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一程水一程
拾起搁置多年的笔，写下人生的感悟。
亲爱的四姨
还记得第一次离开北京去上海是在1962年我小学毕业时。听妈妈讲您收到了一笔稿费，请我们三姐妹去上海度暑假。
那时还是经济困难时期，在您家吃的第一顿饭就是红烧兔肉，第一次吃兔肉，觉得很美味，记忆尤新。可是上海的馒头不好吃，好像不是我们吃的普通面粉，也许那时添加了什么东西。
您带我们去逛街、去公园。人民公园，虹口公园，大世界，城隍庙等等。我说上海的公园很小，您说上海不能跟北京比，那都是皇家园林，当然大得多。当时我印象最深的一句上海话，就是街上卖冰棍的叫卖声：“棒冰吃吧棒冰”，回北京后我还学给朋友听。
您还带我们去了无锡，在太湖鼋头渚划船，买了无锡著名的手工艺品泥娃娃。
您一生简朴，从没烫过头，穿过时髦的衣服。走在华东师大的校园里，您说你若看到穿着漂亮的人，一定不是教师。再大一点时，我懂得了腹有诗书气自华。
临走时您带我们去淮海路买了奶油蛋糕带回北京。那时上海的奶油蛋糕的确比北京的好吃多了，那以后我去上海时也总是买个奶油蛋糕。
有一年您到北京开会，问我们要什么礼物，我要了一双半高帮的雨鞋，我二姐是一件连衣裙，我大姐是钢笔。现在想想在那个年代，物质很匮乏，大人要给小孩礼物都是自己决定，可是您却询问小孩的意愿，这种理念是跟西方的教育观念一致的，是要孩子有独立思考。后来在美国遇到一位搞幼教的朋友。她告诉我，在幼儿园老师给还不会说话的孩子玩具时， 不能只拿一件，要拿两件，要问他“Which one do you like? This one or this one?” 孩子抓哪个就给他哪个。她说这是工作规范之一。
一次我在中学教室的讲台上看见老师的一本数学书，作者名字是李汉佩，我又多看了一眼，真的没错，就是我四姨的名字。您在教课的同时还不断地笔耕，那个年代在大学教书的先生大多都会出几本书，他们是真正做学问的人。不像现在是为了评职称，七拼八凑的写篇论文，更有甚者抄袭别人的东西。而且我也很欣赏那时无论对大学的教授、讲师，还是中学老师都尊称为“先生”，可后来人们开始用职称来称呼人，这何尝不是一种赤裸裸的等级观念。
1968年下乡了，看到农村的缼医少药，知青中开始有人想学赤脚医生，那时我父母也已经下放农村了，城里无人。我写信给您，要您帮我买听诊器和针灸针。当我在知青点收到时，我们同住的5个女生都十分兴奋。拿着听诊器互相听，俨然像是已经步入了医学的殿堂。
大概是1981年我在辽宁省建材研究所做英语翻译，您到沈阳出差，我问您我想学德语，是现在就开始学还是等英语更好些再学？您说，怎样是更好呢？什么时候开始学第二外语都可以。您1943年同济大学毕业，留校工作，是因1952年政府依照前苏联的模式大规模调整高等院校院系设置，您才从同济大学转到了上海华东师大数学系。您的德文基础很好，我找到一盒学德文的录音磁带，没有中文翻译，您就边听边为我翻译成中文，写在纸上。可惜后来出国了，东西都丢了，也没能保留您翻译的手稿。
我们从小是保姆带大，上幼儿园，中学开始住校。母亲工作很忙，整天加班，对我们姐三的生活学习似乎都没有过多的关注，也没有留下多少记忆。我曾经跟人说过，我最感动和佩服的两位母亲：一是知识分子的四姨，她在儿女的教育上倾注了很多心血，她为儿女所创造的学习条件是无人可比的。另一个是我中学好友的母亲，她为子女任劳任怨，生活上关怀备至，一顿饭既做米饭又蒸馒头，只因孩子的爱好不同。她对人和蔼可亲，善良淳朴是一位劳动人民的母亲形象。两位母亲同样有着伟大的母爱，只是表现方式不同，令人敬仰。
今天是您百岁华诞，往事涌上心头，谨以此文祝您安康快乐！
戴山
7/31/2023 写于旧金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