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階段：解读早期澳洲华人行为规范 （上）（8）

从上一篇 “1854年开始的华人自我管理”中可以解读早期澳洲华人许多东西来。

对海外华人历史有兴趣的朋友会看过一些历史照片，无论是摆拍的生活照或集体照，男人几乎是清一式的西装上衣，女的则西式裙装或中式礼服。原以为是早期华人入乡随俗的一种体验，这倒不假，深层次一点却是华人内部强制性执行的一部份。违规的除罚款和受鞭刑外，很难在华人的圈子中混下去。直到1903年悉尼的报纸登载“Chinese in Sydney”中的一张照片，华人在船上等候海关检查时已换上西服了。原有在国内出门时的服装则在随身的行李中，上岸后在奔赴目的地前则将行李寄放在上岸城市的同乡商店中，难怪乎悉尼一些商店在当年的华人报纸上登广告，请求取回这些储藏已久的东西。

上述的是合法入境的华人，至于非法入境的刚开始不是这样的。他们“穿著蓝色毛衬里上衣和蓝色宽松的裤子，阳伞式草帽戴在长而黑的辫子上”，这种情况往往发生在1853年到1860年。当到达矿区时则不得不购置西服了，否则同样受罚。在1868年“关于维多利亚省华人人口状况的报告”说的几个华人翻译的报告中都有提及各地都有华人裁缝店。记不清是那个省了，有一间华人的裁缝店手工之好在附近是出了名的。

说到体罚的鞭刑，当代华人必然会想到新加坡，在那个国家至今仍在实行。澳洲的鞭刑,甚么时候取消没有注意。但如何实施鞭刑，则可借用广益华报1903年9月12日的报导：“论打藤一事，本报前数年有登。非用平素之藤条，乃用牛皮细带，即如扎鞋小带之形；其小皮带之坚，硬似如铁线，且每两寸长打结一个；此等小硬皮带，数十条一扎。受打者必显清光赤背，两手两脚札在架上。行刑者手携小硬带一把，全身跳高，用尽平生之势打下，打后顺手一拖，其皮带之结将皮夹肉拖来。每次打藤，必要医生先验领刑者身体壮健，方能承受”。当然，四邑会所实施的鞭刑不大可能如此恐怖，至于是穿著衣服或光着上身受刑就不好说了。

不得不说的是会所的会员费用。

1857年维多利亚立法会调查中国合法移民（即乘船而来并缴纳了10镑入境人头税的人），其中三份之一是独立支付旅费的手工艺人﹑店主或商人。另外的三份之二是农民，或以自己的土地或房屋抵押﹑或借贷等方式赊单而来。10镑入境人头税多由墨尔本的商人代缴，换言之是负债的一部份（后来张卓雄与香港船公司打官司也能证实这一点）。一般而言，从香港乘船开始连10镑入境人头税，全程费用约为25英磅；加上到澳洲后的行头（衣服，前往工作地点的旅食费用等）则不下于10英磅。同时在抵达工作地点时还得缴交政府每季一镑的合法居留费。对大多数人来说，头两年的收入能还清本金已够幸运的了，这还没有将利息归还及稍有行差踏错的部份。

尽管会员费用不多，仅1镑5先令，却是他们能立身及能否回国的命门。在登记后可以延迟到8周内缴交，也就是说在这8周内无论是脏活累活都必须先干上交了会员费用再说，要想回国就必须通过会所内的商家代购船票。

非法入境的则无路可选，赊单而来为主，收入尽由雇主支配，会员费用也就先扣除支付。

来澳后淘金赚大钱的机会不易，尽管国内广东土客大械斗仍在持续，1858年后大量华人离境回国，这与留在澳洲的生活成本太重有关。

假如以今天的角度去看，四邑同乡会的会章条款应属霸王条款范围，故而不少弱小者投身到洪门中求取保护。在矿区或许少受些欺压，但对回国一途帮助不大。这也是洪门开始于矿区，而终于转战城市（如悉尼和墨尔本）的原因。

类似四邑同乡会的霸王条款，同样导致其它地区的不满，故而各自成立不一样名堂的组织，从而通过他们在悉尼和墨尔本的商铺直接向轮船公司订票回国。轮船公司面对这种局面，则左右为难，最终导致联益堂的产生（各主要县份各有两家商店担任董事来轮值），将同乡会的影响力消于无形，仅余下公益性质了。从1854年到1920年间墨尔本的争斗远大于悉尼，悉尼的四邑同乡会成立较晚，开始时已是公益性质的。纽省的矿区也远离悉尼，回国的船票途径较多，所以矛盾没有那么激烈。墨尔本的商业集中在几个主要人物身上，其利益与矿区直接挂勾，所以早期洪门与同乡会间矛盾相对集中。

（估计许多人不大习惯看繁体字，故从本次开始，行文转用简体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