他，绝对不是可怜他，他除了个矮，那么好的条件——贫农、党员、大学生，一定能找个好媳妇，我一个我行我素的人不会让他有好日子过的。
林彪事件让我震惊，闭塞的永兴让我再也无法忍受，我要走，小郑的信更触动我的归心。不久我办好了回北京的手续，临行前决定到忻县向他告别。
一个风和日暖的早晨，我邀了好友小高去了忻县。很容易找到电影队，传达室的人进去叫出了小郑，小郑笑眯眯地走出来，看见我身边的小高，他的神情有些不自然。我告诉他我回北京的消息，从他不自然的眼神里，我看出他的失望无奈，他的脸色由红润变白了，变的很难看，毫不掩饰地生气了。我不敢直视他的眼睛，但是我看见他的眼光里的愤懑。他不再说什么，我知道赶快离去是最好的结果，小高很尴尬，她看懂了一切。我后悔我的所为，给一个好人──小郑、一个好友──小高，带来不愉快，我实在不知怎么办，我一贯是有信必回的人，但对小郑我没这样做，我想以亲自向他告别的方式告诉他，我们的事是不可能的，这是我认为的礼貌，但还是让他生气或许更愤怒。
我像做错了事，落荒而逃。小郑，好兄长，对不起，原谅我的简单、无情，不忍心伤你却又深深地伤害了你。
几十年后的今天，每当我看到我的学生字写得龙飞凤舞、歪七扭八时，小郑那秀美、不俗的书法就呈现在我的眼前，小郑，你在哪儿？你好吗？
好孩子小沈
七零年夏天我去咸宁文化部五七干校探望一年没见面的爸妈。
咸宁的气温高达四十多度，我是不怕热的人，但是咸宁的酷热把我击垮了，晚上热浪和蚊子共同袭击着我的身体，一分钟都睡不着。爸妈顶着烈日还要劳动，没有期限的苦役，太残酷了。我跟他们下地，帮妈妈烧水给全体干部下工后饮用和洗涮。
一天爸爸告诉我干校的共产主义学校放假，组织学生去湖南韶山毛泽东故居参观，他为我交了旅游费，让我跟他们一起去玩玩。我又高兴又惭愧，我二十多岁没有孝敬过爸妈一分钱，却让他们一直供给我生活费，还出钱让我去旅游。
我跟学校的师生出发了，干校子弟都是比我小五六岁的孩子，我好像跟这群孩子没有话可说，只有一个跟我一样是插队的，也是来咸宁探亲的小沈，可以说上几句话。他爸爸是美术编辑。上了火车，一个女孩叫萧荔的坐到我身边，跟我打招呼，交谈之下才知道她是萧乾的女儿，她爸爸和我爸爸是近二十年的同事。我旅途中有一个女伴也不寂寞。
到了长沙是晚上了，领队的老师把我们带到一个旅馆。旅馆没有床铺了，老师不想再换地方，让老板想办法解决我们十几个人睡觉的问题，逼着老板（旅馆负责人）在过道增加临时床铺。老板搬出够我们每个人一张的竹床在楼梯栏杆旁边一溜排开，没有被褥，我们合衣躺下，把书包当枕头。过道人来人往，上街回来的，洗漱的，乱糟糟的，我们就在噪杂的过道里躺着。一直到很晚周围的人们才安静下来。长沙比咸宁温度低了几度，虽然还是热但没有酷热难耐的感觉，加上在干校几天根本无法睡觉，在这个简陋脏乱的旅馆居然睡着了。
第二天一早我们坐车去了韶山，参观的人已经多极了，无限崇拜的人群从全国各地涌向韶山，小山村每天接待数以万计的人。不知是天大的笑话还是无知的悲剧，我们随着人流走了一圈，当天就坐火车回到湖北。这次旅游最大的感受就是长沙比咸宁凉快一些，但是一路上脑子里还萦绕着咸宁的热浪，为爸爸妈妈难受。
还有让我始料不及的是，一路同行的小沈（比我小三岁）看上我了。小伙子瘦高清秀，规矩，好像上的一所好学校，看来就是一个好学生的模样。他总想接近我，跟我说说话，可是萧荔总是紧紧拽着我，不让我跟其他人接触。小沈只能默默地注视着我，我对他没有一点感觉，直到回到干校，他爸爸到爸爸的宿舍看我，我才觉得不对劲。爸爸和沈叔叔不是一个部门，没有任何业务往来，爸爸对他的来访一点都不在意，在干校，大家都没有部门的界限了，完全打乱编成连排班。小沈爸爸好像说我们俩都是在山西插队的，希望多联系，他跟我要了我的地址，我也没有往心里去。我很快就收到小沈的信，秀气的字迹，流畅的表述，写了一些对我印象很好之类的话，也是希望多联系，他寄给我一张他的照片，我把照片贴在我的相册上，给他回了信。从此没有下文了，闹不清什么情况，跟他再没有联系。
那时候我们这些二十岁左右的插队生都处于动荡时期，想交异性朋友，但是顾虑重重，人分两地，见不着面，不能深入了解，遇到风吹草动就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变故。小沈后来怎么样了，我也没让爸爸打听，我一个老大姐跟一个好孩子应该是无缘无份的，别让他还抱有什么想法，我只想着怎么早点离开山西那个村。
连谢谢都没说
怎么才能回北京落户是我心头的症结，我想我是带病来的山西，我还是得以病为理由回北京。正在这时一个人闯入我的生活，他是知青中的王同学。
王同学一米九的高个子，戴副眼镜，文质彬彬的，我只听说他跟我同岁，是西城一所不错的学校毕业的。他是跟他的表哥到我们队的，除了表哥，他跟其他同学鲜有来往，也不介入同学之间或同学与老乡之间的争斗。我们搬到知青宿舍后，没有看见他，也没有关心他们住哪儿，后来才知道他和表哥还住在老乡家。在村里我和他只是擦肩而过，没说过话。
1971年的秋天，在村里一个没有知青看见的地方，他突然叫住我，跟我说话，我们俩都有点不自然，虽然没说过话，彼此陌生又熟悉，毕竟都是北京人，到这里生活三年了，我们四十多个知青还是同心同德。
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注意上我了，那时我只是一门心思盘算怎么能办回北京，对周围的事视而不见。我对他印象不错，他不张扬，很低调，像是有教养的家庭出身。我只知道他常到县城去跟什么人打篮球，具体行踪一无所知，他住在谁家，距离我多远，我更不知道，可以说形同陌路，界限分明。男女生接近被一些知青认为是不好的事情，几十张嘴能无中生有地编出八卦故事。刘元从内蒙回来说他们那有一对知青（女生我认识，已经老大不小了）谈恋爱，被队里的几个少不更事的知青女孩骂他们俩是流氓，把他们的被褥从屋里扔出去，多么无知可怕的事。在这里某些人对我的评价一点儿也不比他俩强，几十年后我听说我们队某人说起我“是表现最差的一个”，我知道其原因就是在村里有两个男生追求过我，大概认为是伤风败俗的。
王同学很快平静下来问我是否想办回北京，他眼镜后面的双眼明显地没有直视我，我感觉他早就注意我了，怎么一下就问到我的心结。我说是有这个想法，但是县知青办看见我北京的病历，说不行，必须到太原的大医院重新复查，照片子，写病历。我正在考虑怎么去太原，住在哪里，到哪个医院看病？太原我只是路过，一点儿都不熟悉，这个事已经拖了几个月了，左右为难，气恼知青办办事死板，不通情达理，着急到太原的花销太大怎么办，我的所有零用钱都是爸爸妈妈给的，这次要是去太原吃住行看病都要花钱，我真是不想去，但是不去不行，知青办怕知青弄虚作假，想出了这些万全之策，回北京的急切心情让我心里又急又恨也只能照办。
王同学的出现让我有了些许安慰，他非常和蔼地跟我谈话，温柔又诚恳，我感觉到亲近而且看出他想接近我，不然他不会突然跟我说话而且不同寻常地热情，我也对他毫无遮拦地说出不想跟任何人诉苦的话。在那个穷乡僻壤，没有可谈话的人，好像是久旱遇甘霖，可有一个倾吐的对象，他听着不多说什么，只是说可以想想办法。
没过几天，王同学又找我，他说他的表姐在太原工作，我如果去太原的话可以找她并住在她家，让她带我去医院开证明。我犹豫了一下答应他去看看。他告诉我到太原找省话剧团他的表姐于老师和她的丈夫陈老师，一问都知道。
我启程去太原，在火车上我猜想他为什么这么帮我，要是喜欢我，我怎么办，因为我一旦办成回北京，就跟他分开了，他这么倾心地帮我，我怎么办……一路上这个事情困扰着我，把去医院开证明的事放在第二位了。
很顺利找到于老师，她家就在省话大院里面。于老师陈老师五十年代中央戏剧学院毕业分配到山西省话剧团。于老师秀美，陈老师英俊，一对非常般配的夫妻，在省话是名角台柱子。于老师热情大方，一看见我就神秘地试探我说是跟他表弟交朋友吗？我摇头表示没有，她笑了说他挺不错的，我没说话，生怕引她再说下去。她安排我住在她家的外屋，我心存感激，但是最不会说感谢的话。于老师说不着急去医院，我只能听他们的安排。
在于老师家听他们回忆在中戏演出毕业大戏的情景，已经过去十几年，两个人说起来眼睛放光，青春的记忆无法忘怀。我从小喜欢看电影话剧，喜欢那些演员，现在两个演员就在我身边，我就住在他们家，让我忍不住多看他们两眼，听他们说着标准的普通话。
住下来后，省话剧团发生一件大事，全体演员连锅端全盘下放到吕梁山区，团里立刻炸开了锅，陈老师家成了演员们的聚会地。陈老师虽然不是团里的领导，但是演职员的核心人物，他的家是据点，每天晚上大伙都聚到陈老师家议论将来的出路，所有人都不愿意去吕梁，老人怎么办？孩子怎么办？今后的演艺事业何去何从？我坐在一旁看着他们忧心忡忡的样子，真是揪心，听他们七嘴八舌谈自己的想法，满耳朵里就是“吕梁……吕梁……”吕梁像毒蛇一样缠绕着每一个人。
每天演员们在于老师家谈到很晚才散去。有时候他们又会找一个大的房子议论下放的事，各种猜测各种疑虑笼罩着话剧团。我明白所有的人包括这些有着才艺的演员们也难逃下农村的厄运，吕梁两个字像乌云笼罩在话剧团大院的上空，我去医院的事耽搁下来。
大约三四天后于老师陪我去了太原人民医院，顺利地做了胃的钡餐造影，过了两天去取片子，我好像没有花钱，大概是于老师用她的公费医疗帮我付的款。从检查结果看我的溃疡面一点都没好，山西的粗粮让病灶更严重，我的心情沉重极了，他们为去吕梁难受，我为我的病是否能顺利回北京心急。我告别于陈两位老师，回到原平，把我的证明交给知青办，让他们尽快给我办病退。
过了国庆，王同学从北京探亲回来，到我的宿舍看我，他交给我一大包食品，我又惊又喜，正没有吃的，他就给我从北京买了。他问我看病的情况，我告诉他表姐夫妻俩真热情，我已经把病的证明交上去了。他没说什么，只是低声说：“别跟我表哥说。”我知道他的意思我们俩的这一切不愿意让表哥知道，我点头答应，我们都心照不宣，他欲言又止，在我身边默默地呆了几分钟走了。他理智矜持的样子让我难受，我感谢的话还没说出口，他就走了。
我回北京是铁定的事了，他还遥遥无期地等待分配工作。他并没跟我表白什么，但是我知道他想跟我交往，我只能答应他不跟任何人说但不能再许诺他什么了，我没有能力把他办回北京。
半年后，我接到通知，批准我回北京了，我迅速办了手续飞快地离开永兴，走前我没看见他。他那时候应该是到县里工作了，也没有告诉我他在哪儿工作，就悄悄地走了，我知道他不想再打搅我，他是聪明的人，知道我病退回北京意味着我们的关系的中断。我没有感谢他一句，更没有送他礼物，就分开了，再没看见他。我们俩手没接触一下，甚至衣服角都没碰过，这段关系无疾而终。暂短的交往，他帮我解决了大问题，我忘不了他，但是没有勇气打听他的下落。
事有凑巧，回到北京十几年后，非常惊讶于老师和陈老师也在北京，回到母校中央戏剧学院教书，和我姐姐在一个学校共事。那时候他们已经快五十岁了，表演激情不再了，回到北京为住房，孩子上学等等杂务奔波，我还带他们去看过房子，他们没有看上，后来就没有联系了。
王同学后来也回到北京，在某中学当老师。
四十多年后，我们都退休了，王同学的表哥请我和几个知青朋友在王府井吃饭，告诉我王同学也来。他对我和王同学的一段关系一无所知。我一算跟王同学分开四十年了，我已经是一头白发的老妪，他什么样了……他最后一个走进来，还是插队时的样子，挺拔的身材，一点儿都不显老，他很平淡地跟我打招呼，他坐到离我最远的座位，但是和我正好是对面而坐。
大家互相问候，有几个人也是多年没见过他，问他是否退休了，他说还在教课，因为评上特级教师，所以还得教课，学校需要。特级在各个中学里可是凤毛麟角，大家不约而同地称赞“真棒”。我本想找机会向他说出我憋在心里四十多年的感谢之意，但看到他不张扬的得志，就咽了回去，不用多此一举了。
我看着他暗自想还是青春年华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