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一程水一程
拾起搁置多年的笔，写下人生的感悟。
写过几篇悼念先人的文章，有我初中的语文老师、我的姨夫和母亲一生的好友，却没有写过一篇关于母亲的文章。
（一）
自从母亲1996年去世以后，我一直在记忆中扑捉母亲的形象，试图重新认识、理解她。她是一个极普通的人，却又是一个极有个性的人。她是一个大学没有毕业的知识分子，一个要强的职业妇女，一个博览群书的才女，一个从没有入党的党外积极分子，一个自文革就再没有机会工作的“离休干部” (她的退休证上是这样写的)。
母亲出生在汉口的法租界，据说她出生的那一年，长江的水变清了，所以被取名为“汉清“（而非留取丹心照汗青）。她的父亲曾是有权有势的管理盐茶的海关税务局长，亦是一个开明的读书人， 非常重视子女的教育。母亲不只一次地提道，他的父亲常说女孩子一定要读书、要独立。做为家里的长女，她从小学就被送到寄宿的教会学校学习，这对她今后的一生都有着极大的影响。在那个年代，女子上学是很希奇的事，更何况是洋学堂。听母亲说，她的表姐妹及堂姐妹都是在家里请私塾先生教，当知道她只身在外求学，就在家里“造反”，也试图争取出去上学。可见我的外祖父在他的同辈人当中是很开明的。
母亲自小接受西方教育，可在家里还是要练习写毛笔字的。母亲写得一手漂亮的毛笔字，老年时也还天天练字。我一直很羡慕字写得好的人，自己却写不好。好在现在都是用电脑打字，可以遮丑了。
母亲长得很漂亮，不是小家碧玉式的淑女，而很大气、端庄。宽宽的前额，透着聪慧，颇有气质，我不知该怎么贴切地形容，但的确很高雅，得感谢上帝赐予的礼物。他们兄弟姐妹长得极像，若聚在一起真可谓是才子佳人；可惜美貌都没有遗传给下一代。值得庆幸的是我们都继承了他们的才思，在各自的领域里虽不敢傲称佼佼者但也非平庸之辈。
母亲15岁时我的外祖母就撒手人寰了，留下了一笔以母亲的名字存的数目不多的私房钱，还有一盒早已被佣人窥视过的首饰。70年代，当我的三姨从四川退休后来看母亲，回忆起她们母亲常戴的首饰，有些在她去世后都不见了，据说有一颗很大的钻戒，是一个在海外做珠宝生意的亲戚送的，也不知去向了。在家的时候，她们的母亲不许他们白天坐在床上，女孩子不许翘“二郎腿”，也不许他们进厨房……，这种家教，加上教会学校的熏陶，母亲一辈子都是很重视教养的。她要我们吃饭不许捧着碗，不许出声音，夹菜要夹靠近自己这边的，不可以在盘子里乱搅。更要求我们坐有坐相站有站相。这些在当时的中国社会，都是被视为资产阶级的“穷讲究”。
后来，战乱动荡，家道开始破落，我的外祖父又再婚，离开了汉口。母亲和我的四姨还留在武汉上学，从此母亲担起了大姐的义务。听我四姨说，是母亲拿钱两次让她和我的三姨去参加考试，继续学业。那时到处都很乱，交通说断就断，出去就可能会音信全无，他们的父亲不主张去冒家破人亡的险，把母亲狠狠骂了一顿。三姨读完了初中，因身体不好就在家养病了。是因为母亲的支持，四姨得以继续学业。四姨以联考第一名的优秀成绩上了同济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50年代高校院系调整，转到华东师大，教了一辈子数学。母亲自己却没有读完大学就工作了。听与母亲相交60 年的好友在世时说，母亲靠自己的工资及变卖外祖母留下的首饰替我四姨及最小的舅舅交学费。我想母亲是为此做出了牺牲的，可她自己却从来没有提起过。隐约记得，母亲曾多方鼓励支持单位里的一位年轻人考取了清华大学，还带我和我二姐去清华看那个年轻人。走时在二校门拍照，不知什么原因，我当时就是不肯照。那个二校门文革中被毁，1991年又重建。
（二）
母亲工作繁忙，我们姐妹三人是由保姆带大。儿时上幼儿园，初中就都开始住校了。小时候对母亲没有什么印象，只记得她常常出差，有时会从天津买回来漂亮的童装，说天津的童装比北京的好看。记得母亲还说内联升的布鞋好，买来后，她会在鞋底涂上桐油，干了后再给我们穿，说这样比较耐穿。还记得一次我的鞋前面踢破了，我自己跑到学校旁边的一个修鞋铺去要求补鞋，修鞋师傅是个女的，她看了看就说回家让你妈补吧，我说我妈不在，她立即放下了手中的活，帮我补好了，而且不收我的钱。现在想想她可能误解了我的意思，也许在她的地位也想不到女人还会出差，她的善良、纯朴让我终身难忘。
从来没记得母亲过问我们学习的情况，可我们也都是名列前茅的好学生。只记得母亲买给我们很多书，有唐诗三百首，十万个为什么，格林童话，安徒生童话选，一千零一夜，卓娅和舒拉的故事，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牛虻，居里夫人，红与黑，悲惨世界， 红岩，青春之歌，林海雪原 ……有一阵母亲也常常借一些中国历史名著的小人书给我们看，还借来许多世界名画的画册，有很多是宗教故事。我那时只知道色彩和人物很漂亮，直到我出国后参观了各种美术馆，到过了梵蒂冈，才恍然大悟，我小时候看过了那么多的名画。母亲一直都订阅很多报刊杂志，也给我们订了小朋友、少年报等。记得母亲说过，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在没有电视机的年代，这些书籍开阔了我们的视野。小时候英雄传记看多了，至今我还是喜欢看从逆境中奋斗出来的名人传奇。
母亲对各种课外活动也是非常支持的。我们体育都不太好，但是游泳、滑冰、划船、打乒乓球、羽毛球这些我们都没有拉下。虽然住校，母亲还是让我们都买了汽车月票，方便了我们游山玩水。另外母亲还常常买首日封和邮票给我们，也自然培养了我们集邮的兴趣。逢年过节母亲总要买一些歌剧票、话剧票，带我们去看，那要算比较奢侈的消费了。我还记得看过歌剧蝴蝶夫人，当时不懂，长大了才知道是那么著名。也看过名角梅兰芳、马连良的京剧，话剧雷雨，青春之歌，孙维世翻译的一仆二主等；国庆十周年时还看了苏联著名舞蹈家乌兰诺娃演出的天鹅湖芭蕾舞…… 有空母亲也会带我们出游，记得十三陵第一天开放时我们就去了，人很多很拥挤。
我上小学时，母亲星期天有时把我带到她的办公室去加班，那时母亲在北京电信工程公司工作，人大会堂的同步传译装置是他们负责安装的，常常日夜加班，我也就有幸跟着母亲多次参观了还没有完工的人大会堂。为此我曾写了一篇作文，很得老师赏识，竟拿到六年级去读，而我只是四年级的学生。
60年代，母亲被抽调去北京的几个郊县搞四清，一干就是三年。那时父亲已经离京了，家里还有个80岁的爷爷，她完全可以说走不开，可她名副其实是个党外积极分子，根本不考虑家庭的困难。一次母亲从农村回来，天气凉了，到学校给我送一件棉衣，我拿了棉衣就回宿舍了，即没跟母亲聊一聊，也不知道让母亲来坐一坐。还记得一次从学校回家，看见一间卧室的门上贴了一个信封，上面写着“虱子”两个字，我觉得很奇怪，就随手撕下来丢掉了。后来才知道母亲在信封里放了一个虱子，想让我们认识一下什么是虱子。以后下乡了，才知道虱子的利害。想必母亲当年在乡下住的条件也很差，可我从没听她抱怨过。
在我大姐报大学志愿的时候，听母亲讲，电信是很好的专业，民用产品中，高科技产品都是先从电信业发展起来的。看看现在的手机、宽频、无线上网发展之快，确实证明母亲很有眼光，预见得很准确。我想母亲的业务知识大都是在工作中学来的，她很热爱她的职业，在同事中是相当出色的，好像还在邮电学院讲过课。
（三）
65年夏季战备风起，周总理在人大会堂作动员报告，要求调干家属离京。现在回想，那时大家也是被迫离京的。我大姐正在中国科技大学上学，二姐在师大女附中，开学就是高三了，自然都留在了北京。我当时刚刚被北大附中高中录取，户口是直接从初中转过去的。因户口不在家里，是完全可以蒙混过关不走的，老师也为此家访，表述了挽留之意。可我是自愿要走的，那时的我除了北京，只去过上海，以为全国都是这样，根本不知道城市间的差别，对新的地方充满了好奇。文革后下乡的那段日子里，母亲常常念叨，我是可以留在北京的，母亲是幻想我若在北京，可能不会在农村呆那么久，也许会有好一点的前途。
走到哪儿，母亲在女同胞中都是工资最高的，到沈阳长途电信局工作后差距就更大了。母亲又是一个不懂人际交往的人，难免会有人妒嫉。没多久文革开始了，形势越来越严重，常见父母在窃窃私语，我也感觉要发生什么大事。母亲有一本 很大的相册，都是学生时代的照片，母亲很珍惜，我也常常翻看。照片都是3cm X 5cm的黑白照片，是一种老式的德国相机拍的，没有光圈速度可调，光线好就可以照。照片有穿旗袍的，也有穿短裤的。有一张照片我印象非常深刻，是母亲参加排球比赛的照片。几个女生坐在地上，伸直腿，脚并在一起，上体分散开，成一个扇形，有人抱着一个排球和奖杯。她们都穿着白上衣，白短裤，白球鞋，各个喜笑颜开，真是青春活力一展无疑。相册里还有一些家族亲属的照片。当时社会上已经开始抄家，我想这些照片肯定会有麻烦，就烧掉了，在厕所里冲走了灰烬。为此母亲一直“耿耿于怀”，我也很内疚，那些珍贵的照片记录了母亲美好的青春年华，却被我付之一炬。没多久果然就来抄家了，是父亲单位的。后来有一天母亲也没回家，我去单位找，他们不让我见人，只对我说，你有个舅舅在台湾，要母亲交代海外关系……
68年我下乡了，随后父亲也走五七道路下乡了。那时周围的闲房很多，机关的工人、机要员都搬到大房子去了，母亲因为跟父亲不是一个单位的，暂时没走，就换了一个小房间，还是希望能留下来。可是没多久，顶不住压力，只好也下去了。
父亲下乡是我送的，当时是大冬天，火车只通到县城，然后换大卡车，真跟流放的感觉一样。母亲去了后，我从青年点又回家了一次。看到母亲灰头土脸的在拉风箱，还是烧不着火，心里很不是滋味。母亲从来没做过多少家务，又在乡下那种落后的环境，真是难为她了。我也为此从青年点转回了家。
那几年生产小队的会议几乎都是在我们家开的，省了灯油钱，又省了取暖费。队里的人对我母亲还不错，没有叫她下地干活，母亲就帮着队里的会计算账。村里的人常拿鸡蛋跟母亲换钱，一是免了来回走十五六里山路到大队小卖部去卖鸡蛋，二是母亲若没有零钱，总是会多给一些。村民也不忘过年过节送些自己蒸的粘豆包，杀猪灌的血肠给母亲，母亲往往又悄悄地转送给村里最穷的人家。村里有两户有孩子在外参军，凡是收到来信，自然拿到我家，母亲念给他们听，然后帮他们写回信。我从青年点转回了家，也没帮上什么忙，因为很快我就到大队的学校教书了。真不知道母亲是怎么过来的。
73年“五七战士”开始当地结合，有门路的纷纷打探回城的可能。母亲也试过，但因父亲没有回去，母亲单位也不想接纳她。之后随父亲去了凌源钢铁厂，母亲工资又高，很难安排。母亲的“与众不同”是一目了然的，她不会掩饰自己，在那样边远落后的工厂就更是鹤立鸡群，我猜想为此父亲也不愿意让母亲工作了，所以母亲的职业生涯从文革就终结了。母亲找当地的木匠打了两个大书柜，又开始买书，过起了退休的生活。
79年父母终于回到了沈阳。以前母亲有很多藏书，文革中都当废纸卖了，回城后又积累了不少的书。母亲的书只借给很少的人，一般她是不借的。我也很少看她的书。我能记得的有，资治通鉴，东周列国传，24史，喻世名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红楼梦，聊斋，唐诗，宋词，元曲，儒林外史……，母亲天文地理也知道很多，楼上的高工陈阿姨总说“你妈没有不知道的，什么事问她，她都能给你解释清楚。”我学英语时母亲对我说，要学英语就得学圣经，否则很多东西你都不懂。文革前，母亲有一本极袖珍的圣经，比一张名片大不了多少，厚厚的。纸张是极薄的字典纸，印刷得很精美。可是直到现在我也没读过圣经，也再没有见过这么小的圣经。
我接到母亲病重的电话，急忙回国，看到母亲躺在病床上，嘴唇干裂，说话不清，手无力地拿着笔，试图写出要说的话，可她已经近一个月没有进食了，完全没有力气写，纸上只留下无法辨认的线条。最后我们终于明白她是要我买感冒药，怕我从热带海岛来到冰天雪地 的东北会感冒。我真的很惭愧，好像从来不知道关心母亲。
母亲不该那时去世的。她患了胆囊炎，手术后 胆囊炎的症状消失了，本该好起来，可是那时的医德已不那么高尚了。母亲有高血压，平常一直在吃药，入院后，药就停了，我们问过医生，也不予理睬。事后我们发现医生加倍给母亲用了高血压禁用的昂贵的进口药，只因母亲有不受限制的医疗保险，医生多用进口药，会有提成…… 母亲不明不白地走了，当时竟然没有一个医生肯在母亲的死亡证明书上签字。母亲生前的一位同事，楼上楼下找医生，甚至破口大骂，终于有位医生写了些模棱两可的死亡原因，签了字。
我们从小住校，没有多少家庭观念，母亲又忙，交流很少。家里缺了点温沁，少了点亲情，长大了难免有摩擦。母亲受的是西方教育，从没对我们讲过孝道，我们是一脑子革命思想，更不懂要关爱父母。回想当初，我自己一直是在焦头烂额地学这学那，很少顾及到母亲老年的感受，也不是很理解母亲。其实对这个家她承担了很多，对工作她兢兢业业，付出了很多，她很独立，也很坚强。她虽然不能像家庭妇女那样与我们朝夕相处，具体关照我们的饮食起居，但她广博的知识，敏锐的思维，给了我们很大的影响。都说母亲是人生的第一个老师，我为有这样的母亲感到骄傲。
写到此，心中涌出《游子吟》。”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在母亲最后的八年里，我走了，成了海外游子，如今已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清明时节雨纷纷，仅以此文告慰母亲的在天之灵。
小女 岱
写于 NJ 04/04/2008
改于 SF 04/04/2018
我难以理解的一点是，为什么民国时期的男人那么不负责任？只要一娶续弦，这些父亲们就不再爱护前房所生的子女。他们的工资不低，却不要给前房妻子的孩子付学费，要年长的儿女去负担年幼儿女的学费。我老妈在花季少女时期也是到处找不必付学费的学校上学，挣工资后也是付她弟弟的学费，直到他大学毕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