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三道四（34）由“外调”而浮想联翩

说三道四（34）由“外调”而浮想联翩

由此及彼，浮想联翩。其中既有顿悟思维，也不乏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三种思维方式交集，有时还真是剪不断，理还乱。既然如此，不妨就来一个东北家常菜“乱炖”。

其实，东北“乱炖”能成为家常菜中的美食之一，不论是挑选食材，还是制作工序并不“乱”。

言归正传，继续由“外调”谈起。争取做到“乱”而有序。

“外调”,就是要去外面找人，证明被调查人对“组织上”是不是说的真话。而且，“组织上”是本着对被调查人负责的精神，不惜人力财力，千方百计去寻找证人证言。那么，继续推理，“组织上”为什么要对你负责？从好处想，可能要重用你，必须用事实来证明你是否忠诚。从坏处想，可能要整你，虽然“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但是，如果“外调”可以找到“有辞”，不更有力度吗？

不论是要用你还是要整你，“外调”都是在你不知道的情况进行的。于是，又一个不为现代人所知的，那个时代的流行词语“背靠背”频繁出现在人们的政治生活中了。

这里说的“背靠背”不是现代体育用品品牌kappa，而是文革时期的常用政治语言。

“背靠背”，顾名思义，就是两个人的背部靠在一起，如kappa徽标那样，互相永远看不到对方。“外调”人员是谁，到哪里，去找谁等等，“组织上”永远都不会告诉你。这是“背靠背”调查。

还有“背靠背”揭发。“组织上”召集除你之外的人开会，让到会人员揭发你的错误言行，或“反动言论”。据说，这种政治斗争方式始于延安时期，但是，我们这代人是在文革时期亲身经历过的。

1967年12月，我被分配到武汉市水厂路中学。“工宣队”进校后，狠抓阶级斗争，清查阶级敌人。但我们那是一所新校，除了几位中年领导干部外，都是刚从学校毕业的大学生，以及我们这些短训结业的高中生（承认我们算大专学历，是拨乱反正之后）。从教师年龄上，已经找不到历史上有问题的阶级敌人了，那么，“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呢？

先自己写材料吧，老老实实向“组织上”主动交代文革期间的言行。然后通过开会、个别谈话等等方式，“背靠背”检举揭发。于是，在我们那个只有40个年轻人的小学校，终于揭开了阶级斗争的“盖子”，有“造反派头头”、“吉普女郎”、“带枪的人”等等。清查运动如火如荼，清查目标也越来越集中。

现在已经记不清别人的遭遇，只记得我这个“带枪的人”当时的经历。我曾经不知多少次口头或书面，向“组织上”交代了文革期间我的手枪从哪里来的。“组织上”开始是启发，其实是诱导，只要承认参加了文革抢枪活动就没有事了。但是，我没有参加过抢枪呀！

那是在湖北省实验师范短训期间，被“选”为学校“文化革命委员会”委员，红卫兵运动兴起时，当然成为学校红卫兵负责人之一。造反派夺权后，被“通缉”。我们几个红卫兵负责人只好跑到鄂西北避避风。

当时接待我们的是实验师范学校高中部校友父亲的战友，郧阳军分区司令员，他安排我们住在郧阳地区招待所。千叮咛万嘱咐，不要介入本地运动。全国开始抢枪时，我们正在郧阳，我们这些被军分区司令员保护的红卫兵，怎么会去抢他的枪呢？

我们住在地区招待所，认识了地区机关的小车司机宋师傅，都是年轻人，聊得来，一来二去成了朋友。我们离开郧阳回武汉时，他问我玩过枪没有，我说没有。他一定要送我一把驳壳枪和一些子弹，我也好奇，就把它们带回家了，藏在家里。不幸被正在读初中的外甥偷偷拿到学校与同学一起玩时，被学校老师发现后，上交给“组织上”。

后来，我们学校“组织上”派人去郧阳“外调”，证实我说的都是真话，并对我说，你这件事不会记入你的档案。退休后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看到了我的档案，我写的那些材料赫然存放在档案袋中。原来，“组织上”面对我说的话，与背着我做的事，不是一回事！原来，这些东西跟着我一辈子了，如影随形！而水厂路中学“组织上”去“外调”的结论，以及证人证言，居然没与我写的材料放在一起！我都退休了，还能说什么呢？再说还有什么用呢？

但还是想多说一句，不论是谷歌，还是百度，查“背靠背”，都只有运动品牌kappa。没有文革期间的这个政治术语！好想巴金倡导的“文革博物馆”早点建成，让后代知道“文革”是怎么回事，万一有人要重蹈覆辙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