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

写父亲太难，因为我不敢说我有多了解他。说他是知识分子，他没有著书立说，说他是干部，他又没有傲人的枪林弹雨的革命经历。可满书柜的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书籍，满书柜的马恩列斯全集，满是圈圈点点及评注，这又该怎么解释呢？

寥寥记忆

这一代人都该记得，从小学加入少先队起，就要填家庭成分。毛时代创造了两种独特的成分“革干”、“革军”。一言以蔽之，不管你的老祖宗是干什么的，只要父辈革命了，既往不咎，授以新的头衔，颇有封爵的意味，形成了一个中国特殊的阶层。可对普通百姓就要上查三代，祖父、曾祖父是地主的，不管你的父辈是读书的还是卖菜的铁定是地主出身，“生而不平等”就这样简单、明确地决定了我们人生的起点，赋予我们不同的人权。我问父亲我该填什么，父亲告诉我填“职员”（从爷爷说起）。可他确实是干部，文革前一直在邮电部和东北局工作。

父亲喜欢摄影，我们幼时留下了许多照片，文革中毁了很多。记得看过姐姐的第一个影集，是爸爸亲手做的，白缎子的封面，画了一个小女孩。后来父亲的3台相机都寄卖了，来客人的时候还要借相机照相。一次父亲学生时代的朋友侯叔叔到家里来了，在陶然亭公园给我们照了很多相。我很奇怪，平常都是父亲给人照，这回怎么是别人给我们照呢？听姐姐说，这个侯叔叔也喜欢摄影，后来去了延安；他的妹妹（侯波）是国家领导人的私人摄影师，开国大典的经典照片就是她拍的。

父亲沉默寡言，整天不是看书、爬格子，就是写大字。有时会照着一本书，闭着眼睛练气功，我小时候很怕看他那个样子。父亲还有一个爱好就是吹口琴，那大概是他唯一的娱乐了。二姐小学时写了一篇作文“我的爸爸”得了一等奖，登在北京市小学生优秀作文选里了，是写父亲怎么见缝插针学俄语。建国初期，父亲是邮电部经济政策研究室主任，一切都要跟随苏联老大哥的脚步走，学俄语是必然的。

调离京城

1960年中苏决裂，9月政治局决定成立6个中央局，北京抽调大批干部去各个地方局，先是听说父亲去华东局，可是后来却去了东北局。母亲讲，当初调动还是照顾南北方人的，父亲是嘉兴人，调华东局。可是室里有个东北人调东北局却不肯去，1960年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刚刚开始，东北的情况很差，父亲主动跟他换了。直到1965年战备，周总理在人大会堂作报告，动员调干家属离京，母亲、爷爷和我去了沈阳与父亲团聚，两个姐姐仍留在北京求学。

到了沈阳才知道外地与北京的差别，才知道机关大院里与院外的区别。当时沈阳不象北京有很多公共娱乐场所，所以到沈阳的第一年，我的课余时间都是在院内度过的。院里有物美价廉的商店，有美味佳肴的大食堂、小食堂及营养食堂，滑冰场、游泳池，果园，绿荫丛中的办公楼和宿舍楼，独立的蒙古包、小别墅；还有仿照人大会堂建的大礼堂，可以打乒乓球，台球，放映内部电影；周末还可以跟警卫战士一起打靶……院里的生活与院外的沈阳有天壤之别。真是天高皇帝远，外省官比京官享受多了。

文革初期

1966年文革开始了，父亲变得更沉默寡言。一次我晚上要去学校，临走前父亲叫住我，嘱咐说：“在学校不要乱说，57年反右时一些学生就是口无遮掩被打成了右派。”那时父母的朋友亲属中都有被打成右派的，只是我不清楚，不懂得什么是政治斗争 。随着文革的展开，局面越来越难以控制，原本外人不能进来的大院也来了许多造反派。父亲那忧郁的眼神，父母间的窃窃私语，给我一种不祥的预感。终于有一天，父亲进了学习班，抄家的人来了，刨地三尺要找进行特务活动的证据，在一无所获的情况下居然把一个普通的烤面包片机宣布为发报机带走了……我也真佩服爷爷的勇气，他竟然对那些抄家的人喊，“我儿子是革命的！”爷爷心爱的云竹和大大的金鱼缸也被无情地打碎。

从造反派的口中，我才知道父亲是有历史污点的人，参加过三青团，加入过国民党 ，并被冠之为国民党的接收大员，苏修和国民党的双料特务，保皇党，保宋、马、顾、喻、徐……

多年后父亲解释说，学生时参加的三青团，就像现在参加共青团一样；国共合作时期，42年参加了国民党，当初许多共产党员都参加了。日本投降时由重庆派到北平工作，就成了接收大员；五十年代中国全盘照搬苏联的经验，与苏联专家有工作关系，故脱不了千丝万缕的瓜葛，亦被怀疑为苏修特务。父亲悲愤地说：“没有常识，没有一点历史常识！” 至于说保皇，父亲始终坚持说，“你们谁与之共事了？有什么根据？”父亲真正与之共事的是顾卓新，因为顾卓新分管经济。其实东北局的干部大多是保皇的，造反的多是搞后勤的、机要的、警卫的，再加上外来的造反派。后期有的干部看形势不好，才反戈一击，这些“顺潮流者”大都逃过了下乡的命运而被安排在省委各个部门。

文革中父亲究竟挨了多少整，受了多少苦，我并不清楚。一次他被造反派押着回家拿东西，我正在给远在北京的两个姐姐写信，父亲瞟了一眼，欲言又止，走到门口时还是回过头来，郁闷地说，先不要告诉她们吧。看着父亲那毫无光泽的双眼，我的眼泪一下就涌了出来……后来父亲从学习班去了五七干校。曾碰到一个院里的小孩，他因为年龄小跟父母一起去了五七干校。他对我说：“我看见你爸挨斗了！”正当他神神秘秘还要对我说什么的时候，我对他说：“别说了，我不听！”不知当时是一种什么情绪，我断然拒绝了他。以后陆陆续续地听说，父亲在那儿吃不饱，白天劳动很累，晚上炕把褥子烧糊了一大片还没感觉到。，父亲的胃做过大手术，到东北局后一直在营养食堂吃饭。他不能吃粗粮和硬东西，吃东西也比较慢，所以在给定的极短时间内，根本不能果腹。老乡还偷着给他送过吃的，他也买过饼干趁没人时吃。。当地的老乡形容这些五七战士是，“破棉袄草绳子，一人一块大手表。”手表当初在农村还是罕见的。

五七战士

1968年人民日报报道了柳河五七干校，同时发表了毛的最新最高指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该这样做。”东北是极左的，干部先去了五七干校，继而在1969年 让这些五七战士连同妻儿老小一起下乡，东北局也撤销了。母亲跟父亲不在一个单位，想设法留下，可是爷爷是没办法留下，只好跟父亲一起走。我从青年点回来送他们。火车开到叶伯寿，下来吃中饭，到处都是下乡的干部及家属等着县里出车送到下面。一辆卡车拉着东西，我和爷爷坐在司机旁，父亲就与行李一起坐在车厢上，那是大冬天，上面有多冷，我当时是没想过的，也不知道，直到后来有一次我们几个知青搭乘大卡车，才知道那是可以冻死人的。

卡车走陡峭的盘山路，走干河套，绕过一座座山梁，在山脚下有几户人家，冒着缕缕炊烟，我以为这就是了吧，可卡车没有停下来。望着山上皑皑的积雪，耳边响着呼呼的北风，我突然觉得就像小说里写的流放西伯利亚一样。卡车终于在一个小山岰停下来了，老老少少有十来个人等在那儿，拿着小旗，敲着锣表示欢迎，完整的地名是辽宁省建平县萝卜沟公社柴杖子大队交界沟小队。听听这个名字，你该可以想象一下那会是怎样的一个在荒山秃岭下的小山沟，住着世世代代没有出过山的老农。

生产队腾出一处茅草房，一进门中间是做饭的，有个灶，左右是两间屋。东西搬进来后，天黑了人散了。左边一间屋的炕已经烧热了，爷爷一坐下，马上站起来惊讶地说“非烫的”。爷爷是南方人，从来没见过炕，所以很惊奇。三代人一铺炕不知怎么睡，还是父亲说，挂条床单把炕一分为二吧。爷爷、父亲在一边，我在另一边。

没过多久，母亲抵不住逼迫，下到了农村，我也从青年点转回了家。有一次，父亲去参加公社在某个生产队召开的会议，天快黑了还没回家，母亲很着急，跟生产队的人讲。他们说早该回来了，怕是迷路了，于是召集几个人，打着灯笼，敲着锣四处去找，感谢老乡们在山里找到了他，已经是半夜一二点钟了。那次真的很危险，在寒冷的冬夜，山里经常有饥饿的狼群出没。

我虽然回到了家，但很快被安排到大队学校做民办教师，由于不习惯走山路，就住在学校，周末才回家，所以也不清楚父亲是如何在生产队劳动的。我无法想象他瘦弱的身躯在田里那般辛苦劳作的情景。乡亲们是朴实的，他们没有批斗父亲，反而羡慕父亲是“拿饷”的人。在那十个工分才值一毛多钱的穷乡僻壤，父母的工资成了生产队的财源，队里春天买化肥来找父亲“借钱”，要添置马匹也找父亲“借钱”。村里的妇女们也不挎着鸡蛋篮子去大队小卖部换钱了，都送到母亲这儿，一来省了来回走10多里山路，二来若没有零钱，母亲会多给一些。工资要到公社去领，来回40多里的山路，母亲去不了，父亲身体不好走一趟也很吃力，所以任务就落到了我的头上。开始时还行，工资能如数拿到手。不久大家都知道全公社的五七战士，父亲工资第一高，母亲第二。公社书记仅有四、五十块钱，社员则一年到头也见不到一分钱，买油盐酱醋全靠用鸡蛋换。以后我去领钱，公社的头头们已经把他们私人要“借”的钱扣下了，再后来这种现象几乎波及到了每一家五七战士。有人反映给上面，上面也有批文制止，可那是执行不了的。那个年代人们还很老实，“借钱”的人没出大格，虽然没打算还，但没有谋财害命。现在想想，我一个人走山路，在羊肠小道上，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任何一个人拦路抢劫，我只有乖乖地缴械，可是从来没有发生什么事。

当地结合

1971年9月13日年林彪东窗事发，引起极大震撼。这也是党内最大的丑闻，怎样向全党全民解释都不能自圆其说，文革的神话不攻自破了，五七战士也都感到了政治上的松动。紧接着1972年1月6日陈毅去世，毛参加了追悼会，这又给全国数十万的五七大军打了一剂强心针。4月24日《人民日报》刊发社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人们开始另眼相看五七战士，陆续解放了一些人。大概是1973年，父亲被结合到了建平县革委会工作，家也搬到了县城。那是极短的时间，我甚至都没回过那个家，我当时在青峰山公社中学教书。

不久原东北局的人到了邻县的陵源钢铁厂工作，很快就打听到父亲，调其到陵钢。那时陵钢由原东北局4人，原省委1人，还有原朝阳地委书记及其他一些地方干部组成了有史以来最强大的领导班子。这些人把压抑了多年的才华、热情都奉献出来了，一年陵钢的产量就翻了一番，他们生产生活一起抓，厂里第一次盖起了大片的两层居民楼，结束了仅有小平房的历史；新建了能容纳300多儿童的漂亮的幼儿园；还修建了大礼堂，可以开会、放电影。另一方面也促进了一批老大学生和老五届的大学生入了党，提了干。父亲爱才，总是为那些大学生入党及进入各个部门的领导班子讲话，创造条件让他们发挥聪明才智，力图改变转业兵当领导的一统天下。有一个70届的大学生，申请入党好多年了，就是入不了。父亲了解到是因为此人出生于农村，毕业于北京财经学院，衣着比较讲究，被说成是忘本。父亲在会上说，知识分子有点毛病可以教育，不要求全责备，不要言过其实。回到家里对我说：“农村出来的受了高等教育，有变化是正常的，是进步，衣着讲究是文明。”其实该人根本谈不上“讲究”，只是比一般人整齐干净罢了。在父亲的关照下，此人入了党，提了干，后来很快做到了省物资局的副局长。

陵钢最初是劳改厂，后来交给地方，一直是不死不活的状态，自从这些五七战士组成厂领导班子，钢产量节节上升，在冶金部挂了号，也名扬四邻。一些还没有工作的五七战士开始来“串门”，交换一些小道消息。过去在机关工作，有不成文的规定，下班后不来往。用现在的话讲就是“潜规则”，这是上头怕底下结党营私。作为个人也怕授人以把柄，从没间断过的党内争斗，让人心有余悸，居安思危。

曾有一个东北局老干部，找父亲帮他写申诉材料。他说一个儿子在天上(空军)，一个在水上（海军），他们老俩口在田里。他1929年就参加革命工作了，因没有证明人，文革中被改为1945年参加革命，他很不服气，回忆了1929年至1945年间的事。父亲帮他写到深夜……我感觉那时他已经很老了，带着一个十几岁的农村小孩陪他到我家的，也不知他是否等到了改正的那一天。

还有个原省委的人，文革中被抄家，15岁的女儿被强奸，他写了十几页的材料，希望找到犯罪人，绳之以法。他拿材料给父亲看，要父亲帮忙改。父亲改完后给我看了，字里行间透着一个父亲的愤怒、自责和无尽的悲伤。在中国，在那种落后封闭的社会环境，虽不是他女儿的错，但其一生就被毁了。我见过她，深居简出，没有工作，表情木然，不知精神是否还正常。

自顾卓新在安徽复出，要父亲去安徽工作，可父亲已经没有什么干劲了，不想动。1976年起，当地纷纷传说五七战士回城的事，人们开始蠢蠢欲动。77，78年不少人都回了原单位，没有原单位的人也通过各种渠道回城了。一时间，除地方干部外，陵钢就剩下了父亲一人。父亲不善交际，骨子里又有一种让人难以理解的清高和古板。让他去活动找人调回城里简直是不可思议的。我很清楚，父亲这种人是不适合做基层工作的，他没有领导人的魄力，没有部队转业干部的霸气，纸上谈兵还行，被同僚称为笔杆子，但要去面对形形色色的人和事他缺乏强有力的手段。

返城工作

后来父亲病了，我极力劝他去省城看病。一方面当地的医疗条件差，另一方面我想他只要去了，一定会遇见一些旧故的，也许有机会调回城里。真让我猜对了，父亲去看病就遇上了我们以前的邻居，我叫他王叔叔。他没有下乡，属于那种文革后期反戈一击的人，留在省委组织部工作，专管干部的。他对父亲说，几年前就讨论了这些干部的去向，念到父亲名字的时候，有人说他当地结合了，就被从名单上划掉了。他知道了父亲的现状，就说调回来吧。父亲还在医院看病，调令就到了陵钢。那是1979年了。

父亲是循规蹈矩的人，按理我是可以和父母一起回城的，可他说等他安定了再打报告，按身边无子女调我。一年后还是那个王叔叔问到了我，埋怨父亲太老实，按部就班打报告不知要等到猴年马月。以前各部委都有管生活的人处理这些事，现在要自己找接收单位发调令。那次我对父亲说，“我从来没有沾过你什么光，你也从来没为我们考虑过，这次我是说什么也不想当教师了，我要换个工作。”万事不求人的父亲不知道怎样才开了口，为我找了接收单位。下乡12年后的1980年我调回了城。如果说他谋过什么私利，这是仅有的一次。

父母刚回城时，临时分了两间房，我回去后没地方住，就带着3岁的女儿与父母住在一起。我上班要倒3趟车，倒两趟车时把女儿送到幼儿园，再坐一趟车到单位，虽然不太远，但很不方便。一次下大雪，父亲不发话，我知道他是不会想让我搭他的车的，我早早就出去了。下雪天，等车的人多，车又少，好不容易来了一辆车，人们蜂拥而上，根本没人礼让，我抱着穿着厚厚棉大衣的孩子，哪里是别人的对手，只有望洋兴叹的份，心里一种莫名的委屈。接父亲上班的司机看到了我，就转过来停下让我上。司机对父亲说，“别人私事用车的多了，下这么大雪，还抱着孩子，这车哪上得去呀。”我听了别人的同情，眼泪在眼里打转，强忍着不让它流出来。父亲和我一路上都一句话也没说……。当初怎么那么傻，怎么就没想打个电话请个假不去就是了，天会塌下来吗？可当初就是当初，是不能以现在的思维置换的。

过了两天，父亲对我说，小孩送长托吧，幼儿园跟你刘伯伯家在一个院里，他跟园长说了，明天就可以送。刘伯伯是在陵钢的4个原东北局的干部之一，回城后在铝美设计院当书记。我知道父亲是看我接送孩子辛苦，也是怕我再搭他的车。父亲还告诉我，这回送长托了，就不要去看了。回城后我把女儿送去了省委幼儿园长托，第二天下班我跑去看看，一屋子的家长都在接孩子，女儿啕豪大哭，满脸的鼻涕眼泪，也没人管，我的心都碎了，急忙跑进去把她接走了。从此每天去幼儿园女儿都大哭，不管怎么告诉她，一定接她回家，她也不相信了，整整哭了一个月。那时候孩子送长托的少之又少，与日托的又不分开，看到别人家长来接孩子，没人接的孩子当然会哭，老师又不给予格外的关注，小孩也蛮可怜的。就这样，女儿换了所幼儿园，又上了长托。

父亲在东北建筑设计院工作，院里给他三间房。那时正是房子很紧张的时候，文革十年后才刚刚开始兴建新的职工住宅楼。五七战士回城没房子，知青回城没房子，各单位都面临房子短缺的困境。母亲想把现住的两间房留给我，但父亲执意要交还，说两口人住三间房太脱离群众。那两间房根本不属于东北院，交不交没人关心。可是父亲的决定不会改变，他把房门钥匙交到了省建工局办公室主任的手里。他以为那样做，会维护党的威信，是理所当然的。诸不知那位办公室主任转手就把钥匙交给了另一个局长，他也是给孩子用。父亲交上去的房子并没有让任何普通老百姓得到分房机会。我想那位办公室主任大概会认为父亲廉洁得近乎迂腐，太过天真了。父亲在乡下十年，回城后与当时的市风格格不入。

利益分配

父亲的压力很大，不是来自业务而是利益分配。80年代初，分房问题，评职称问题，奖金分配问题，还有两地分居问题，文革时留下的派系问题。那么多矛盾，十几甚至是几十年积攒起来的问题，怎么可能一下解决呢。父亲不住在单位院儿里时，下班时间到了，办公室里总有人等着谈个人问题，是司机解围说，“你们不下班，我还得回家呢。”司机是转业兵，说话气粗，别人都怕他，只要他一来，等的人就知趣地走了。后来搬到了院儿里住，晚上到家里来的人络绎不绝，父亲干得很辛苦，也很无奈。

设计院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主要是清华和同济大学的，还有少数杂牌军。全院800多工程师，30多高工，还都是文革前定的，那时进高工的名额有限，争得非常激烈，上报谁不报谁，一碗水根本无法端平。文革时，讲大公无私，斗私批修，文革后，人们开始为个人利益明争暗斗。

分房子更是粥少僧多，多年的欠账一时怎么补？院里有一对夫妇，上有老人，下有4个成年子女，都是回城知青，属未婚大龄青年，很多人反对給他们分房，认为4个子女都工作了，不能算数。可那时，没结婚的人哪个单位也不会分房给你，何况是回城没几年的知青。父亲力排众议，说要从实际出发，予以照顾。该夫妇的亲属在海外是知名人士，曾写信来说，愿意出钱为他们买房。可那个年代，有钱也没处买房呀。

父亲总以为只要他以身作则了，群众就会通情达理。发工资的时候，别人告诉他多少是奖金，父亲说，“奖金我就不要了。”。在我工作的研究所，所长、书记是拿110%的奖金的，然后是副手，各科室主任，以此类推。就我所知大部分单位都是如此的。父亲放弃奖金，确实也感动了一些人，但也有人说，那是因为父亲不缺钱。人们争奖金的劲头并没有为此有所收敛。

父亲太理想主义，一介书生，与社会脱节，不是对牛弹琴，就是曲高和寡。面对基层，面对工作以外的柴米油盐，那是与在机关工作完全不同的。父亲太软弱，一味求和，不能快刀斩乱麻，缺少决断能力。面对那么多的切身利益，无法苛求那些工程师们能有多脱俗，毕竟物质是人生的第一需要。父亲回城工作的那几年，主要精力都消耗在了这些“琐事”中，身心疲惫。

这时期父亲的烟也越抽越多，为此母亲常常唠叨。我对母亲说，“劝阻若没有用，就不如不说。”我下班回家的第一件事就是清洗父亲的烟灰缸，临睡前又清洗一次，早晨起来再清洗干净。我同情理解父亲的烦恼、苦衷，但不能赞同他无节制地吸烟，我以清洗烟灰缸表示不满，我想父亲心里明白我所表达的意思。这也是为什么至今我很反感吸烟，我不愿意触动那苦涩的记忆。从父亲被“办学习班”，我开始关注父亲，他与家人是不苟言笑的，很少交流，这个家过于认真，过于严肃，缺少温情，缺少幽默。是父母的性格使然，亦是时代的影响。他的细微变化我都看在了眼里，我在试图猜测他内心经历着怎样的屈辱、伤痛、矛盾、挣扎、以至最后的心灰意懒。

东北院也算老大难单位。部里要来人解决领导班子人选问题。母亲和我都叫父亲借这个机会就不要干了。我说：“你干不干都拿一样的工资，不干，也免得家里象市场一样人来人往。”父母那代人，都是1956年评定的行政级别和工资，一直到80年代也没动过，退休也是拿同样的工资。而我没说出来的最主要的想法是，父亲干不了一把手的工作。都说文人相轻，清华的看不起同济的，同济的诋毁清华的，文革中各群众组织间积怨甚重，剪不断理还乱的情结渗透在各个环节，再加上那些不争就会失之交臂的名利，人们失去了理智，失去了平和的心态，剑拔弩张的紧张气氛让人窒息，好似山雨欲来风满楼。再说了，纵观历史，何时有过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屋呢？就是现在，农民工又如何呢？

肺癌晚期

父亲以健康原因向部里递了辞职申请，也在全院的职工大会上宣布了退休的决定。我为父亲得以解脱感到高兴，盼望父亲从此能有自己的正常生活。不幸的是病魔早已悄悄缠上他了。

父亲还没退下来时，就有几次感到发烧不舒服，我叫他去看看，他不肯。退下来后就发现每天午后都微烧，去拍了片子，肺部已经有很明显的肿块，可以肯定是肺癌晚期，要马上住院。我没有告诉母亲，就去医大联系住院，才发现回城后父亲根本没办医疗保健证，这些事文革前是不用自己操心的，有人管，可是东北院不是东北局，自己不提，是没人管的。我也不懂这些事要找谁，也没有时间耽搁，心里很急，就直接打电话找了医大一把手的女儿，在她的联系下，马上就拿到了房间号。

我只跟父亲说再检查检查，把父亲哄进了医院。医院认为没什么可治的，只是打打点滴，父亲还是每日发烧，大概住了一周，父亲不耐烦了。一日我下班回家看到父亲在家里，才知道是他自己要车回来的。我告诉了母亲父亲是肺癌，一定要住院。第二天，父亲就说肋骨痛。我想医大他是不肯去了，只有换个医院。我跑到肿瘤医院，说是没有空房，要等。刚巧我有个插队的同学在那当护士，我找到她，她跑到后楼，挨屋去查。那是高干病房，住的都是晚期病人，她终于找到一间空房，于是父亲又住进了医院。我掩上病房门，想到父亲为我女儿找幼儿园，我却为父亲找医院，一丝凉意涌上心头。

这时癌症已经转移到肋骨引起了骨折，据医生讲会很痛，每日都打止疼针。这座楼里住的都是晚期癌症病人，病房里除了病床，还有一张陪护床，一张书桌，两个小沙发。母亲自文革就再没有工作过，但她不大会干家务，更不用说伺候病人，我是责无旁贷，决定请假照顾父亲。东北院来人问要不要陪护，我说不用，只要求他们给我们单位打电话为我请假。父亲是很要强的人，他一定不愿意被人看到那痛苦的表情，有人来看望时，他总是强打精神，装出没什么的样子。可我知道他痛得厉害的时候，眉毛会跳，但他从来没有哼过一声，医生都说没见过这么坚强的人。

这座楼里的医生护士态度倒是很好，他们知道病人一住进来，短则个把月，多则半年，就得向死神报道。所以从来不见他们有什么治疗方案出台，而是开各种营养药，止痛药，或者问你想要什么药，只要医院有的都会给你开。那时医生是没有提成的，所以开药是想减轻病患的痛苦，想在人走前尽量施以人道。

每天早晨医院的护理员会推出一大车干净的床单，要换就自己拿。这时也是陪护人员传递各房信息，各种偏方的时候。她们会说，几号房不行了，捱不过今晚了……，会说喝甲鱼血很管用的……人们接着就争相效仿。这里几乎都是老伴陪护，我成了唯一的子女陪护员，人们会疑惑地问，你母亲呢？我只对她们说母亲身体不好，不能陪护。母亲每天白天都来，买些吃的带来，陪父亲待一会儿，父亲总是催她早点回去。

父亲的情况很不好，由微烧变成了高烧，出很多虚汗，衣服全部湿透，每天要换两套衣服。高烧过后，体温就会低得测不出来，开始时还能吃些东西，后来就全靠点滴维持。早晨的状况往往是最好的，有时父亲会跟我聊一聊天，多数时间是我给他读读报纸。

两个姐姐都在外地，来了也不能长呆，而且她们俩人都害怕晚上单独与父亲呆在一个病房里，一张陪护床是不可能两个人住的，所以夜班一直是我。我想她们是因为很少与父亲相处，所以会怕。开始时我也想过照顾父亲可能有很多不便，但当你看到病人是那么无助，那么痛苦时，你就只想尽力减轻他的痛苦，别的就什么都不会想了。真的，我什么都做了，那是不能事先或事后想象的。

快过年的时候，父亲对母亲说，要给两个小家伙礼物。父亲是指我的和二姐的女儿。我们家是没有过年给小孩子礼物的习惯或传统的，父亲在病床上不知怎么想起了这件事。母亲买了两本相册，我带到病房给父亲看，问他要不要写几个字，父亲摇摇头没说话。我从不记得父亲给我买过什么东西，可是他每次出差回来总会给我的女儿买东西，我常想他是否在刻意补偿什么？

临终遗言

父亲已经是骨瘦如柴，时不时要用氧气，点滴也打不进去了，排尿也越来越少……就像耗干的油灯，摇曳的灯捻随时会熄灭。父亲仍然很清醒，那天早晨他对我说：“就这两天了，今晚谁在呀？”我很惊愕，他从没问过晚上谁在，已经五个月了每晚都是我在，他很清楚的。我告诉他，母亲一会儿就来，晚上也会在。他目光呆滞地望着天花板好一会儿，然后把头转向我，盯着我看，眼光很奇怪，我问他是不是想要什么？他毫无表情，一字一顿地说：“这个党就不要入了，下一代还要留学。”说完他就闭上了双眼，再没有说过话，再没有睁开过眼睛。我和母亲守候了一夜，第二天早晨1983年3月1日8点15分，父亲的心脏永远停止了跳动。我按响了墙上的呼叫铃，尖利的铃声响彻楼道……

追悼大会

治丧委员会成立了，送来了一些明文条款。还记得的有，在省级报纸上登卜告，追悼会限制在200人参加……原东北局的同事来了，看了那些条款都不以为然，告诉母亲悼词不能用，他们会起草一个给母亲参考。回城的这些五七战士，父亲大概是最先去世的，他们想用父亲的悼词发泄些不满，讨回些公道，要求平反。其实象父亲这样极普通的干部，文革中被定的罪名，我都想象不出是谁定的，造反派？革命群众？67年东北局就不办公了，以后又撤消了，回城工作，也没说你是被迫害了，回来就是回来了，旧事免提，文革的糊涂账没法说清。

东北院也很紧张，他们从没办过这种事，看到几天内就从北京来了那么多传真唁电，大大超出了他们的预想，很怕我们提什么过分的要求。最普遍的要求是对子女的安排。我两个姐姐没一人想到沈阳来，不用他们操心。我当时上班远，省级单位，而东北院是部级单位，同属建工口，大家都认为我是天经地义该调到东北院，可是我根本不想，因为不想失去自我而被人称为某某的女儿。我们什么要求都没提，东北院的担心是多余的。

开追悼会那天，花圈从灵堂一直摆到了门外的走廊上，汽车堵塞了街道，来人远远超过了200人，而我们多数都不认识。从登记簿上我们看到除了官方人员及东北院的以外，大多是原东北局的人。看着父亲遗体上覆盖的党旗，我知道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当他对我说出那句话时，有多么艰难，有多痛！一个人你可以剥夺他的身外之物，他不会太痛，可是如果你毁灭了他的信仰，他为之奋斗和捍卫了一生的信仰，他会死去。

告慰亡灵

父亲，您可以安息了。您所期望的下一代，4个孩子3个都在美国学有所成，成家立业。另一个不愿出国，也拿了博士学位，在干自己喜欢的工作。

时钟敲响了午夜十二点，一眼望去,窗外大雪纷纷扬扬，满地洁白，似乎在为我祭奠父亲；昏黄的路灯在雪地上投下了长长的影子，似乎在述说孤独与悲苍……

 

小女 岱

3/2/2009 于新泽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