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事从来就不是个事。总拿它当个事时得自问：你没事儿吧？

经验教训

 

金观涛在1972年左右开始研究系统论信息论。1980年左右，发表了《让科学的光芒照亮自己》，细述科技史，剖析中国所以跟不上趟的原因。比李约瑟的《中国科技史》明了，中国人读得不隔。

 

陈景润张广厚等，在文革里，专心想数学。文革一完，发表成果。

 

还有一些。只是很少。

 

张爱玲的小说，写得有闺阁里的静谧。胡兰成的文章，就差些；木心的，更差些。

 

晋代的书法，像十七帖，二王，多是些信，笔法为捻，捻如诉，不紧不慢的。魏书和后来的唐代书法，很闹，像打书法擂台似的，还评出初唐三杰，盛唐几大家什么的。

 

历史上有很多“之乱”，动辄十几年几十年。这是最容易“逝者如斯夫”的时间，同时也是个空档。这期间过得很浑的就是像“时事论坛”那样。

 

国事从来就不是个事。总拿它当个事时得自问：你没事儿吧？

 

一再要问的是：你真的有自己的手头放不下的事情吗？

 

一直记得读完《哥达巴赫猜想》后的感受：自己的关心和科学的追索比起来，好低级！纯科学的追索中呈现的心智和操守，冰心玉洁。

 

很享受读张爱玲的文学之纯。五四，国共，抗日，解放，于她，没事人似的。个中透露出的聪颖，看到一次，惊愕一次。世事如渣，在其中拎得清者，不天赋，怎能够？张爱玲之后，写了二半年，见不到一个及她一只角的。

 

在中国，最不负责任的生命态度，就是与时俱进；空得不能再空的人，就是除了中国为什么这那之外就没有那这的人。

 

“之变”和“之乱”，是不可多得的想个人心思的档期。到处忙唱盛唱衰，忙美国好还是中国好，全都在捣腾三观，个人的小关心，小倾心，没人问。这正是学学金观涛陈景润的时候，也是比较容易活自己活出自己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