糖耳朵
有小说，有翻译，有随笔，想起什么写点儿什么。
卡蒂诺
1987年9月
就象埃博拉一样，马尔堡媒介的秘密藏身地也是未知的。马尔堡在查尔斯·莫奈和谢姆·穆索克医生身上爆发后就销声匿迹了，无人知道它去了哪里。它好像从地球表面消失了，但病毒是永远不会离开的，它们只是藏起来了。马尔堡病毒还继续在非洲的动物和昆虫等等储存宿主身上周期性的发生着。
1987年9月的第二天，大约是晚饭时间，USAMRIID的文职生物危害专家尤金·约翰逊站在华盛顿附近杜勒斯国际机场海关门外旅客到达的地方。他在等荷兰国家航空公司从阿姆斯特丹来的班机。班机上有一名从肯尼亚来的乘客。一个拖着行李袋的人出了海关，他和约翰逊互相点了点头。（“我会略去此人的名字。我们就当他是我的一个熟人，一个值得信赖的人。”约翰逊向我解释道。）这人把行李袋放到约翰逊脚下，打开拉链，掏出一捆用浴巾卷着的东西。他扯掉浴巾，露出一个绑着胶带的无标记硬纸盒。他把盒子交给约翰逊。他们几乎没有交谈。约翰逊带着盒子出了候机楼，把盒子放进他车子的后备箱，开去了研究所。盒子里是一名10岁丹麦男童的血清。我们将叫他彼得·卡蒂诺。他一两天前死在内罗毕医院，死于几种极端症状的综合，这暗示着一种未被识别的4级病毒。
约翰逊一边开车一边琢磨他该拿这盒子怎么办。他倾向于在烘箱里消毒盒子里的东西，然后把盒子烧成灰。就把它烤了，烧了，然后忘了。大部分送到研究所的样品 – 这些血液及组织样品经常从世界各地运来 – 都没什么新奇东西，没有有意思的病毒。换句话说，大部分样品都是错误的警报。约翰逊不确定他是否还想花时间研究这男孩儿的血清，如果很有可能什么也发现不了的话。等他进了德特克要塞的大门，他决定还是干吧。他知道这活儿会让他忙几乎一夜，但这活儿得赶在血清变质前马上干。
约翰逊穿上外科手术服，戴上橡胶手套，把盒子带进了埃博拉实验室组的3级预备区域。他在那里打开盒子，露出里面一堆泡沫花生。他从泡沫花生里找出一个用胶带封住的金属圆筒，圆筒上有生物危害标志。预备区域沿墙是一排不锈钢橱柜，有橡胶手套可以伸进去。这些是生物安全4级橱柜。你在橱柜里用橡胶手套操作热病毒时，橱柜可以密封起来和外界隔离。这些橱柜在设计上与用于操作核炸弹部件的安全橱柜类似。橱柜在这里是设计成让人可以避免与大自然直接接触的。约翰逊拧开几个蝶形螺母，打开橱柜的门，把金属圆筒放入其中，然后紧紧关上橱柜门。
接着，他把手伸进手套，拿起圆筒，通过一扇窗口察看自己在做的事，并撕下圆筒外的胶带。胶带粘到了他的橡胶手套上，他无法弄掉。该死！他骂道。现在是晚上8点，他回不了家了。他终于打开了圆筒。圆筒内是一沓浸泡在漂白剂里的纸巾。他分开这沓纸，找到一个密保诺[1]袋子。袋子里有两个带拧帽的塑料试管。他拧开它们，晃出两个带金色液体的非常小的塑料小瓶：彼得·卡蒂诺的血清。
男孩的父母亲在肯尼亚的一个丹麦的救济组织工作，住在维多利亚湖上基苏木镇的一所房子里。彼得是丹麦一所寄宿学校的学生。那年8月，他死前几周去了非洲看望他父母及姐姐。姐姐是内罗毕一所私立学校的学生。她和彼得很亲密，彼得在肯尼亚探亲时两个小人儿大部分时间都在一起 – 弟弟和姐姐，最好的朋友。
卡蒂诺家在彼得来了后就去度假了，开车穿越肯尼亚 – 他父母想让他看到非洲的美丽和快乐。彼得眼睛开始发红的时候他们正在参观蒙巴萨，住在海边的饭店里。他父母带他去了医院。医生给他做了检查，结论是他得了疟疾。他母亲不相信是疟疾。她开始意识到她儿子要死了，她变得发狂，坚持要带彼得去内罗毕治疗。飞行医生，一种空中救护服务，接走了彼得，飞到内罗毕，火速送到内罗毕医院。在内罗毕医院，他接受了大卫·西尔维尔斯坦医生的治疗，西尔维尔斯坦医生在查尔斯·莫奈把黑色呕吐物吐到穆索克医生的眼睛里后也治疗了穆索克医生。
“彼得·卡蒂诺是个金发碧眼的孩子，一个瘦高健康的十岁孩子。” 我们一边在他华盛顿家附近的购物中心喝着咖啡和茶，西尔维尔斯坦医生一边回忆着。坐在旁边的一个小女孩突然哭起来，她妈妈哄她安静下来。在西尔维尔斯坦医生不动声色地回忆他看到的不寻常的死亡时，我注视着他的脸，金属边的眼镜，小胡子，眼睛盯着虚空。“彼得到我这里时在发热，但他很明白他的病，很警醒，也能交流。我们给他照了X光片。他的肺部看上去模模糊糊的。”一种水状的粘液开始在男孩的肺部聚积，使他呼吸困难。“这是很典型的ARDS片子 – 急性呼吸窘迫综合症 – 就象肺炎早期，” 西尔维尔斯坦医生说道。“他在我面前很快就开始发紫，指尖发紫，而且他有小红点。我让所有人在接触他之前都戴上手套。我们怀疑他得了马尔堡，不过我们不像穆索克医生得病时那么恐慌，我们只是采取预防措施。24小时之内彼得就上了呼吸机。我们注意到他扎针的地方很容易流血，而且肝功能不正常。小红点渐渐变成大片自发的淤血。他变得浑身青紫。接着他的瞳孔放大。那是脑死亡的症状。他脑部也在出血。”
男孩开始肿胀起来，他的皮肤下都是血包。有些地方的皮肤几乎已经和皮下组织脱离。这种症状在最后阶段发生，也就是他上了呼吸机的时候。这叫作第三空间出血。如果你第一空间出血，就是肺部出血。如果第二空间出血，就是胃肠出血。如果第三空间出血，则是你皮肉之间的地方出血，皮肤与肉分离，像袋子一样鼓起来。彼得·卡蒂诺皮下大出血。
对热病毒想得越多越觉得它们不像寄生者，而更像捕食者。捕食者的特性就是在跟踪猎物时会变得不见踪迹，这种悄无声息且有时漫长的跟踪发生在爆发性袭击前。热带稀树草原的草在平原上轻轻晃动，唯一的声音是非洲鸽在金合欢树上发出的叫声，节奏穿越一天的燥热，从不减缓，也从不停歇。远处颤动的热浪中，广袤的地方，一群斑马在吃草。突然草丛中一闪而过，一头狮子到了它们中间，叼住了一只斑马的脖子。斑马发出狗似的吠叫声，又哽住了。两只纠缠在一起的动物，捕食者与被捕食者，像跳舞一样转着圈，直到行动被尘土所遮掩，而第二天骨头上就会有一层苍蝇。一些吃人的捕食者已经在地球上生活了很长时间，比人类的生存时间长许多，它们的起源好像几乎可以追溯到地球形成的时代。当一个人被它们中的一个所吞噬，尤其是在非洲，事件被时间与空间所压缩，就有了种非常古老的感觉。
彼得·卡蒂诺的父母及姐姐看着他被无形杀手慢慢分噬，目瞪口呆。他们无法了解他的痛苦，也无法伸出手去给与他帮助。当血大量流入第三空间时，彼得的眼睛一直睁着，瞳孔放大，呆滞，充血，深黑而无底。他们不知道彼得是否可以看到他们，也无法知道他那大睁着的眼睛后是否看到、想到或感觉到了什么。他头皮上连着的机器显示脑部是一条直线。他的脑部几乎没有脑电活动了，但时不时地，直线会有神经质的抽搐，好像男孩的身体里还有什么在继续挣扎，可能是他被毁坏的灵魂的碎片。
他们需要决定是否关掉呼吸机。西尔维尔斯坦医生对他们说：“我们最好不要让他接着存活，因为他已经脑死亡。”
“如果他们能快点儿把他从蒙巴萨带来，”他妈妈说。
“对不起，但那也是没用的。没人能有任何办法。” 西尔维尔斯坦医生回答她：“他一开始就注定了难逃厄运。”
尤金·约翰逊戴着伸进橱柜里的橡胶手套取了些男孩的血清，滴入装有猴子活体细胞的烧瓶里。如果有任何东西存活在彼得·卡蒂诺的血液里，它也许就会在猴细胞里复制。之后约翰逊就回家睡觉了。整个过程他做到凌晨3点才做完。
这之后的几天，约翰逊一直在观察烧瓶，看猴细胞是否有任何变化。他看到细胞炸开死去。细胞染上了什么东西。卡蒂诺菌株绝对是热病毒 – 它能大量地杀死细胞，而且杀死得很迅速。
现在是分离病毒的第二阶段。约翰逊从烧瓶里吸了一点儿液体，注入3只恒河猴体内，让它们染上卡蒂诺菌株。两只猴子死了，第三只进入濒死昏迷，但不知怎么又恢复健康，活了下来。所以卡蒂诺菌株是非常致命的，复制很快，而且可以杀死猴子。“我太他妈清楚这是马尔堡了。”约翰逊后来对我说。
他取了些卡蒂诺菌株注入豚鼠体内，看它们是否会被感染。卡蒂诺菌株杀死豚鼠像杀死苍蝇一样。不仅如此，雄性的睾丸肿胀得像高尔夫球一样大，变成紫色。卡蒂诺菌株是个高级生物，它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它可以在很多不同种类的肉里复制。它是具有侵略性的生命体，既有毁灭性，又很随意。它的下流手段你只会在大自然中看到，这种下流极端到了美丽，而不被人察觉。它生活在非洲的某个地方。让人特别感兴趣的是它如此轻易地就能够在不同的物种里复制，像猴子、人和豚鼠。它对这些物种非常致命，这显示它的原始宿主可能不是猴子、人或豚鼠，而是其它一些它不会杀死的动物或昆虫。病毒一般不会杀死它的自然宿主。马尔堡病毒是个旅行家：它可以在物种间跳来跳去；它可以突破隔离一个物种与其它物种的界限，它具有摧毁物种的潜力。它不知道界限，不懂人是什么；或者你也可以说它太知道人是什么了：它知道人是可食的肉。
约翰逊分离了卡蒂诺菌株并确认它是马尔堡后，就立即把注意力转移到彼得·卡蒂诺染上此病的地点和方式上。这孩子到过哪里？他做了什么让自己染上了马尔堡？他确切地旅行过哪里？这些问题一直困扰着约翰逊，他努力寻找线型病毒的秘密储存宿主已经好几年了。
他打电话给一个肯尼亚朋友兼同事，彼得·图凯博士。图凯是个科学家，在内罗毕的肯尼亚医学研究所工作。“我们知道这是马尔堡，”尤金对他说：“你能找到孩子的来历吗？找出他去了哪儿？干了什么？”
图凯博士说他会找到孩子的父母，和他们会谈一下。
一周后，尤金的电话响了，是图凯博士打来的。“你知道那孩子去了哪里？”他说：“他去了埃尔贡山的基特姆洞。”
尤金头皮一阵发麻。查尔斯·莫奈和彼得·卡蒂诺的路线在地球上只有一个重合点，那就是在基特姆洞内。他们在洞里干了什么？他们在那里发现了什么？摸了什么？吸入了什么？有什么东西住在基特姆洞内？
[1] 即Ziploc保鲜袋，可以封起来的塑料袋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