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海的水鸟
就是想飞。
天崩地裂的那一天
——纪念唐山大地震四十四周年 刘海鸥
先介绍一下我个人的背景，我当时是北京一农村中学的老师，正在城里的娘家坐月子，地震那天儿子刚满四十天。老公老宋是北京体院的生物化学讲师，地震那天正好从体院来看我。
一
1976年的北京。
七月底的天气特别反常，闷热潮湿，阴沉沉的，压在头上让人喘不过气来。人不断地出汗，汗又不干，粘溻溻地包着身子。
我正在娘家坐月子，很多烦心事都聚集在一起：天气酷热，儿子不肯睡觉，吭吭哧哧，哭哭兮兮，小身子被汗弄得水淋淋的。第一次带小月孩，没有经验，不知道他那里不合适，整天抱起来不是，放下也不是，忙乱成一团。更紧张的是一吃完喝完，吃下去的东西就以抛物线状喷射出来，弄得大家都脏，一天不知要换几身衣服。空气里湿度大，衣服尿布几天也晾不干。妈妈不得不升起一个火炉整天坐在旁边烤衣服烤尿布。我的奶水不多，流的又不畅，儿子吃几口吃不到什么，就大哭大闹。想到五十六天的假期很快就会过完，那时肯定要给儿子停喂母乳，不如早些停了算了。儿子勉勉强强吃到一点母乳的第三十天，我吃了回奶药。我那时的想法十分革命，等到产假期满，到穷苦的远郊县找一个看孩子的农妇，孩子就长期放在那里了，不能让他影响我的工作。
停奶真是一件苦差事，乳房涨得像两块大岩石，压在胸口，生疼，站没法站，躺没法躺。
就这样狼狈不堪的，那天到了。这都是些征兆吗？我有的时候怀疑。
二
自从地震局成功地预报了东北海城地震后，从头年十二月起就在各个单位传达京津唐地区将有大地震，让大家做好准备。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抢购大米面粉和各种生活用品，以备地震之需。妈妈也买了很多饼干，灌了几瓶水放在桌下床底。我一直认为这是十分荒唐的事，地震是无法准确预测的，这样没边没沿地做准备，要等到哪年哪月？时间长了，北京的老百姓听狼来了的故事听多了，也都松弛下来。就在这时，“狼”真的来了。
时钟已经进入了7月28日，夜里一点多钟，儿子又醒了，没了母乳，他无依无靠的，哼哼吃吃地哭。我喂了他几口水骗骗他，他抽抽噎噎地又睡去了。我把他胸前的米袋摆好（一条宽布带，两头缝上装米的口袋，布带盖在孩子身上，米袋在身子两旁。这是防止新生儿睡觉时手脚惊抓抓地乱动），把小床栏杆拉起，掖好蚊帐。此时，房顶上的老鼠像炸了窝，排着队，蹬蹬蹬从东跑到西，又蹬蹬蹬从西跑到东。耗子的闹声，加上儿子偶尔的抽泣，还有屋子里昏黄的灯光，我心里感到非常的凄凉，真的，不是现在才这么说，那一晚上我记得非常清楚。
三点多钟，我被老公急促的叫声吵醒了：“海鸥，地震！海鸥，地震！”他是被妈妈喊醒的，几十年的神经衰弱的妈妈第一个觉察到地震，疯狂大叫，唤醒了全家。我睡得那么死，如果老公那天恰巧没来看我，我还不知在哪个爪洼国里。
我的床在猛烈地上下震动，黑暗中有一种可怕的轰鸣声。这与我1966年感受到的邢台大地震的余波不同，那是左右摇摆的感觉。这次地震来势凶猛！我一跃而起，冲到儿子的小床前，抱起了儿子，连同米袋，连同蚊帐，和老宋一起冲出屋门。奇怪的是老宋竟然在那么紧急的瞬间还把衣裤穿整齐了，不知多少人都是裸身光腚跑出街的。我没问题，生孩子以来一直穿着长衣长裤睡觉。
妈妈和妹妹已经站在外面。我家的四合院住了五家人，我们一家住在西跨院的耳房里，耳房正对着西屋的山墙，我们半睡半醒，半醒半懵，站在山墙底下哆嗦着，还没有回过味来。地下继续发出沉闷的轰鸣，地面先是弹跳着，然后又像风浪中的甲板歪斜着，我们随着大地摇晃。
突然，头上在掉土，越掉越急，夹杂着小碎砖块。转眼碎石烂沙如下雨般落下，不知谁喊了一声，山墙要塌！快跑！妈妈和妹妹冲出小跨院与正院相隔的栅门。我和老宋头顶头颈交颈胳臂环绕着，把怀里的婴儿严严遮住。走得慢了一步，山墙上开始掉大块砖头，砸在我们的头上脚上。坏了，栅门被掉下来的石头绊住脚，拉不开了！情急中，宋抬脚猛力一踹，门开了一条斜缝，就在我们俩奋力挤出山门的瞬间，轰隆一声，山墙轰然倒塌，砸坏了栅门，碎砖盖了一院子，堵住了我家的门。
生死竟在瞬间。
三
赢得了半秒钟的时间，赢得了三条性命。首先想到的是儿子，他有没有受伤？他在我的怀里纹丝不动，我感到不好，喊了几声，没有一点反应。天黑，看不清。我们跑进西屋邻居家在灯下仔细观看，儿子的头脸像个土葫芦，襁褓也全部盖满灰尘，额角一丝细细的血流正在往下淌。我的心已停止了跳动，老宋简直要哭出来。他小心地吹去儿子脸上的灰土，在我们的狂喊中，儿子动了动，巴巴嘴，又睡了，样子很恬静。除了额上小小的擦伤，他没有事！
西屋的小四见到我，惊恐地喊起来：“二姐，血！血！”我这才感到，头顶上正在汩汩向外淌血。血流过我灰尘蒙面的脸，流到胸前，染红了整个胸襟，往下染红了裤子。宋也一样血流满脸。
那阵小四不学好，流里流气，偷东西，见了我早已经不再打招呼叫姐姐。可是这会儿，他急忙给我找了一块手绢，男人的有点脏的手绢，帮我捂在正在流血的头顶，关切地让我坐下。北屋的贵子妈也不示弱，非要拉我们上她家去坐不可，理由是他们家更安全。邻居们平时为了一两分钱水电费常常闹得你死我活，这会儿表现出了空前的爱心，我真是很感动，但是我们哪家也不能留，我们必须马上去医院治疗。
我们去离家不远的隆福医院，走路时我发现我的脚也受了伤，一瘸一拐，行动困难。天还早，街上没有什么车。路上有很多人躲地震，他们集中在马路的中心，远离路边的建筑物。有人发现了我们，张口结舌地指着，啊啊地说不出话来。我们的样子肯定很可怕——在朦胧中行走的的血衣，上面架着两颗血葫芦。
到了隆福医院才发现，我们的伤势不算什么。急诊室里已经挤满了伤员，砸胳臂断腿的，血肉模糊的，哭天喊地的，不省人事的。一位母亲背着比自己矮不了多少的孩子，飞奔而进，大声哭喊着：“大夫大夫，救救我的儿子！”孩子趴在她的肩上脑袋耷拉着，可是医院的值班大夫根本不知道在哪里。看到这般情景，我说回去吧，轮不到咱们。
回到家一会儿，不知谁把“红医站”（那时每个胡同都有一个红医站为本胡同的居民治头疼脑热，还管打针发药）的老太太找来了，她给我们头上抹了一点紫药水，盖上一块纱布。
余震频繁，一直是站在甲板上的感觉。人们不敢在屋里呆，都站在院子里。院子太小，躲过这边的房子，就靠上了那边的墙壁。站在哪儿都不合适。我们决定天一亮就回自己的家，北京体育学院的宿舍，那里到处是大操场，避震容易一些。
四
当我们头缠纱布，穿着血衣，抱着孩子坐着嘣嘣车（当时流行的三轮摩托出租车）回到体院家属宿舍时，在外面避震的人们都震惊了，赶紧把我们拥到医务室，头上的伤本来应该缝合的，医务室没有条件，只能重新消毒包扎打针。我们的头上被纱布结结实实地缠起来，就像电影里的伤兵。
天开始下雨，体院理论系的人都转移到教学楼躲避。这个教学楼是五十年代末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建筑的，和苏联的一切东西一样，虽然粗笨，但极其结实。我们受到特别照顾，三个人分到一间教研室。
雨越来越大，多天来堆积的厚厚云层全部化为雨水，终于像决了口一样从天上狂泻下来。我有生以来也没见过这么大的雨，从窗子望出去，雨水密得看不见任何东西，只有惊天动地的雨声和雨幕包围着你，好像又面临洪荒时代，整个宇宙即将天塌地陷，淹没在大水之中。我们感到恐惧，不知道下面老天爷还要干什么。
有消息传来，地震中心在北京东南的唐山，整个城市全变成了一片废墟，更是人心惶惶。儿子一直都在睡觉，他平躺在一张办公桌上，两臂摊成一字，两腿还象在腹中一样踡着，偶然双臂受到惊吓一样挥动两下。天凉了，他终于能舒舒服服睡个踏实觉了。看着危境之下的这个无知无觉加无辜的幼小生命，我无助地流下眼泪。
形势不允许我们更多地发泄感情，余震又来了，每次余震，震级都不小，整个楼都在剧烈摇晃。每一震动，人们都像惊弓之鸟一样东奔西跑。更可怕的是眼前的消息：医务室杨大夫的丈夫带着他的小姨子大哭着从唐山回到体院。他说杨大夫在地震中遇难了。地震的前一天，体院有一辆便车开往唐山拉货，杨大夫夫妻和体院的另一个老师杨再春的家在唐山，就搭这辆顺风车回老家看看。结果杨大夫被落下来的房梁夺去了生命，永远地留在了唐山。一个活生生的人就这样没了？！不久以前她还给我做过产前检查。他们说，唐山几乎没有留下一件完整的房子了，地震后一片死寂，仿佛人全死光了。杨大夫一家人只剩了他们俩，还有他们所知道的人几乎都死了。杨再春老师死里逃生，但是没有回来。就像当时所有幸存者一样，义不容辞地留在那里抢救受难者。十几天后杨再春回来时，眼睛血红，神情可怕。他天天和死人打交道，看尽了人间惨状，似乎神经都出了毛病。
五
预报还有更大余震，全体教师和家属都转移到打靶场的带有顶棚的看台上。儿子渴了，我给他灌了一瓶白开水，出来得匆忙，什么吃喝都没有带，那刁孩儿尝了一小口，扭头拒绝再喝。教研室的一个老师带了一盒软包装的果汁，兑了一些在瓶子里，再给他，他先用舌尖舔舔，尝出甜味，立刻咬住奶嘴，咣叽咣叽一口气把水喝光。他的挑剔引起一片欢乐的笑声，给恶劣的环境带来一线生命的阳光。
晚上人们被安置在学校里的一个自行车棚里睡觉。男人们冒着危险回家搬被褥碗筷煤气灶。车棚里并排摆上床板，支上蚊帐，便是一个个的“家”了。我不放心爸爸妈妈，要老宋进城把他们接来，并顺便将儿子的生活用品带回来。宋果然把爸爸妈妈带了回来，是在街上找到他们的，他们在大街边坐在小板凳上，正无计可施。临走时，妈妈把为我坐月子养的几只鸡送给了院里各家，感谢他们在地震时对我们的关心和帮助。
露天住宿真是困难之极，白天又闷又热，没法休息，吃饭幸亏有食堂。我们的煤气罐主要给孩子热奶。妈妈不知道从那本书上学来的，一瓶牛奶分装在四个奶瓶中，瓶里再兑上水，放在锅里蒸，一天四顿，一顿一瓶。儿子出生四十多天了，一直这样吃法。地震后他天天拉稀，屎绿绿的，夜里还老哭，惹的周围的邻居十分心烦。眼看他一天天瘦下去，我们商量的结果是，把他送回老宋的贵阳老家去。作出这个决定，我不禁为儿子松一口气，也为自己大大松了一口气。我怕地震，怕得要命。
我们买票十分顺利，本来无论何时火车票都是十分难买的，可是一看我们头上包扎着绷带，排队买票的人马上让我们排到了第一，售票口立刻卖给了我们卧票。在去火车站的汽车上及火车上，人们都对我们这两个抱着月孩的伤员也表现出同情和关照。
六
到了贵阳，我们到了安全岛。
我不必每天夜里惊醒，感受地震余震的恐惧，这里也没有不停的政治运动让你精神上无法喘息，没有各种渠道来的政治小道消息让你无所适从。尽管这里的生活比北京艰苦得多，比如用水，每天要到街上挑水，一个水龙头，一大队等待接水的人。挑满一缸水要半天的工夫。好在那时“抓革命，促生产”可有可无，宋的兄弟姐妹上班很随意，可去可不去。这些工作他们全包了。我们只需在这里安心地养伤、带孩子。
贵阳的牛奶很难搞到，儿子来贵阳后就开始吃糕干粉了。糕干粉熬得稠稠的，灌满一大瓶子，那小家伙抱着瓶子咕咚咕咚一会就喝得精光。吃喝拉撒都正常了，再也不哭不闹，睡的安安稳稳。我这才意识到，在地震棚他拉稀哭闹是因为饿的。
我头上的伤基本好了，但是一直忽略了脚上的伤。我发现被砸伤的脚趾缝间已经腐烂发臭，清理干净后伤口愈合，但右脚一个脚趾底部肿起一个大疙瘩，一着地就痛。在贵阳人民医院看病，照了透视后，莫医生，据说是贵阳有名的骨科医生，说第四趾的骨头被砸碎，又自己生长起来。碎骨被后来长起来的纤维组织包围，长成大疙瘩，将来永远会影响行走。治疗的办法是将该趾割除。
当我在手术台上下身麻醉，头脑清醒地接受着手术，听见那个姓莫的医生在教他的学生如何动这样的手术，边说大家还哈哈地笑。我万分地后悔了，我觉得这个手术是多余的，医生纯粹是为了让他的实习生做一些临床练习。
贵阳的医院脏乱得可怕。每个病人的家属恨不得把全家都搬来。七大姑八大姨都在病房里转来转去，谈笑哭闹话家常。医院不供应三餐，全靠家属送饭。人们干脆把煤炉子搬进病房，炒菜做饭如同自己厨房。护士除了发药打针露一面，根本看不见。老宋和他的妹妹轮流来照看我，十几天后我的绷带拆掉了，少了一个趾头的右脚丑陋不堪。后面的半辈子，一直在下意识地遮掩我的脚不要暴露在别人面前。
因为脚的手术，我十一月份才回北京。去学校上班时没有人问起我头上的伤，也没有人关心我失去了一个脚趾头，却因为去贵阳“逃避抗震救灾”受到了领导和群众的严厉批评。
七
唐山大地震对外报道7点9级，但内部盛传是9.1级。死亡人数按官方公布的数字是近24万人，民间的数字大大地超过此数（从官方，永远也别想得到真实情况）。中国拒绝了所有国际援手，“自力更生”地抗震救灾，不知道耽误了多少宝贵的生命。
更加荒谬的是，事实上震前国家地震局已经接到大震的预报，却慑于政治风险没人敢向中央汇报震情预报。这样的事已经多有报道，我知道最真切的一个例子就在我身边：我们中学有一个刚从海淀第三师范分配来的年轻物理老师，他是地震预测爱好者，并且是海淀区地震预报小组的成员。他天天观测自己制作的地震预报仪器，在地震前两天，准确地测出在两天之内北京东南二百公里将发生特大地震，学校不敢耽误，立即把预测上报区政府，但没人重视这个业余地震预报爱好者的警报。地震发生后，海淀区政府这才梦醒如初，把他捧为英雄，开大会表彰请功发奖状，尽管他一条生命也没能挽救。
中国的事情没法说。
我呢，从那以后健康就开始走下坡路，1990年查出脑子里有了直径三厘米大的脑瘤，西医们在看病时总是要问我脑袋是否受过创伤，而所有的中医则言之凿凿地断定，这瘤子就是地震那一击造成的。大概这真是地震后遗症吧。事情还没有完，按照人体机能的辩证法来说，开颅的大手术影响了我机体的平衡，从那以后，大小十多次手术。想想唐山大地震的遇难者，我的算什么呀。不值一提。
为纪念多灾多难的那一年和那些多灾多难的中国人而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