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更有梦书当枕
从上海到西雅图，从新闻采访到中文教育，唯一不变的是对文学的热爱。爱读中英文好书，爱听古典音乐，爱看惊心动魄的影视剧，爱美食，爱烹饪，这一切都融入笔端，和同人切磋。
最近上面有言，高校课堂要坚持马列主义，扫除西方资本主义思想的流毒，我不禁叹息。回想我的大学时代，幸而不幸。
我91年进入上海外国语大学读国际新闻专业。高考成绩极高的我之所以选择现在沦为二三流高校的上外，原因很复杂。最主要的是北大和复旦在军训，我父母舍不得从小娇养大的我去吃那苦头。还有我们先填志愿，再考试，我不是一个喜欢撞大运的人，外语学院那时很适合女孩子，热门但不是挤破脑门。
回想起来，读国际新闻真的有点儿一意孤行。很多人劝我读国际贸易，一位校友也说我的专业没有好老师，最毒舌的人就说：“在中国大陆，根本没有什么新闻可以做。”但是我怀着一腔理想主义，做着成为名记者或者名作家的梦，掉进了这个大坑。
我们是最后一届五年制的学生，实习就有半年，真的是蹉跎岁月。但是在外语学院的四年半（我的实习在北京），用一句话总结--“西风拂面而来”。
刚刚入学，自然是军训。我们的军训教官是南京解放军军事学院武官专业的，外形俊朗，绝对比现在娘娘腔的小鲜肉好看得多。我不是相貌党，但是班上颇有几个女生仰慕他。他为人也相当宽容，有的女生在太阳下撑不住了，他就会让大家在树荫下休息一会儿。这种民主的作风颇得人心。晚上大家看电影端正思想，居然是原版片《西点军校军训记》，片中男女主角还大谈恋爱。我们心里好笑--这个是抵制西方资产阶级自由化还是给我们灌输美国的爱国思想啊？可见90年代初虽然政治气氛紧张，经济形势低迷，但是在高校里，还是有着比较自主自由的风气。
为期一个月的军训，跟北大复旦比，真的是“捣捣浆糊”。正式上课，我们班厉害的两个跳级了。其他人和英语系一样上精读、泛读、听力、录像、口语等专业课。政治课是革命史，还有现代汉语和当代中国文学。教授我们精读课的老师是我们的班主任，刚刚硕士研究生毕业留校，平易近人，大家非常喜欢她，也很体谅她--下学期她怀了宝宝，天天挤公交车容易迟到，我们没有一个人抱怨过，更没有像现在的“学生情报员”去告密。印象中最深刻的是我们教室里有一台电视机和录像机，我们一开始精读课就看达斯汀霍夫曼的《毕业生》。顺便我们读了一篇关于人生的路应该怎么走的原文，老师就在引导我们树立人生观和信仰。连教授革命史的老太太都不是“马列老太”，倒像是读了《故事会》，绘声绘色跟我们讲白崇禧怎么死的之类的轶事。
泛读课有重头的几节课讲述基督的生平，可惜老师水平差，望文生义，说基督生在加利利。我要纠正，他反而不开心。这位老师是还没有毕业的研究生，大概要树权威。还有一位副校长教过我们泛读，他就很接地气，愿意听各种声音。最有意思的是他给我们读的书完全符合political correctness，如Malcolm X自传，如《我知道笼中鸟为何歌唱》，非常与时俱进。现在猜想他当时在美国大概拿了一份书单的。
听力课上，气氛比较紧张。因为在电教室，还会时时点名回答问题。而听力本来就难。那位留美的中老年女老师有时候会语出惊人，什么slot machine是啥，strip tease为何。
二年级的精读老师兼班主任是一位沪江大学毕业的老太太。特别时髦，也具有教会大学毕业生的做派，很西化。她会给我们说什么是Christmas colors （红， 白，绿），会给我们女孩子谈心，鼓励我们寻找真爱。在系里的报纸上，她写的教师节收到红玫瑰的文章满满的少女感。
语法老师我写到过，有件事大家非常感激--他早早结束讲课让我们看奥斯卡奖现场颁奖典礼。那是我们看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虽然同声翻译没有说，我们都听懂了，李察基尔冒犯了邓大人，谈到了西藏问题。
我在学校去得多的地方是图书馆。一楼是阅览室，二楼是中文书，三楼是原版书。我们一开始战战兢兢去借狄更斯，给图书馆的人讽刺了一下：“你们先看看简易读物吧！”读了些缩减版，发现容易得很，理直气壮指明开架的，接着越来越深入，看得很多很细。我们有人喜欢看言情小说（封面很香艳的那种也有），有的人爱看侦探，间谍，悬念，惊悚。我很多都看。记得Ken Follett和John Carrare都是我的大爱，后来越看越深，连奥古斯汀的《启示录》和普拉斯的现代诗歌都读得津津有味。到了高年级，我被入选一个人才培养项目，可以进出书库和亚洲语言中心的藏书室，看到了很多精彩的图书。比如有一本六四的新闻报道集，听到了不同的声音（图书馆借的原版杂志这一类报道都裁掉了）。处理旧杂志和旧书的时候，我也常常买很多。有些美国的教材，如人类学，心理学装帧很好，内容也有趣。
顶楼就是音响资料，我们那时候就是借录音带，听了一些广播剧。总的来说没什么意思，倒是平时听英语歌给我们很多好的听力训练。据说上外女生人人会唱《斯卡波罗集市》，而我也记得第一年文化节，食堂前的小道上摆了好多摊子，我买了一盘卡朋特，一盘威猛，现在还给我哥哥收藏在国内。
说是文化节，其实就是庆祝圣诞，有各种各样的舞会，唱歌比赛什么的，这时候能看到不少小语种的学生秀才艺。比如阿语系有书法比赛，看了才发现阿拉伯文化的艺术都是装饰性的。我有一位师姐在舞会抽到大奖，在学校有特级厨师（为了外国专家口味）的餐厅吃了圣诞大餐，赞不绝口。我记得来自无锡的我很少吃奶制品，第一次吃到掼奶油，觉得很新奇。有一年可口可乐为了营销，甚至装了一个饮料机。。。反正是大考前的狂欢。
我大学生涯的一个重头是看原版片。第一部是在阶梯教室看的《漂亮女人》，只有英语字母，有点儿累，幸好情节很容易看懂。第二部《与狼共舞》什么字幕都没有，欲哭无泪。后来我们到附近的青年干部学院礼堂看，条件好多了。记得热销的《沉默的羔羊》《辛德勒的名单》都有热心的朋友给我送票。看电影时，大家也有共鸣，时时发出笑声，不像北大，嘘声一片。记得《阿甘正传》里尼克松说请阿甘住水门饭店，下面笑翻了天。
等到三年级学习专业课了，有西方的新闻史和传播学理论。记得我们看了《总统班底》，仔细讨论了水门事件的报道，老师没有一句批判。有一位American University的福布赖特学者来给我们上特写写作课，他是一位同性恋者。虽然有的同学不理解，但是都很尊敬他。他给我们看《费城》，大家都很触动。99年我在华盛顿还和他一起吃了个便饭。他很有感慨地回忆，那时候他给上海广播电台做节目，受很多限制，但是在上外，他非常放松。在美国他压力很大，每天吃10几片阿司匹林治疗头痛，在上外，天天睡得很香。
唯一一次让我们感到政治压力的是我们另一个不大受欢迎的外教叫大家去美领馆听一个讲座，系里马上发下通知，不能去！这个我们也理解。我们的系主任曾经傻傻地拿了请帖去参加一个活动没有报告外事科，结果差点闯了祸。
近三十年前的往事，历历还在眼前。我们那时候学外语，硬件和现在中国高校不能比，唯一无憾的是，遇到了一个开放宽容的氛围和无数思想通达的老师。那时我们不惧西风，任它尽情吹拂，让我们扬帆远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