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农垦中学十年（2417）天涯何处无芳草，人间最美是清欢

我的农垦中学十年（2417）天涯何处无芳草，人间最美是清欢

 1989年暑假，我应邀到海南省农垦总局教研室去讲学。一天课后，教研室吴多雄主任带我们出去参观海口市市容，顺便去看看在农垦总局附近的海瑞墓。当时我坐在面包车副驾驶位子上。当车停在秀英街十字路口等红灯时，突然发现一位正在我们车前面的斑马线上走着的女士，很像我们当年的红卫兵学友张菊香同学，于是，我朝着女士叫了一声：“张菊香！”那位女士转过头来，果然是她！

 等车开过路口停下之后，我立即下车去与站在路边的她见面。我们都非常惊叹，居然十多年后在远离武汉的海口市的马路上巧遇！互致问候留下联系方式就各人去忙各人的事情了。

我们离开海口之前，张菊香同学特地来农垦总局第四招待所叙旧。

张菊香当年就读湖北省实验师范学校幼师43班，我在语文（2）班，“文革”开始之后，本来八杆子打不着的我们，相聚在湖北省实验师范学校红卫兵司令部。我负责起草的大批判文章，有时是什么通知、号外之类的，她们一帮幼师的同学负责抄写成大字报，并张贴到大字报栏。有时工作忙起来了，到了吃饭时间，她们就去学生食堂把饭菜打回来。一群正值激情青春的少男少女，几乎朝夕相处在一起，为了“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而“战斗”，其乐融融！似乎都不曾有过“少男钟情，少女怀春”之事。那时也许是“伟大的无产阶级大革命”扫荡了“腐朽的资产阶级”情调吧。反正应该是情窦初开的都未适时而开！等到后来各奔东西，错过了“这一村”，就失去联系了。

往事并不如烟。

1967年武汉爆发震撼世界的“七二零“事件之后，造反派翻身做了主人，各单位都对原保守组织的头头发出了”通缉令“。我们湖北省实验师范学校造反派通缉学校红卫兵负责人夏国林和李培永。好汉不吃眼前亏，我们在一位红卫兵的父亲热情关照下，连夜乘坐郧阳军分区的吉普车奔赴鄂西北山区的郧阳军分区司令员那里避乱。从此就与”铁杆红卫兵“张菊香等失联了。等事件过后，我们回到学校等待分配时，学校已经是无政府状态。学校不大，但是武汉太大了啊！通讯又那么落后，谁知道谁在哪里？

我简叙自己怎么有机会来到海南讲学的缘由之后，就听她说这十几年来的并不那么短暂的人生故事。

她说，你们短训班结业分配结束后不久，幼师班也开始毕业分配了。当时大多数同学都分配到小学。她也分配到离父母家不远的惠济路小学工作。后来经同学介绍认识了现在的老公，就结婚生子，一儿一女，有两个孩子。孩子他爸是海南人，华师大毕业后分配到武汉一所中学教书。1988年海南建省，他坚决要调回老家来，于是就举家南下到海口来 了。真没有想到我们能在他乡异地巧遇。她看了看我们幸福的一家四口，笑着说，真是缘分啊！连忙补充一句，应该是有缘无份啊！

没有想到，一别十多年，她还是那么开朗！

更没有想到，第二年，我们一家也跨过琼州海峡来到海口！她当时在港务局子弟小学教书，离我们农垦中学只有三四站地。从此，我们两家经常往来，虽在他乡，却是同乡，倍感亲切！

常来常往，一来二去与赖校长相识相熟之后，她介绍一位台商与赖校长谈投资，赖校长当时想调她来农垦中学校办企业作引进外资的工作。我记得双方谈了好几个月，先后洽谈了几个项目，均无结果。我一向对做生意没有一点兴趣，偶尔参与一下饭局，仅仅吃喝而已，绝不参与其事。她最后还是在那个小学退休，享受幸福生活。

没想到，2018年我们从纽约回到武汉，在这次湖北省实验师范学校当年红卫兵聚会之前，组织者说不知道幼师43班的张菊香现在在哪里，我告诉他们张菊香在海口，我可以联系她，只要她回武汉了，肯定会来参加聚会的。一打电话，她真的就在武汉！

世界真奇妙，许多事情就是那么巧！

2024年我们在海口”满福隆“喝早茶。

 【附录】当年红卫兵相聚洪湖餐馆

文革十年，对于我们这些已经进入70后的一代人来说，是永远难以磨灭的一段记忆。

这次回国不久，当年湖北省实验师范学校“文革委员会”的主任，高中部的夏国林打电话，问我在哪里？我告诉他，在武汉。于是他组织了一帮当年的“红卫兵”相聚我家附近的洪湖餐馆。

那天，来参加聚会的有幼师部的马兰绪、涂桂珍、张菊香、周燕云；短训班的张思斗、魏人民；还有高中部的李鲁峰、柯凡清等共十人。这也是当年“实师红卫兵”的中坚。其中有几个同学，还是在当时震撼世界的武汉“720事件”后，紧跟夏国林和我一起去鄂西北郧阳避风的“铁杆”。

当年风华正茂的我们，现在围坐在一起，尽管岁月已经在各人脸上刻下的皱纹，是古稀之年的标记，但是一谈起那激情燃烧的年代，大家仿佛又回到了年轻的时候，那些难以忘怀的小事、趣事，历历在目。

1965年，高考名落孙山，我被武汉市教育局录用为中学语文教师，分到湖北省实验师范学校语文（2）班培训一年。短训班本该在1966年暑假结业，当年5月中旬，我们分赴武汉市各中学实习还未结束，就被紧急召回学校参加“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特别讲究家庭成分，湖北省实验师范学校要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学校三部分都必须有学生代表参加，大概是因为短训班其他同学的家庭成分确实复杂，可能我是“矮子里面的将军”，尽管我那“不宜录取”的档案还在档案室，仍然被学校党总支作为短训班的代表，被选为“文化大革命委员会”的委员，主任委员是夏国林，主持全面工作，我负责宣传工作。

文革期间各学校开展“运动”过程大同小异，而且，我们这个学校当时也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许多事情都已经忘记了，但是当我和夏国林谈起“金条事件”时，都还记忆犹新。

“文革”初期，红卫兵“扫四旧”。收缴、还有被“文化大革命”气势所迫，主动上交的金银首饰等，都由“文化革命委员会”登记保管。我们这些工作人员谁都没有见过金条的，一次，收到了十几块金条，于是都争相一睹。原来，其色黄灿灿，其形如当时中小学生用的长方形橡皮擦大小。等大家看完之后，负责保管的同学收拾时，发现少了一条。这可不是小事。在场的五六个人折腾了一晚上，最后，终于在一个破旧的藤靠背椅竹子扶手里面找到了。也许就是在大家抢着看稀奇物的时候，不经意掉一条到那个破竹洞里了。虚惊一场之后如释负重。

后来，全国“红卫兵”运动风起云涌，我们也是学校的第一批“红卫兵”的负责人。

1966年8月18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广场首次接见全国“红卫兵”代表，我作为武汉市和学校的“红卫兵”代表，第一批到北京接受毛主席的检阅。当年12月，“文化革命委员会”又让我带一批红卫兵去北京，当时大约有二三百人。那时不仅没有现在的各种银行卡，也没有大额的人民币，票面最大的就是十元的。二三百人大约一周的开销满满装了一书包，而肩负保护并携带这笔“巨款”的就是憨厚老实的大个子魏人民同学，他每天晚上都是抱着钱睡觉的，白天，不论到哪里，他时刻都把书包斜挂在前面，用双手护着。我这个带队的非常感谢他为大家全身心服务的精神，更感谢他保证了我们大家钱财的安全。而他直到几十年后我们再相聚，谈起往事，仍然憨厚地一笑，你们那么信任我，我当然必须负起这个责任呀！

他和张思斗是语文（4班）的，因为这次去北京“大串联”，我们相识相知，后来，在1967年震撼全球的武汉“720”事件之后，跟着我和夏国林一起，离开武汉到鄂西北山区去避风。

张思斗还是我们这些人中唯一参加1967年8月1日横渡长江而幸免于难的。那次横渡长江由于组织工作严重失误，造成许多人溺亡，仅我们省实验师范学校就有二十多位同学遇难。

他一谈起那次死里逃生，就嘘唏不已。他说：“那天，早上9点的太阳就很厉害了，等着下水的编队前呼后拥，人群躁动。后面也不知道前面是什么情况，都跟着往江边涌动。大约9点过了，有人发令，前边的人蜂拥而下，就像下饺子，人人希望下水凉快。还没有轮到我下水，就看到有人被从水中捞起抬走，挤着啦？踩着啦？来不及多想就被后面的人推下水。一下水就感觉被人拉住了，回头是不可能的了，我就奋力向江中游，几乎所有的编队都散了，我游到江中才松了一口气！真是死里逃生呀！那天下水的地点是平湖门与汉阳门之间，大桥下面的第一个口子。”

我说，第二天我们几个同宿舍的同学站在桥头堡那里，看着武警的战士们在小船上，拿着长长的竹篙往水下一矗，浮上来一串年轻人的尸体，下面一个抱着上面一个的腿脚，串起来就像那“糖葫芦”。真是令人寒心啊！
       参加聚会的几位女生，都是当年幼师部（43）班的，都是坚定支持“文化革命委员会”工作的“铁杆”。

最有意思的是张菊香，在学校时，她总是满面笑容的开朗性格，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离开学校之后天各一方，不曾想到，1989年暑假，我应邀到海南农垦总局讲学结束后，总局教研室吴多雄主任请我们参观海口市市容 。当我们乘坐的中巴车行驶到秀英港一个路口时，坐在副驾驶位置上的我，突然看见正在人行横道上过马路的女士，好像是我们当年的红卫兵战友张菊香。我大喊一声 ：“张菊香”。她一回头，真的是她！车上所有朋友为之惊叹！原来海南建省后，她随夫君调回她老公的故乡----海口市，在港务局子弟小学当老师。我调到海口以后就经常聚一聚，我2005年退休后又有好多年不见了。这次正好她最近也回武汉探亲，我们又在洪湖餐馆相聚甚欢。

我们欢聚一堂，把酒言欢，遥想当年，正值青春年少时，意气风发，满以为赶上了一个多么伟大的时代，可以“挥斥方遒”了！不曾想，十年一场噩梦！醒来，你是谁还是谁，如果后来我们不努力奋斗，今天这聚会就没有这么快乐了！

最后，大家举杯祝愿幸福晚年保重身体！希望来年再聚都在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