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澳夢子
澳洲早期華人的故事
本来是在整理早期澳洲华人的中英文地方翻译的资料，当补充堪培拉资料时也就查了一下，觉得有点意思，就利用休闲时间些了两篇。转眼间又想到北京的城市规划，毕竟京城之外这几年的洪灾有点惨，于是思绪又拐了个弯，去查梁思成的北京城市规划去了。这种情况，我是常有的，故而涉面较杂。这一查，算是弄明白了一些事，过去我们所得到的信息片面到使我们完全不清楚历史的真相。或许这仅是我个人的解读，然不妨说出来供参考。
明清两朝的就不说了，网上简介的不少。明朝奠定了北京的格局，清朝则变化不算太大，都是皇权，主要是围着故宫的政治中心予以巩固和加强。
清末的新政改变了许多东西。原六部都在现在的天安门（包括两侧范围），或许皇帝早朝时见的官员多是六部的主要官员（故而这些人就不得不在居所选择范围有所限制。恐怕后来的机关午睡时间的安排早就有了（赶早朝在清晨，到中午可累死了；手上的工作却接连而至，又没有下午休班的可能，所以午睡小睡再继续）。
清末新设的外交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名头够大的了，除由一位亲王负责外，其它官员都是军机大臣大学士尚书等兼任，连章京（书理文书）都四五品的官）。然其办公的地方却是条胡同（东堂子胡同49号），原为大学士赛尚阿的府第。现在降格到变成公安部的人民来访接待室，恐怕只是使用前面的一些地方，后半段归谁使用就不晓得了。
原户部改成度支部则搬到现在的西城区白纸坊街23号。这个地方有点怪，离故宫更远了，也变成大厦林立的地方。
白纸坊街原为驯养大象的地方，故清末所筹建的资政院也选择在这，后来变胜南京政府迁到北京时的众议院所在。资政院类似现在的“政协”，表面上权力很大，但议决的事都得“具奏请旨裁夺”。议员100人，故资政院办公大楼请德国人库尔特﹒罗克格设计。谁料大楼刚打好地基，辛亥革命爆发。当南京政府迁到北京时，仍委托库尔特﹒罗克格团队（除他本人外，另有8名欧洲设计师及5名中国设计师协助）在原资政院地盘设计民国政府国会大楼（见北京晚报2017年4月12日“北京新华通讯社院内 隐藏着清诏末期的资政院”）。
之所以提到这事，是因为库尔特﹒罗克格的设计原是仿日本国会样式。当然外国人参与中国的城市设计早在圆明园时就有，不过那只是皇家的事，与公众有关的是在库尔特﹒罗克格开始。
北京第二次由外国人参与城市设计的是日本人在1937年日军扶植江朝宗的“北平地方维持会”，该会后改名北平政府，汪精卫民国政府成立后又更名为“华北正务委员会”，原址在现中南海西北部，管辖范围仅在内城﹑外城及附近郊区（见北京日报2019年1月22日“北京，北平，北京”）。日军占领北京后则拟建它的管理机构，也就有了“北京都市计划大纲”的出笼（见王亚南“日伪时期北京的城市规划与建设 1937 － 1945﹝上﹞”）。当然，日本人对中国的都市计划不仅限于北京，其它占领的地方也有。在这个角度看，日本人已不是占领，因为“占领”的词意仅是在短时间，都市计划已是“侵占”的了。故而日本侵略中国是板上钉钉，逃不了；当然这是当时的日本，与今天的日本人民关系不算太大，能记住就成。倘若将历史上的“侵略”一一背负，没有一个民族能承担得起；新的侵略除外，要不然新账连旧债，该怎样算？
“1945年抗战胜利，北平光复后，北平市工务局于1947年组织对日本侵略者制定的《北京都市计画大纲》（1938年）进行修订，部分道路线形略有调整，但就道路网布局而言，与日本占领北平时期制定的规划方案较为接近（见图2）。后续发展中，由于受到解放战争影响，修订后的北平市都市计画方案中道路交通系统规划设想也未能付诸实际建设行动”(李浩 刘思宇 “北京“环形+放射”道路网布局成因的历史考察”, 《城市交通》2023年第2期 )。
第三次北京的都市计划是“在1949年1月31日北平宣布和平解放后，中共中央直属机关供给部在进驻北京后就委托梁思成组织清华大学师生设计中央领导人在西郊新城区的住宅规划。当年5月8日至6月13日，中共接管的北平市政府在召开都市计划座谈会，邀请华南圭、梁思成、刘致平、朱兆雪等专家与会，会议的主要议题有把北平转变为生产城市、建设西郊新市区、改善城门交通以及城区分区等：梁思成后来回忆自己当时不是很理解生产城市的意义，在会上指出北平不具备重工业条件；座谈会上讨论最多的还是建设西郊新城区的议题，华南圭、梁思成和曹言行都提出以现代规划学说改造西郊新城区，梁思成和曹言行二人也正对西郊成为政务区之后的规划提出设想，最后时任北平市长叶剑英和市政府秘书长薛子正也支持建设西郊新城区的想法；会上最后决定成立都市计划委员会。5月15日，在北海画舫召开筹备会议，5月22日北平都市计划委员会正式成立，梁思成任副主任，委员会委任建筑局测量西郊新城区，并授权梁思成带领的清华大学建筑系团队设计规划草案，直到8月份华南圭还在北平市各界代表会议上重申新城和旧城并立的主张”(见维基百科“梁陈方案”)。
梁思成的回忆在都市发展的蓝图上说对“当时不是很理解生产城市的意义”是走偏了，只是当时的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并不理解未来的北京会是怎样，否则就不会出现改革开放后将重工业迁离的事了。
事情的转接点在“1949年9月16日苏联专家抵达后，苏联专家的方案逐渐压过了原先的西郊设计方案”。恐怖的是“北京市政府邀请的以莫斯科市苏维埃副主席阿布拉莫夫为首的专家工作组来到北京，苏联专家巴兰尼克夫（М. Г. Бара?нников）在当月参照1933-1935年《莫斯科重建总体规划》作出《关于建设局、清管局、地政局业务及将来发展和对北京市都市计划编制建议》的报告，后续苏联专家团还提出《关于改善北京市市政的建议》”（见维基百科“梁陈方案”）。
下面是苏联专家工作组提供的设计：
巴兰尼克夫方案提出要以天安门广场为中心建设新的行政区域，在天安门广场南侧新建行政建筑，图中粗黑线所示为政府各部门的新建大楼。“巴兰尼克夫对于长安街设计中的一些细节，如房屋层数等，也有所强调。“对这条大街必须作成很好的设计，不仅注明行人道和树林，[还]要将建筑房屋的层数注明。我们苏联在设计大街道时，就这样作的”（ “苏联专家巴兰尼克夫：建议在具有历史性的天安门广场附近建设新中国的首都行政机关（1949）”，http://www.360doc.com/content/24/1025/22/56845366_1137638558.shtml）。在某种意义上说并没有新意，只是将过往曾被分散的政府部门犹如满清时代的六部在天安门前，仅是改变了方向来一字排开，占更多的地方来适应新的需要。假如实施了的话，所有粗黑线后面肯定会变成这些部委的家属楼最佳位置。
“在11月14日的会议上，梁思成和陈占祥都表示不支持苏联方案”，反对的理由是“苏联方案没有独立的行政区域，而是将15万行政人员分散放置在市区中，长安街两侧都布满政府机构，势必造成主干道拥堵，而且还将这些人员住宅安置在西郊等新城，造成通勤距离过长”。 “根据陈占祥回忆他当时指出在旧城新建行政中心将会增加旧城负担，应该效仿大伦敦计划保存旧城、疏散人口，统筹城乡发展，而苏联专家仅仅响应城乡矛盾应该用社会主义建设来回答，属于将来的问题；梁思成则认为不能立刻决定中心区在新城区还是旧城区；苏联专家团团长阿布拉莫夫则坚决认为应该在旧城区建立行政中心，并称已获彭真转达的毛泽东指示，还指责如果另建新城就是不承认旧城130万人对政府的价值，北京基础设施完善必须加以利用” (见维基百科“梁陈方案”)。梁思成和陈占祥有见于此，“由梁思成负责文案、陈占祥负责设计，1950年2月《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成稿，二人自费复印100份，报送中央及北京领导”。
梁陈方案中是这样设计的：
从图中可见，该规划是有点大了，但“在最后一部分提出分步发展西郊新城”，也就是说，他们是考虑到建筑成本的问题。事实上在1950年初中央负责人及各各式各样的单位已分别进占中南海及各类王府之类的优质房屋。假如在1955年前能分期分批地将新的行政区域建成，然后陆续将这些被占用的地方腾出来，今天北京的历史文化遗产更丰富及更完整。
另外，“据时任彭真秘书马句回忆当时的领导人其实早有想法，聂荣臻在苏联方案刚刚出来就送报毛泽东，毛泽东当即拍板以苏联方案为设计指导，确定以旧城为行政中心” (见维基百科“梁陈方案”)，毛泽东的意图是怎样，现在是不清楚的了。还有一点的是“1950年同时朱德提议改日本人的西郊新市区为「军委城」，军队自行规划设计，至年底军队全部进驻，这一地区最终全部变成封闭的军委大院，原先的西郊新市区方案也不再合适” (见维基百科“梁陈方案”)。
问题出来了，现在军委多集中在香山附近，假如将军队全部进驻的地方改在下图紫线的范围，既不影响北京的城市设计，也能更好地保护北京的安全。更甚的是军队驻在永定河侧，必需沿线建筑安全的河堤，永定河泛滥也影响不了北京。
对北京城墙被拆是现在太多争议的话题，与梁思成关系不大，因为他“在三视教育运动、三反五反等政治运动，梁思成作为留美背景的知识分子开始卷入各种政治反省、检查，再加上违抗服从苏联专家的政治不正确，因此基本退出北京的都市计划工作”了。而拆城墙的方案是华揽洪（华南圭之子）提出的，他在1952年春刚刚归国，时逢中央在筹备一五计划。“华揽洪在保留城墙问题上争论激烈，陈占祥反对拆除城墙的做法，所以两个人分别做方案，后来毛泽东指示要拆城墙，上级也召开座谈会，在会上指责保留城墙的主张是「阶级情感的问题」”(见维基百科“梁陈方案”)。
真正而言，问题出在“政治正确”。 “梁思成则因其保护城墙等文物古迹、抵制全面改建旧城、「倡导大屋顶」等主张与当权者龃龉不断，毛泽东在1955年直接指示北京市委对其批判，其建筑思想被打为「唯心主义、复古主义、形式主义」，在都市计划和文物保护方面的主张也一并受到驳斥，梁思成本人此后不再接触都市计划领域”。 直接参与北京城市规划的人没有几个幸运，“1958年《北京市城市总体规划》受大跃进影响才彻底决定拆除城墙，规划编制者之一的陈干将梁陈方案称作「来自『右』边的干扰」。北京市委另起炉灶的做法也受到梁思成、陈占祥和华揽洪三人的怨恨，三人在都市计划委员会会议上向北京市委秘书长薛子正直陈不满，也为他们在反右运动中打成右派埋下祸根，意见相悖的陈占祥和华揽洪还被打成了所谓「陈华同盟」，陈占祥数度想要自杀，华揽洪则在1977年举家迁居巴黎” (见维基百科“梁陈方案”)。
北京的硬伤不仅仅城市总体规划，水库的设计及泛洪区域的人口控制都是问题，。正如香港大学副教授朱涛则“不认可梁陈方案可以解决古城破坏和城市病问题，北京市政府在建国初期的规划发展中并没有完全采纳苏联方案，也有兼顾多中心发展的原则，并且最初政府机关规模并不大，但党政机关日益扩张和连续不断的政治运动都可以凭借强大的政治权力轻易僭越理性构造的都市计划指针，再加之90年代以来快速发展的房地产建设更是打破了北京古城保护和基础设施建设之间的平衡，才是导致今天北京各种城市问题的源头” (见维基百科“梁陈方案”)。
盲目推崇前苏联的经验，是“政治正确”的一环。下面的一本书由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在1989年出版，书中封面用的外文是俄语。手上另外一本书是“实用砖工程建筑详图”，由庄秉权及徐锦华合编，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在1959年出版，书中大量引用和参考苏联书籍，并在“序”中声称尤应深入了解苏联的先进经验，“能引用革新技术来完成大建设任务”。可想苏联经验一直影响着中国。
本文参阅了不少资料，就不一一列举了。有兴趣的朋友不妨在网上查找。各种原因的交错，导致今天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