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贡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曰:“敢问其次。”曰:“宗族称孝焉,乡党称弟焉。”曰:“敢问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为次矣。”曰:“今之从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
“行己有耻,不辱君命”,高洁之士,事情可能办砸了;斗筲之人张仪无信无义,却能达成使命。孔子看不起“言必信,行必果”之人,又说,“民无信不立。” 不知信何以立?他似乎觉得,我是君子,老百姓就应该信我,听我的召唤。然而当真出事了,孔子也知道不行。
齐欲伐鲁,孔子闻之,谓门弟子曰:“夫鲁,坟墓所处,父母之国,国危如此,二三子何为莫出?”子路请出,孔子止之。子张、子石请行,孔子弗许。子贡请行,孔子许之。子贡不负使命。注意,孔子自己不去。他知道子路,子张、子石(公孙龙)包括他自己,都能不辱君命,但化解不了危机。真到用人之时,才显出谁是可用之才,谁光说不练。
孔子一如尼采,自己看重的就推崇,自己不能的就贬斥。思想者在“真”与“好”之间平衡——真不一定好;为政者在“好”与“成”之间平衡——好不一定成。孔子显然是重“好”略“成”,但尚不失真——如不辱君命——可能达成君命,也可能达不成使命,但也不辱于君。孔子之后的儒者如孟子,重心高嘴赢,对真不真则莫不关心。比如“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说得头头是道,而现实却是,虎狼之帮秦国灭了六国,一怒就屠城的成吉思汗,平了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