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三道四（105）“做课”“磨课”，说穿了就是弄虚作假

说三道四（105）“做课”“磨课”，说穿了就是弄虚作假

 

谈到中小学教育，可以说一直是弄虚作假的重灾区。特别是在上公开课、示范课、研究课时，还美其名曰“做课”，是为了把公开课“做”得更好；“磨课”是为了把公开课“磨”得更完美。其实，“磨课”或“做课”，“磨”的是在同一个班教过多次的同一篇课文，“做”的是反复修改过的同一篇课文的教案。至于，这种做法给学生，乃至教育教学造成的严重后果是什么，似乎并不重要。

我当了一辈子中学老师，自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调回母校之后，从1982年9月到1988年7月，我在华中师大一附中执教人民教育出版社的教材改革实验班。接待来自全国各地听课的有几千人次，其中绝大部分是中学语文老师，也有大学教授及其所带的研究生，还有教育部领导，如时任教育部教材办公室主任魏一樵，教育厅局长、学校的书记、校长、主任等。试想，如果每次有人来听课都要“做”或“磨”，正常的教育教学工作还怎么做？

记得在实验班第一次大型公开课的头一天。我要求学生回家好好预习课文，告诉他们明天有一二百老师和领导来听课。有个学生问我，您明天准备让我回答什么问题呀？他说：小学时，只要有人来听课，我们都要准备好谁答第几题，还要求我们回家背下老师给的正确答案。我告诉他们：我从来不弄虚作假，不管谁来听课，该怎么上就怎么上。请你们记住：我只来真的!你们平时怎么上课，到时还是怎么上吧！

我刚从一般中学调回母校时，袁福校长指定刘友三老师当我的指导教师，让我跟刘老一起备课，跟班听他的课，请他随时听我的课、及时评教评学。刘老告诉我：“我们学校是省重点名校，经常有外边的老师来听课，有时还要搞公开课，不管怎样，我们都要来真的，不要搞假的。一节课不见得能表现出一个老师的水平来，不求一日之功，不搞虚假之课。”他不仅在教我怎么教学，更是在教我如何做人。我牢记恩师的教导，一直坚持来真的，永远给学生最真实的。

刘老谆谆告诫我：“语文教学艺术不同于梅兰芳的舞台艺术。梅兰芳的一出《贵妃醉酒》可演一生；一篇语文教材却不能多次在同一班学生中反复讲。”

刘老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1982年2月17日，刘老师传达了学校领导和教研组的决定，本学期让我代表文科在全校搞一次公开课，他鼓励我一定要搞好。

袁校长亲自找我谈公开课的问题，他强调这是学校建校以来第一次大型公开课，一定要认真准备。并通知我，学校已经决定于3月11日举行。

为了保证这次大型公开课万无一失，而又真实。刘老师让我先在他执教的四班试教。在刘老师的精心组织之下，试教效果很好。当天晚上，刘老师对我试教的这节课提出了详细而周密的意见，并告诉我，这几天要常常“过电影”。

他说，从试教来看，整个课堂教学结构紧凑完整，“无懈可击”，小毛病有两个：第一，讲第一部分太啰嗦，还要简单，点明即完；第二，语言要简练，多让学生活动，多读。一定要使课堂气氛活跃起来。其他听课的几位老教师也提出许多宝贵意见。

刘老师言传身教，让我终生受益。后来不论是大型公开课，还是一二十人来“推门听课”，从来都是来真的。

1984年9月中旬，一个周一的上午八点，上课前几分钟。湖北省教研室的谭爱旭老师带了十几位老师来到我的教室门口。我正准备上第一节课，他回头看了看吴主任后，对我说：“吴主任带他们海南农垦系统的老师，来我们湖北听课学习。省教育厅安排他们到华师一附中来，教导处说第一节课就听你的。”我马上表示欢迎，然后安排他们到教室后面就坐。

现在也记不清当时上课的内容是什么，反正我一贯坚持的是，不论谁来听课，我都按教学计划该讲什么就讲什么。下课以后，听课的老师们非常兴奋，谢谢声不断。带队的吴主任对谭老师和听课的老师们说：“我们这样突然袭击式的推门听课，听到的、看到的都非常真实。李老师教态自然，讲课要点清晰，重点突出，学生主动学习、思维积极、课堂气氛非常活跃！感谢李老师为我们上了一节很好的、非常真实的语文课。”吴主任握着我的手说：“请你在方便的时候，一定到我们海南来，给我们农垦系统的语文老师讲讲课吧！”

再说现在为各级举办的学科“优质课”竞赛而举行的“公开课”，有的参赛老师说：“反复演练、不断磨课才上演的‘公开课’，日里磨课，夜里梦课，死去活来，活来死去。”

据说，在有些地方评职称，市县优质课是个“入门证”。如果老师没有优质课证书，即使其他条件再优秀，也没有参评资格。

所谓“磨课”，有的地方称之为“做课”，是为了评职称，这就难怪老师们趋之若鹜了，因为职称是与工资挂钩的，工资是老师养家糊口的基本保证啊！谁不想升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仅是我党的目标，更是每一个老师“磨课”或“做课”的目的。

“磨课”也好，“做课”也好，都是为了那一本“优质课证书”，获得升职提薪的“入门证”，本也无可厚非。

但是，所谓“优质课证书”，仅凭一节课来断定一位教师的教学水平和教学能力，是否符合相应职称的评审条件呢？我看未见得。我没有教过小学，不敢妄言，就说中学吧，初中三年、高中三年，老师教得怎么样，学生学得怎么样，一节课怎么评价？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母校准备调我回去时，袁校长对教导主任和语文教研组长说：“李培永没有本科学历，但他是我们学校文革前自己培养的高中毕业生，又有十几年教学经历，为了服众，为了对组织负责，决定让他在高一年级试教一周。学校全体语文老师和所有干部都去听课，请教导主任安排试教班级和具体时间，请语文组长指定试教课文，重点中学语文教师的必备能力都要考察一下。组长负责收集老师们的评价，主任负责给校长办公会写书面报告。”

当年，我上了一周的“公开课”，才获得回母校的“入门证”。

再说老师们为了获取评职称的“入门证”，而去反复“磨课”或“做课”，我们的教育行政部门可不可以换一种评比方式呢？

我至今还认为，海南省首批特级教师的评选过程及方式方法，值得有关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学习或参照。

1991年教师节，海南省政府决定评选首批特级教师。我有幸参与了评选的全过程。时任语文特级教师考评组长是省教研室田厚谦主任。他在召集全省参评的十位老师开会，宣布考评程序时说：“参评教师必须上两节公开课：考评的第一节课，今天就在这里抽签决定上课的内容和上课的地点。内容是三本高中语文课本中，专家指定的篇目，抽中哪一篇就讲哪一篇，就在这里准备，不能回家；上课地点分别在海南中学、海口一中和侨中，抽中哪个学校就在哪个学校，不得调换。考评的第二节课，在参加考评教师所在学校自己执教的班级上课，听课时间由考评组决定，不提前通知，随到随听。”

田主任还没有讲完，有三位校长问他，是否可以不讲课。田主任说，可以不讲课，但是不上课就不能参评。那三位校长说他们二十多年没有上课，不参评了，当时就走了。

我抽的课文是高二的自读课文《警察与赞美诗》，要求一课时完成教学任务，地点在海口一中。听课的只有三位专家评委，但是，海口一中教导主任没有听清楚上级的电话通知，把我要去上课的那个班的学生，调到学校一个很大的阶梯教室等候。当我和三位评委走到四楼那个班的教室门口，一看教室空无一人。田主任立即打电话，该校教导主任马上去阶梯教室，带学生回自己的教室上课。尽管这节课来回折腾了七八分钟，还是上得非常成功。三位专家打的平均分为95.7分。我的教案平均得分是95分；作业批改平均分是89.7分；教学研究得分97.7分；德育工作95.3分；群众意见84分。上述各项分数分别乘以“加权系数”，最后实得分为94.11分。“专家学科小组结论”：“完全具备特级教师条件”。

海南省当年的这种考评方式，我以为值得当今“优质课”竞赛借鉴。也许那些不敢上课的老师，就像那三位校长一样，望而却步，那些为获得“优质课证书”而“磨课”的不正之风当戛然而止。

“做课”或“磨课”之不正之风，如同自然界一样，“风起于青萍之末，止于草莽之间”。如果我们从风源头上，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如同海南省当年评特级教师那样，不是就可以解决弄虚作假的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