糖耳朵

有小说,有翻译,有随笔,想起什么写点儿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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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东总布(六)

(2020-02-10 13:56:40) 下一个

见名人

小时候作为少先队员代表去见过两个名人,一个是王光美,一个是臧克家。

记得当时王光美的家在社科院附近的一栋楼里。王光美当时应该是六十出头,人很精神,显得年轻有气质。当时都说了什么完全不记得了,就记得献了花,拥抱了王奶奶。房间的大窗户外是北京的蓝天,阳光洒满了屋子,温暖而充满朝气。

臧克家住在赵堂子胡同靠近南小街的路口,隔壁是个幼儿园,我们也是作为小学的代表去采访他。他说话有浓浓的胶东口音,我听不太懂。但他是个特别和蔼喜欢笑的老爷子,让人不由新生亲近。我家也在赵堂子胡同里,经常能碰到他在胡同里散步。他身材瘦高,白头发,七十多岁却依然腰板挺直,走路不疾不徐。因为我们已经相识了,每次见到,我总会停下来向老人家问声好,而老人也总是笑呵呵地回应,有时候还会问问我怎么样。到我们搬离赵堂子胡同,老人还一直住在那里。他的儿子写过一篇回忆这段往事的文章:http://www.chinawriter.com.cn/news/2010/2010-12-17/92522.html,有兴趣的可以读一读。

小朋友们

刚上小学的时候,我最要好的朋友是张敏岳,他是我幼儿园的同学,和我同院儿。但他后来拿我家煤池子里的煤球扔我,让我把他拉黑了。一年级没上多久他就搬走了,以后再也没了消息。

我的第二个好朋友兼同桌叫关建军,也是我的同院儿。他的样子我现在还能记得,黑黑的很健壮,寸头,大眼睛骨碌碌的,很灵。他住在我家前院的北房里,我们放学经常一起玩。有时候他爸爸也会加入进来一起玩打仗,假装手里拿着枪,啪啪地开枪,坏人死好人胜。哈哈,现在想来他爸爸当时应该很年轻。可惜他们也在我们一、二年级的时候就搬走了,以后也失去了联系。

第三个好朋友是初晓光,住在我们隔壁院的一个男生,瘦瘦的,圆脸小眼睛,非常聪明也非常淘气。我们那会儿都有近视,医生说是假性近视,可以通过戴磁疗眼镜治愈。他们家人好像很忙,所以几乎每次去做磁疗,都是我妈带我们俩一起去,我们俩总要又说又闹一路。记得他还教我一套“小兜拳”,就是快速打击对方的小肚子,打架的时候很有效。我经常去他家找他做作业,不做作业的时候,也一起去胡同的东口西口遛跶玩儿。

小初体育很好,跳高纪录在我们小学保持了很久。学习上也很聪明,上课能和我抢着回答问题。除了时不时犯一些马虎的毛病以外,也可以算班里的学习尖子之一了。因为这些,老师一般都还挺喜欢他的。他还有个可爱的小妹妹,开家长会的时候他妈会带他妹来,我们都喜欢逗他妹妹玩儿。

我们因为住得近,路队在一起。夏天我会去他家查午睡,他奶奶总是用带着浓重口音的家乡话告诉我他有没有睡,我经常得听几遍才听得懂。有一次排路队回家的时候,他淘气往墙上扔石头子儿。谁知道石头从墙上弹回来正打到我妹额头上,当时就出血了。幸好伤口小,不用缝针,但也给她脑门儿上留了个小疤。这事儿让我生气,但更气的事儿在后面。

三年级暑假去夏令营之前,他提出让我别老跟着他。我很不高兴:不在一起玩儿还能算好朋友嘛?夏令营的时候带头给我起外号的就有他一份,原来他在这儿等着我呢!让我气得半死。如果不是校长拦着,我就打算用他教我的“小兜拳”跟他干一场了。

四年级的时候小初搬走了。上五年级的时候,班里同学居然背后调查我们俩,想发现我们俩是不是好得不同一般,可惜无果。因为我们本来也没什么,只能算发小儿。我以为四年级以后和小初就失联了,没想到去初中报到的第一天就碰到他,他和我考上了同一所中学,不同班。只是半年后从新分班,我们俩又分在了一起。上到高中也还是同班,一直到我们一个学文一个学理才算不同班了。只是在中学里,我们大部分时间都互不理睬,可能因为青春期里的尴尬吧。大学毕业后他去英国留学,后来海归了,而我来了美国。后来我们倒恢复了联系,我回北京的时候经常会一起吃个饭。聊起中学时候的别扭忍不住笑,说到微信里那么多同群也互相调侃:怎么哪个群里都有你啊?

小初搬走以后,我和孟繁聪很要好。老孟也是个好学生,不光成绩好,而且写得一手好毛笔字。上大字课,满纸都是老师画的红圈儿,而我一般一页能有一两个红圈儿吧。画画更不得了,因为家学渊源,6岁的时候他的画就得了全国的一个什么奖。老孟当时是个长得挺漂亮的小男孩,圆脸大眼睛,白白净净的,手指修长,一看就是当艺术家的料。他成绩也不错,艺术上又有天赋和努力,老师很喜欢,小学毕业直接保送去了市重点中学。他坐在我后面,可能聊天比较多,就成了朋友。记得有一次我们春游坐在拥挤的汽车上,他说他喜欢温州,喜欢南方(因为他老家是温州的)。我说我喜欢北京,喜欢北方。我们俩争得不亦乐乎,谁也说服不了谁,差点儿急了。

他妈妈喜欢我这个好学生,所以有几次活动都让他带上我一起去。一次是在少年宫,好像是庆祝中秋的晚会。那天晚上的月亮很美,我和他妈妈坐在少年宫的院子里一边看表演,一边有一搭没一搭地聊了很久,周围黑黑的。一次是去人民大会堂看电影 - 《十天》。人民大会堂很壮观,电影看得我特别害怕和抑郁,两者我都印象深刻。

六年级的暑假里,我们已经毕业了,他来我们院儿里找我玩儿。在大家的起哄中,他答应送我一张自己画的画儿。这张画让我足足等了几十年才等到。

还有个小朋友叫李文梅,是我们上小学期间唯一死去的同学。李文梅是个瘦瘦的孩子,短发,很爽利,学习不错,是小队长。三年级的时候,我们很多同学都学会了骑自行车。升四年级的那个暑假,有一天我们几个小朋友正在院子里玩,就看到同班一个同学跑来,一边跑一边冲我们嚷:“你们知道吗?李文梅死了!”我们几个同学惊呆了,完全不敢相信她说的话。等同学定定心神慢慢说来我们才不得不相信,李文梅真的不在了。

李文梅是推自行车过马路的时候被车撞了,当时人就没了。她出事的地儿就在学校附近,好像是社科院前面的建外大街。以后的课堂上,再也见不到她或笑或严肃的表情,每个人心里都觉得少了点儿什么,却又觉得更加沉甸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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