糖耳朵
有小说，有翻译，有随笔，想起什么写点儿什么。
关于北平解放前的一些记忆 （上）
我的童年可以说是在动荡中度过的。我出生时恰逢日本占领北京的时期，普通中国人的生活状况苦不堪言。老舍的小说《四世同堂》里有非常形象生动的描述。我因年幼，只隐隐约约记得吃混合面的情景。所谓混合面，就是高粱面加橡子面，做成黑窝头，其口感粗糙无比，实难下咽，然后就是拉不出屎来了。据说正经粮食都被日本人拉走，给他们侵华部队吃了。据我父亲回忆，北京市民那个时期真是敢怒不敢言，见了日本鬼子都得鞠躬行礼，如果稍有迟疑，就有被日本鬼子扇大嘴巴的危险。稍有反抗，就可能被抓进日本宪兵队，那可就惨了，不死也得掉层皮。我只记得小时候，有一天我在北堂子胡同与潘家河沿交界的北墙根玩耍时，来了一队日本巡逻兵，我们一帮小孩赶紧缩在墙根下，眼看着日本兵大皮靴从我们面前咵咵走过，吓得连大气也不敢出。
日本投降后，我的印象，北京市民松了一口气，市面繁华了许多。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我父亲才承包了茶馆，日子稍微好过了些。从我与母亲的一张照片上也可以看出，母亲与我穿的还算体面，我手里还拿着一个苹果。
可是，这样的好日子并未持续多久，也就一两年的样子，日子又难过起来。首先是物价飞涨，其次是就业艰难。父亲经营的茶馆因为客人少而日渐衰落，最后不得不转给别人接手，父亲又干起轿夫、杠夫的行当，因为这工作无需成本，只要能卖力气就行。间或他也拉拉排子车，或打小鼓收点破烂。总之，他没有什么正当营生了。
日子的艰辛到解放前夕的1948年可以说达到了顶峰。不仅父亲很难挣点钱过日子，而且物价的飞涨令人不能承受。记得我父亲有时当天有活干，比如为出殡的当杠夫，他总是嘱咐我别到处乱跑，就在离家不远的果子巷一家米粮店门前拿着粮食口袋排着队等他。他一完事回来就径直去找我，当时就能买多些粮食。如果回家再拿口袋，说不定粮食又涨价不少。有时我觉得我买回来的粮食还不如他挣的钱有分量。这样的日子怎么过？母亲也不断找点零活干，以便贴补家用。父亲有几次冒险出去跑买卖。他和母亲都不告诉我干什么去了，但我还是知道了，原来父亲是干贩盐的生意，即在国民党统治的北平买二、三十斤盐，背在身上，上面再盖些玉米面之类的东西，挤火车到石家庄（当时叫石门）以西，再走几十里，到山里卖了，赚点钱回来。有一次叔叔对我说，我爸爸可是冒了生命危险才赚来点钱，因为火车太挤，有一次父亲是背了几十斤盐，双手把着车门外扶手，站在火车门外梯子上到的石家庄。要不是他身体强壮，那肯定是要丢掉性命的。就因为这一次冒险，母亲再也不让父亲去贩盐了。但父亲总是念念不忘，用手一比划“八”字，说那边山里的人可好了，要不咱们全家投奔那边去？穷家难舍，故土难离，母亲没有同意。以后我才明白，父亲干的就是向解放区贩盐。其实，做这种生意是极其危险的，国民党兵对小贩盘查很严，如果发现是向解放区贩盐的，轻的是东西没收，人打个半死，重的交宪兵队处置，死活难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