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以忘忧

古稀之年,知足常乐,助人为乐,自寻其乐!
正文

说三道四(34)由“外调”而浮想联翩

(2020-01-01 05:36:25) 下一个

说三道四(34)由“外调”而浮想联翩

由此及彼,浮想联翩。其中既有顿悟思维,也不乏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三种思维方式交集,有时还真是剪不断,理还乱。既然如此,不妨就来一个东北家常菜“乱炖”。

其实,东北“乱炖”能成为家常菜中的美食之一,不论是挑选食材,还是制作工序并不“乱”。

言归正传,继续由“外调”谈起。争取做到“乱”而有序。

“外调”,就是要去外面找人,证明被调查人对“组织上”是不是说的真话。而且,“组织上”是本着对被调查人负责的精神,不惜人力财力,千方百计去寻找证人证言。那么,继续推理,“组织上”为什么要对你负责?从好处想,可能要重用你,必须用事实来证明你是否忠诚。从坏处想,可能要整你,虽然“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但是,如果“外调”可以找到“有辞”,不更有力度吗?

不论是要用你还是要整你,“外调”都是在你不知道的情况进行的。于是,又一个不为现代人所知的,那个时代的流行词语“背靠背”频繁出现在人们的政治生活中了。

这里说的“背靠背”不是现代体育用品品牌kappa,而是文革时期的常用政治语言。

“背靠背”,顾名思义,就是两个人的背部靠在一起,如kappa徽标那样,互相永远看不到对方。“外调”人员是谁,到哪里,去找谁等等,“组织上”永远都不会告诉你。这是“背靠背”调查。

还有“背靠背”揭发。“组织上”召集除你之外的人开会,让到会人员揭发你的错误言行,或“反动言论”。据说,这种政治斗争方式始于延安时期,但是,我们这代人是在文革时期亲身经历过的。

1967年12月,我被分配到武汉市水厂路中学。“工宣队”进校后,狠抓阶级斗争,清查阶级敌人。但我们那是一所新校,除了几位中年领导干部外,都是刚从学校毕业的大学生,以及我们这些短训结业的高中生(承认我们算大专学历,是拨乱反正之后)。从教师年龄上,已经找不到历史上有问题的阶级敌人了,那么,“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呢?

先自己写材料吧,老老实实向“组织上”主动交代文革期间的言行。然后通过开会、个别谈话等等方式,“背靠背”检举揭发。于是,在我们那个只有40个年轻人的小学校,终于揭开了阶级斗争的“盖子”,有“造反派头头”、“吉普女郎”、“带枪的人”等等。清查运动如火如荼,清查目标也越来越集中。

现在已经记不清别人的遭遇,只记得我这个“带枪的人”当时的经历。我曾经不知多少次口头或书面,向“组织上”交代了文革期间我的手枪从哪里来的。“组织上”开始是启发,其实是诱导,只要承认参加了文革抢枪活动就没有事了。但是,我没有参加过抢枪呀!

那是在湖北省实验师范短训期间,被“选”为学校“文化革命委员会”委员,红卫兵运动兴起时,当然成为学校红卫兵负责人之一。造反派夺权后,被“通缉”。我们几个红卫兵负责人只好跑到鄂西北避避风。

当时接待我们的是实验师范学校高中部校友父亲的战友,郧阳军分区司令员,他安排我们住在郧阳地区招待所。千叮咛万嘱咐,不要介入本地运动。全国开始抢枪时,我们正在郧阳,我们这些被军分区司令员保护的红卫兵,怎么会去抢他的枪呢?

我们住在地区招待所,认识了地区机关的小车司机宋师傅,都是年轻人,聊得来,一来二去成了朋友。我们离开郧阳回武汉时,他问我玩过枪没有,我说没有。他一定要送我一把驳壳枪和一些子弹,我也好奇,就把它们带回家了,藏在家里。不幸被正在读初中的外甥偷偷拿到学校与同学一起玩时,被学校老师发现后,上交给“组织上”。

后来,我们学校“组织上”派人去郧阳“外调”,证实我说的都是真话,并对我说,你这件事不会记入你的档案。退休后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看到了我的档案,我写的那些材料赫然存放在档案袋中。原来,“组织上”面对我说的话,与背着我做的事,不是一回事!原来,这些东西跟着我一辈子了,如影随形!而水厂路中学“组织上”去“外调”的结论,以及证人证言,居然没与我写的材料放在一起!我都退休了,还能说什么呢?再说还有什么用呢?

但还是想多说一句,不论是谷歌,还是百度,查“背靠背”,都只有运动品牌kappa。没有文革期间的这个政治术语!好想巴金倡导的“文革博物馆”早点建成,让后代知道“文革”是怎么回事,万一有人要重蹈覆辙呢?!

 

 

[ 打印 ]
阅读 ()评论 (0)
评论
目前还没有任何评论
登录后才可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