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人生贵人(02)路遇王仕良场长,改变了我的人生
王仕良场长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华中师大一附中校办农场的场长。他高高的个子,体魄魁梧,比我们这些高中生年长十来岁。他不仅懂农活,尤其善于管理到农场劳动的学生,与学生干部关系特好,高中各班团支部、班委会的成员到了农场都听他指挥。我只是曾经受他领导和指挥的学生干部之一。
(1991年5月1日王仕良主任在红安天台山留影)
1965年高考,自我感觉成绩不错,但还是名落孙山。当其他同学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时,我收到的是武汉市教育局的“录用通知书”,通知我被武汉市教育局录用为中学语文教师,于9月1日到湖北省实验师范学校师资短训部报到。
我读高中时,曾经是武汉市三好学生大会的代表,华师一附中高三(2)班的团支部书记,没有被大学录取,自觉无颜见江东父老,从1965年高中毕业,到1979年路遇王场长,从来没有回母校哪怕看一眼,尽管我的母校是我回家的必经之地。
1977年恢复高考之后,时任水厂路中学校长安大庭,调到硚口区重点中学武汉市43中当校长,他要我跟着他一起,调到43中执教文科重点班。当时,高中实行二年制,1979年高考前,我教的文科班正在紧张复习备考之中。
1979年春节期间,在武胜路新华书店门口,我正准备进去,只见还是那么魁梧的王场长走出来,虽然我们十多年没见,瞬间就都认出对方了。
王场长一见面,紧握我的手说:“好个李培永呀,毕业十几年居然不回母校看一眼啊! ”
“王场长好!真不好意思啊!没有考取大学,无颜见江东父老啊!”
“哎呀!我们都知道,那不是你本人的原因啊!有什么脸面不脸面的?你现在哪里?做什么工作?”
“我在武汉市43中教高中语文。”
“母校现在正缺老师呢,想不想回母校啊?”
“母校是省重点,我又没有大学文凭,能行吗?”
“我看行,如果你想调回来,过完年,开学后回学校来找我,我带你去见非常了解你的老校长袁福。”
王场长深情地对我说:“回母校来吧!学校现在急需年轻人啊!”当他知道我已经有两个孩子了,夫人也是教师时,他说:“如果你回来,你的两个孩子将来不论成绩是否达到省重点中学录取分数线,都可以到华师一附中上学!”临分手时,他再三嘱咐我,“假期结束来学校找我吧!为了你的两个孩子,你也应该马上回来呀!”
当天回家与我夫人商量,最难办的是怎么对安校长说这件事,最后还是决定先回母校看看再说,如果真能调到省重点中学工作,不论对我,还是对孩子们的未来都是大好事。
春节期间,我回母校给王场长拜年。十多年后再次走进母校,那一瞬间,真是百感交集啊!
我的母校华中师大一附中的前身是中南实验工农速成中学,由潘梓年、赵君陶等著名革命教育家于1950年9月创办,1958年更名为华中师范学院第一附属中学,1962年被定为湖北省首批重点中学。我从1958年到1965年高中毕业,在母校生活学习了六年(1962年因病休学了一年)。哪能忘记正值青春年少时的激情岁月啊!
(上世纪六十年代母校的校门,正对校门的就是学校的行政楼)
王场长还是像当年在校办农场那样与我促膝谈心,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我,在事关改变人生的关键时刻,一定要冷静思考如何处理好各种人际关系。他说:“你十多年没有回母校,也没有去看望你的班主任吴传忠老师吧?他现在是学校的教导主任。你如果想调回母校,必须要他签字同意啊!”我当时就请教王场长,他接着说:“我现在是学校的总务主任,这几年我和吴主任在一起曾谈起过你,他为当时对你惩戒下手太重深感不安。如果你愿意,我可以陪你一起去给他拜年。你诚心诚意对吴老师说,你那时年轻不懂事,请他大人不计小人过,帮你调回母校。我相信他一定会帮你的!”
于是,我跟着王主任一起去吴老师家拜年,吴老师非常高兴,我向他汇报了这么多年的情况后,表示很想调回母校,请老师看在我当时年少不懂事,不计前嫌助我一臂之力。吴老师当即表示非常欢迎我回母校。
王主任接着说:“现任校长是当年负责抓你们毕业班工作的副校长袁福,那天在武圣路书店门口遇到你,回来就对袁校长说了,他非常欢迎你回来。”
过完春节,开学后回到43中,我向安校长汇报了本学期最后冲刺阶段的计划后,对安校长说:“春节期间路遇母校老领导,他们希望我调回母校工作,我觉得这是非常难得的机会。但这两年跟着您在43中工作,不仅提高了课堂教学能力,而且遇到您这样知人善任的领导,心情非常愉快!真舍不得离开您!”安校长听我说完之后明确表示:“我当时要你跟我来43中,就是想给你创造一个比较好的条件,让你在语文教学专业上成长快一些。现在你有一个这么好的机会,到省重点中学去工作,对你的成长绝对比我们这里强百倍都不止,我支持你回母校工作。下周你就全心全意准备去试教吧,你这边的课,我安排老师暂时代一下。”
春季开学后,我如约回到母校,王主任带我到学校行政楼二楼校长室去见袁校长。袁校长当时正在与时任党总支书记韩之梓谈工作,见我进去后,非常热情,立即向韩书记介绍,他是我们自己培养的优秀学生,现在武汉43中教文科重点班,我准备把他调回来。
袁校长是个急性子,回到办公室,他马上叫王主任去请教导主任吴传忠、语文教研组组长吴六林两位老师来校长室谈我的工作调动问题。两位吴老师来办公室后,他说,李培永是我们学校65届的高中毕业生,没有大学本科学历,为了服众,我们安排他在高一年级试教一周,全校所有领导和语文组全体老师都去听课、评课。然后请教导处吴主任和语文教研组长吴六林老师写结论,看看我们自己培养的学生能否胜任重点中学的语文教学工作。请吴老师安排在哪个班上课和讲课的具体内容。时间就定在下一周。袁校长就像一个军事指挥员一样,简捷明了布置完任务后就宣布散会。
一周试教,非常成功。所有听课领导和全体语文老师一致认为我完全可以胜任重点中学语文教学工作。
袁校长非常高兴,拿着教导处吴主任写的报告,去华师人事处要商调函发给武汉市教育局人事处。
当我把试教结果和华师一附中的商调决定告诉安校长时,安校长说,华师一附中不属于武汉市教育局管辖,你的商调很可能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现在你一定要抓好目前这个班的复习备考冲刺阶段的工作,争取最好的成绩。这对你将来调动工作更有利!如果你送走这一届学生后,还没有办好有关手续,下学期开学时,你可以先借调到华师一附中上班,我相信你迟早都可以办成的!
在两位校长的亲切关怀下,我还没有拿到调令就提前回母校上班了。
路遇王场长,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感谢王场长!感谢一路帮助我的袁校长、安校长、吴主任、吴老师!
【附录】闲话人生(76)谢谢您!敬爱的吴六林老师
我在母校读书六年,无缘认识吴六林老师,第一次与吴老师见面是在袁校长的办公室。
1979年春季开学时,王仕良主任带我去见老校长袁福,袁校长非常热情地握着我的手说:“培永啊,王主任那天回来说,他在汉口街上碰到你了,我们都欢迎你回母校!”一边对他说:“王主任,你马上去把教导处吴传忠主任和语文组长吴六林老师请来。”然后,又告诉我:“王场长现在是主任了,你们当年的班主任吴传忠老师现在是我们的教导主任。”
袁校长请吴主任和吴老师来校长办公室后,对他们说:“我先说一下个人意见吧,请吴老师安排李老师试教一周讲课的内容,高中语文老师必备的基本能力都要考察一下。请吴主任安排试教具体时间和班级。届时,语文组全体老师,学校所有中层干部和校领导都要去听课。李培永不是没有大学本科文凭吗?有人担心,怕他不能胜任。但是,他是我们自己培养了六年的优秀学生,吴主任,你当年是他的班主任,比我更了解他。我们要通过实践来检验,让他试教一周,看看他是否具备省重点中学语文老师必须的能力和水平。到时候,请语文组全体老师评议,吴老师负责把老师们的意见报教导处,请教导处研究后写书面报告交校长办公会集体研究决定。还要请吴老师具体负责指导李老师备课,培永要虚心向吴老师好好学习,一定要上好课!你们两位商量一下备课时间吧。”
吴老师时年不到五十岁,个子高高的,戴着一副深度近视眼镜。我上前与吴老师握手问好后,他问我在武汉市43中教几年级。我告诉他,教高中文科毕业班。他建议在吴主任定了试教时间和班级之后,提前一周开始备课。到时先看一周时间安排的内容,按课时写好教案,交给他看看。然后,每次上课的前一天来与他一起备课。
(1985年秋游时我为全组老师照的合影。第二排左起第二人是陈治平老师,他的左边是黄伯宜老师,后面左边是吴六林老师,右边是刘友三老师)
吴老师指导非常细致、具体。他对我写的教案,从一节课的起始到结束,每一个环节,讲什么,怎么讲,哪里该提问,怎么问,在学生讨论时如何引导学生围绕主题,如何把握课堂教学节奏等等。他都要结合课文内容和我的教案予以详细讲解,并听取我的意见,最后敲定教案实施方案。每次我走上讲台之前,他一定送我到教室门口,再三叮嘱我:“不要紧张!就按我们商定的方案去教,一定行!”
在吴老师的精心指导下,一周试教圆满成功。所有听课领导和老师,都认为我完全可以胜任省重点中学的语文教学工作。
1980年回母校工作,1982年,袁校长指派我参加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并组织的语文分编型《阅读》和《写作》教材改革实验。袁校长与吴老师商量后,决定请语文资深老教师汪厚铎指导备课、跟班听课、及时评教评学。吴老师作为教研组长,每当我上公开课,再忙也要审核我的教案,尽可能在上课之前准备更充分更扎实一些,而且就像我第一次在母校试教一样,他总是在上课前到教室门口叮嘱我:“不要紧张!按我们的计划去教,一定行!”
吴老师只要有时间,他一定陪同外校听课老师一起来我们班听课,每次听完课,他都要及时评课。经常指出课堂教学中出现的问题,如哪个字发音不标准,板书时哪个字笔顺不正确等等。当然,他也经常鼓励我:“这节课的教法很好!好好小结一下!”我及其他年轻教师在教学中出现的问题,他不仅指出问题所在,而且采取措施帮助大家。最令人难忘的是,特聘汪厚铎老师辅导年我们年轻教师写大字,严格要求每位年轻教师每天写两张大字交给汪老师批改,所需笔墨纸张都是吴老师自费购买。汪老师笑称这是“吴六林书法教学奖学金”。
1982年2月17日,学校领导和教研组的决定,本学期由我代表文科在全校搞一次公开课,袁校长亲自找我谈公开课的问题,他强调这是学校建校以来第一次大型公开课,一定要认真准备。并通知我,教导处已经决定于3月11日举行公开课。
为了保证这次大型公开课万无一失,而又真实。吴老师决定让我先在刘友三老师执教的四班试教。在刘老师的精心组织之下,试教效果很好。教研组的老教师吴六林、陈治平、汪厚铎等都听了试教课,一致认为整个课堂教学结构紧凑完整,小毛病有两个:第一,讲第一部分太啰嗦,还要简捷,点明即可;第二,语言要简练,多让学生活动,多读。一定要使课堂气氛活跃起来。用刘老师的话说:“该讲的一句不能少,不该讲的半句嫌多”。
这次公开课非常成功。我深知,这也是语文组所有老教师智慧和心血的结晶!
1985年3月23日下午,快下班时,吴六林老师和刘友三老师找我谈话。
吴老师说:“《中学语文》编辑部拟把你介绍给读者,要总结一下教改经验。学校(请刘友三老师执笔)写一份简介,并附近照一张。”
我说:“这还为时过早吧,万一‘中考’砸锅了不好交账啊。”
吴老师接着说:“锅是砸不了的!你在教学方法上有许多可取之处,是可以介绍的,这也是为学校争光嘛!”
吴老师多次在我们语文教研组例会时,表扬我的教法不拘一格,课堂教学搞活了。3月26日例会结束时,我把前两天他让我写的总结《质疑·思维·创造》交给他审核。当晚他还给我时说:“原则上不错,前面稍微压缩一些,中心会更突出。”
那一段时间,我们语文组接受湖北省教育出版社的邀请,为该社编写《高中语文课文教学辅导》,吴老师和陈治平老师负责审稿。两位资深语文教师严格把关,除了文章内容、结构、体例外,对文中出现的错别字,还有标点符号,都要一一予以纠正。其责任心之强、审稿之细致,令人敬佩。
1986年1月3日,人民教育出版社刘国正先生在给我的信中,希望我能写出“一篇短(三四千字)而有力的总结经验的文章,在西安我曾请老彭同志(时任湖北省教育学院副院长,兼任省教研室主任)转告你,并以支持”。
彭慧敏主任从西安开会回来后,就派教研员张良谟老师到我们语文组召集会议,请吴六林、陈治平、汪厚铎等老师来一起来研究,如何帮助李培永老师写好初中语文教改总结。
国正先生说的那篇总结,就是《敢说·多说·会说》。在省教研室教研员和我们组的几位老教师的精心指导下,经过多次研讨、反复修改,终于“写出一篇东西”了。当我带着这篇文章于1987年11月去广州参加全国中语会,在会上宣读这篇论文后,国正先生和与会专家予以高度肯定,获大会“优秀论文”奖,被编入《全国中语会优秀论文选萃》(广东教育出版社)。我心里非常明白,这不仅仅是给我的鼓励,更是给我们语文组集体的奖励。
1985年秋季,我们初中语文教改实验班尽管有37人考入本校高中,但是,时任的校长坚持拆班,高中按学生入学成绩平均分班,班主任抓阄。李培永抓到哪个班,那个班就是高中语文教改实验班。不论是省教研室领导建议,还是初中学生家长要求继续参加实验,学校领导都不予以考虑。国正先生及时来信鼓励我“高中试验另换新班,固然增加了困难,但也会多一点经验,望快然当之。”吴六林老师劝我“先教一周再说吧”。
吴老师积极支持、精心指导初中语文教改实验,后来对学校的一些做法默然无语,他内心的苦恼与谁说?吴老师退休多年后,有一次,我和原语文组的甘晓星老师回武汉时,相约去他家看望时,他兴奋得不得了,连连不断地说:“你们现在都还好吧?你们还记得我呀!”
当然记得啊!如果当年没有您精心指导我备课、试教,我怎么可以调回母校?如果不是您精心指导我进行初中语文教材改革实验,怎么可以成功?吃水不忘挖井人啊!感谢您!敬爱的吴六林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