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城市規劃及其硬傷 (2)

当搜集北京城市规划的资料时，看得越多越胆战心惊。和平解放北京本来就为重新规划建设北京留下一个不必在废墟上去建好得多，起码少了大清大拆的各项表面或隐性成本。

以下数段文字见于祁峰在国管局门户网站的文章“新中国成立初期在京中央机关职工住房供应述略”(https://www.ggj.gov.cn/zgjghq/2023/2308/202308/t20230817_43869.htm):

1.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两支先遣队奉命赶赴北平打前站。一支由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克农率领，主要任务是为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移驻香山作准备，以“劳动大学”名义，首先接收了西直门以西至香山范围内敌伪军房屋，以及华北中学、沙滩“北大”等处的校舍。还出资购置了一部分房产，主要分布在西城。另一支由中共中央统战部秘书长齐燕铭率领，奉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指示，首先接收了中南海和北京饭店。他们以“中南海办事处”的名义对外联系，着手清理房屋、清除垃圾，修缮怀仁堂、勤政殿等处，还接收了六国饭店、翠明庄宾馆等一批宾馆饭店，为筹备新政协会议作准备”。

2. “2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下设北平市政府、物资接管委员会、文教接管委员会，由军管会主任叶剑英兼北平市长。4日，叶剑英和副市长徐冰在中南海宣布按系统完整接管。各机关进城后，纷纷自行接管房屋。曾亲历接收中南海的夏杰同志回忆说，“北平刚刚解放，新旧政权交替很不稳定，我方入城的地方单位和部队很多，隶属关系复杂，进城后铺摊子占房占地的现象极其普遍”。 “随着党政军群机关大批进驻，北京人口迅速增加。房屋供不应求之下”，许多机关不惜高价竞购抢租”， “在市面上乱抓乱抢，不惜金钱互出高价”， “引起房价飞涨和市民不满”。

3. “自1949年8月起，北平市房委会向财政部请款购房，首批共购置房屋35处。此后，清管局购房组、交易所相继为机关购房。至1952年5月，北平市房委会、政务院房委会累计购房400处、24036间” 。

4. “1949年，政务院首次提出配建房屋6000间。因季节关系，年内仅开工1980间，这与1950年初各机关申请购房9996间的需求相去甚远”。 “1950年9月2日，政务院房委会第七次会议传达周总理指示的同时，决定建房6000间，预算6000万斤米。这一预算较年初已打折扣，而此时中央机关用房需求已飙升至51600间，供需矛盾更加突出”。

传递的信息是：

1. 西直门以西至香山的西城范围主要是为保卫刚从西柏坡为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移驻香山作准备。解读：中央及军委不可能长驻香山，是临时性质，例如毛泽东住在双清别墅。

2. 清理房屋、清除垃圾，修缮怀仁堂、勤政殿等处，还接收了六国饭店、翠明庄宾馆等一批宾馆饭店，为筹备新政协会议作准备。解读：这些前期工作是为中央当时的领导人从香山移居作准备，也为各路民主党派人物到京后的住所安排，以方便召开新政协会议。假如都是以临时性质的安排没有问题，因为在1949年1月31日北平宣布和平解放后，中共中央直属机关供给部（主持人为李克农，长期负责情报工作）在进驻北京后就委托梁思成组织清华大学师生设计中央领导人在西郊新城区的住宅规划。但李克农权力有限，加上设计及改建需时，新任的各中央领导人入京后早就各占地盘，即使建成也挪不动他们；例如薄一波一家住在北京西城区按院胡同（三环内）一座带花厅的四合院，到1957年更要求陶宗震按照他夫妇的设想，将旧房子和花厅都得拆掉，然后在院子中间新盖一栋呈直角状的小楼，并在内转角处设入口。最终陶宗震保留了院子原有布局，仅在边上起了一栋建筑面积约200平方米的二层小楼（2009年，按院胡同被拆除）。200平方米及加上原四合院的面积是多少？薄一波仅是个副总理已经是这样了，其它的呢？建国连10年都不到，新的阶级已然成型，伟大何在？

3. 随着党政军群机关大批进驻，在市面上乱抓乱抢，不惜金钱互出高价竞购抢租，引起房价飞涨和市民不满。北京人口迅速增加。解读：打江山﹑坐江山，以各自优势抢占地盘，与抗战胜利时无异。这些早期党政军群机关人员入京的后代基本占北京现代人口的相当部份，也是依权力大小死占国家顶级教育资源者。所谓的红二代及红三代基本集中在北京就清楚了。

4. 收缴内敌伪军房屋，以及华北中学、沙滩“北大”等处的校舍。还出资购置了一部分房产，主要分布在西城。这本来是为北京城市规划的土地储备计划的部份，后来都乱套了。

所谓的乱套有多方面的原因：

其一是中南海的占用使中央主要领导人的屁股挪动不了，环境优美及易于交流；这种情况延续到四人帮倒台时还变不了，看叶剑英等人密商的地点就可以明白。

其二是毛泽东无法变更的阶级斗争思想早在1949年之前就形成，一是在天安门举行建国大典，向封建皇朝行结幕礼（但走向了更封建独裁的路）；二是巡游阅兵必须经东交民巷，向西方示威 (同样的在1972年后结束了及和解)。

其三是整个统治层根本不清楚如何从夺取政权到建设国家的身份转变，连架构等都全面求助于斯大林。

其四是北京城市规划还没有成形，连“中央机关用房需求已飙升至51600间”, 几乎为周总理指示传达政务院房委会第七次会议决定“建房6000间” 的9倍；假如连其它的以同样数目计算，10万间都安排不过来。

其五是苏联专家的解读是“党中央和政务院已经在中南海了，天安门这一带已经设了重要部门，高等法院、公安部、重工业部都在东交民巷，外交部在东单北边，天安门已经是你们新的行政中心了”。

更惨的是所有的城市规划设计者无法弄清楚北京的未来规划及前瞻，包括梁思成等在内。头脑清醒的莫如林徽因，甚至梁思成也因为她而走上建筑之道（当时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不收女生），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在2024年追发她的学位证书不无道理。

时下各种传闻不少，例如：1．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说“以后在这个地方望出去，要看到到处是烟囱”；2．彭真建议拆天安门；3．因拆永定门与吴唅决裂；等等不一而足，真真假假，见仁见智。

实际上当中南海成为党中央所在地已是乱局，全国政治中心与历史文化最应该保留的部份混在一起分割不了，这难免即使是参与城市规划的人都只能服从中央的。电安门广场的一再扩建就是一例，仅是为了所谓的国庆节﹑大阅兵之类满足宣示权力而已。假如有其它安排，这种活动也不是不可以举行的。试举例：

图中所示： A人民大会堂及人大办公地点  B 广场 C 党中央所在地

D 主要国家领导人居住区域 E 各部委领导人居住区域

F 民主党派办公及居住区域外 G 各主要单位领导人居住区域

H 中央军委驻地

上图的设想是我的，基础是在日本编制的北京都市计划及梁陈方案之上，算是事后炮。但假如在梁陈方案初定，并逐步完善的情况下，即使没有那么理想，也不至于落到现在无法翻盘的伤痛 – 多委曲的“北京市委、市政府、市人大、市政协四套机构”，不得不在于2015年10月1日起从市中心迁往北京市东部郊区通州办公；现在是将一些单位和高校迁到雄安新区去，雷声大﹑雨声小。

这得说说雄安新区，为什么不把它作为一个政治中心来兴建？一天不建成，一天有可能灾害都可以雷打不动的不搬迁，怎样说都有理。在北京的机构变来变去，时扩充时精简，旧的地盘不动，新的单位又增，于是乎见缝插针地胡乱新建，越建越离谱。

北京有句老话是“东富西贵﹑北贱南贫”，那是因应历史而来的话；即使在日占期间的规划也是在西区的日本商号及日本人聚居之所（约有4000人在这一带）。

“据统计，上世纪80年代初还几乎保存完整的3000多条北京古城胡同，到90年代仅剩1200余条。后来胡同消失的速度更快。仅2007年9月，北京就有361条胡同同时在拆。胡同与四合院骨肉相连，胡同的消失就意味着四合院的消失。老舍儿子、作家舒乙说，胡同是北京的第二城墙。胡同的消失使得北京的古都风貌底色渐渐褪去”（新世纪：“北京那些事儿：北京城没有毁于战争，没有毁于革命，而是毁于建设”， 2025 年 8 月 5 日  http://hx.cnd.org/?p=248994）。

上述的胡同多在三环之内，相当部份也分配在西区。再这样下去，北京的古都风貌底色不仅是渐渐褪去，再过若干年后，恐怕仅剩故宫在林立的高楼下显得渺小。“胡同”二字已经简化及普及，原来应是“衚衕”，原可以“行”，现在没有了。

西区本来是富贵之地，部份亲王府公主府贝勒府多在城西区，民国初期不少亲王府公主府贝勒府及宗亲府第被变卖，相当部份被改建，而富贵人家买入的仍依原格局略作改变而已。假如将这些（尤其是没收日本资产部份）坐落在政治中心区域的转为相当部份领导人的住所，既满足了他们“打江山坐江山”的心理需求，也可以在行政的严格规限下保护这些已在战火余生的建筑。胡同的变化也不会很大，那后面大拆大建的机会也没有了。

北京大学历史系李孝聪教授有亲身的体会，他在“20世纪北京城市功能布局的记忆与描述”（《文汇学人》2016年11月18日）中说他是在1948年“随父母从四川搬到北京，居住在西城翠花街3号的北大医院第六宿舍。那是一座带假山池塘的王府大院，分东、西两组院落，东院是敞厅、戏台，西院是进深三院的住宅，朱红色的大门有5级台阶，配4个门当、2座石鼓狮子门墩，十分气派”。他这个京城老住户像其它居民一样随成分的改变，“从二环以内的城里，先搬到城外的魏公村， ‘失去了城里人的身份’；再搬家到三环路与四环路之间的黄庄，又搬到四环路以外的北京大学宿舍；而父母的家甚至搬迁至五环路以外的西二旗”。也就是说寻常百姓的选择是没有的。

在同一文中，李孝聪说“老北京城市建筑的文化特征是非常鲜明的，但是随着城市人口的增长，四合院式的平房难以适应人口压力对住宅的需求。政府不断地拆除一些四合院，改建高层住宅楼。尽管20世纪50年代以来，这种改建从未停止过，但是截止到80年代末，北京城市的传统文化特征还没有被破坏。这是因为过去四十年迁入北京城市的人口，在经济收入、政治地位、社会威望和文化水平方面基本上是协调的、均质的，与北京城市文化特征基本上是和谐的。近20年来，情况发生了显着的改变，打破了城市阶层与城市文化的均质性。这种变化不仅导致对住房和购物有高标准的追求，而且追逐与市中心接近的良好区位，造成现代风格的政府大楼、高层写字楼、宾馆饭店在老城区内争相建造，车辆在城区的拥堵。尤其那些象征金钱与欲望的全金属玻璃外壳式建筑，不仅消耗大量能量，而且同北京传统的城市特征是极不和谐，它们不仅蚕食着北京城的传统文化风貌，也夺走了北京人追求静谧淡雅的情怀”。

这就与城市规划及长期稳定的政策有关了。倘若如图中的政治中心区域及历史文化保护区域雷打不动，那现代风格的政府大楼、高层写字楼、宾馆饭店只能在图中北京市政府以北的地区发展；“那些象征金钱与欲望的全金属玻璃外壳式建筑”的高层写字楼、宾馆饭店商场则先会在商业经济发展区域内进行。我在北京的时间还没有那么多高层建筑，后来则可以在轻工业区域和平民区域里分期限高的向外推进。按文章发表的时间看，刚好在我辞职离开北京之后不久所管理的项目在城西，名目是内贸部粮油进出口公司办公楼，在一条胡同内，也只是加建部份及重新装修而已。香港回归后，国内走上了美其名发“土地财”的路，且说演越烈，这股风很快传遍东南西北，用太多经不起历史的所谓高楼大厦来证明现代化超越欧美，甚而说来越觉得中国以外的“土”。

不经觉间又些了一篇，恐怕还要续一篇。但在这里需向其它阅者道歉，于“在北京的日子”里误将庆亲王府题作孚亲王府，这是在今天查资料时发觉的。见北京旅游网综合文章“京城皇家府邸 胡同里的显赫地标”（ 2018年3月14日），文中的描述是这样的：“庆亲王府西城区定阜街3号。为清末再封庆亲王奕劻的王邸，庆王府当是在光绪十年(1884)晋封庆郡王后按王府规制改建，始称王府。王府建筑分3大部分。中央是主要殿堂，现只余后寝1座。东部亦已改建。现只西部尚基本保存完整。西部是王府的生活居住区，有三组并排的院落。原厅堂均有名称，悬有匾额。最后是一座二层楼，俗称梳妆楼或绣楼，现存三组院落，各有大门出入，1949年后，京津卫戍区司令部设此，为北京市重点保护文物”。文章中同时有该王府的入口图片：

无论入门部份﹑院落及梳妆楼（或绣楼）都符合个人记忆，除王府名称外，还将绣楼误解为戏台。解作绣楼是正确的，是内院深闺的地方。门外整洁得很，估计里面的原住户已腾退，是否已还完或修缮了？只可惜现在门口摆了个“禁止入内”的牌子，能否进去看机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