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说到，1550年英格兰的政治风景线再度刷新，西摩家退出历史舞台，英格兰如今最有权势的臣子是沃里克伯爵约翰·达德利（John Dudley, 1st Earl of Warwick)。
在成功平定诺福克的凯特叛乱并得到摄政委员会的鼎立支持后，达德利没有沿用西摩的护国公头衔，而是给自己定了个摄政委员会主席。
此时爱德华六世已年满12岁，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年纪，在很多事情尤其是宗教问题上有他自己的想法，但在国事上仍需要扶持。达德利意识到这一点，所以开始建立和年轻国王之间的协作关系，选择性地让爱德华六世出席一些政策会议。而西摩掌权时，爱德华六世年龄尚小，是以从不介入国事讨论。
图1：爱德华六世
https://thetudortravelguide.com/edward-vi/ Studio of William Scrots (c. 1537 – 1553).
当然，做为王国里地位最高的权臣，他的伯爵爵位肯定要升一升的，达德利成了第一代诺森伯兰公爵（1st Duke of Northumberland）。
诺森伯兰郡此前只有一个伯爵爵位，由我们在亨利八世篇中提到的和亨八第二任王后安·波琳相爱的那位亨利·帕西家世袭[1]。达德利家封了诺森伯兰公爵之后，把帕西伯爵府名下的土地被划走不少。又因为达伦主教（Bishop of Durham）不支持新教改革，新封的诺森伯兰公爵将该主教坐席给取消了，达伦大教堂的土地和收入也被直接转入新成立的公爵府名下。
图2：诺森伯兰公爵
John Dudley, Duke of Northumberland | DiscoverBritain.com
说来也奇怪，年轻的爱德华六世对达德利的态度比之前对自己的两位亲舅舅的态度更柔顺。同时代的一位法国观察者记录，如果达德利想要通过国王之口说出他自己想做的事情，他会在夜深人静之时进入爱德华的寝宫。第二天上午，年轻的国王会会出席摄政委员会会议，就某项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期间会和委员会主席数次交换目光，有时还会在达德利的暗示下突然中途离开。
少年天子在偶尔出席摄政委员会会议之余，剩下的时间和其他12岁的贵族少年一样，不外乎射箭骑马读书打猎。
在宗教信仰上，12岁的爱德华六世已经是个坚定的新教主义者。他表现出对宗教理论辩驳的迷恋，而且少年老成到几乎教条主义的程度。爱德华11岁就独自撰写一篇批判教皇权威的论文，论文的结论是：教皇是魔鬼的真儿子，是个反基督的恶人和可恶的独裁者。虽然用词是典型的11岁少年，但立场的坚定却不容置疑。
在新教改革者们的眼里，爱德华六世无疑是他们心目中最智睿的王，证实了他就是神赐给英格兰的约西亚王。一位新教改革者如此写道：相信我，国王是千年难遇的奇才，从未见过有人能将博学、虔诚与和蔼如此完美地集于一身。
《公祷书》在1549年6月推出后，年底议会召集讨论新教改革的后续走向和举措。教会神职人员职位的八级制度被简化到主教、牧师和执事三级（Bishops, Priests, Deacons）；牧师不再为活人或死人做庆典或献祭弥撒，只需要根据新约进行布道传教和主持简单的圣餐礼；拉丁语素歌被英语赞美诗取代；教堂里禁止摆放圣者雕像，但可以继续摆放国王的雕像，对地方做出重要贡献且没有被罗马封圣的人的雕像也被允许摆放。
做弥撒礼所用的金银器皿当然是全部撤走，教堂里的石头祭坛也被拆去，取而代之的是简单的木桌子，用来做圣餐礼的准备。为了避免引起伦敦市民不满，圣保罗大教堂的石头祭坛在深夜里被悄悄拆去，第二天人们在祭坛处看到的是一个巨大帷幕，祭坛台阶的前面摆着一张简单的木桌子。
弥撒礼被废除了，如何填满教堂的日常圣事日程表？读圣经，反复诵读信经，信仰告白和祷告。故此，1550年，可以说是加尔文清教主义在英格兰全面获胜的一年。
但即使如此，还会有人觉得走得不够远。
1550年，肯特郡一个名叫乔安·波彻（Joan Bocher）的女人被捕，波彻是亨利八世时代明确定为异端的重浸会（Anabaptism）会员，她在坎特伯雷一带讲道，宣称耶稣基督并不是圣母玛丽亚受孕而生，而是像一道光穿过玻璃那样穿过玛丽亚的身体来到人间。之后波彻被押送到伦敦，在史密斯菲尔德市场烧死。她是爱德华六世时代被烧死的仅有两位异教徒之一。【另一位是因拒绝接受三位一体并不承认耶稣完全神格而于1551年烧死的荷兰亚流派信徒乔治·冯·帕里斯（George van Parris）】
1550/51年的英格兰充满了社会不稳定，国库空虚、宗教矛盾和货币贬值，再加上农作物严重歉收（50/51/52英格兰连续三年农作物歉收），诺森伯兰伯爵对民间暴动再起的担心可以理解。
为了生存，英格兰必须和法兰西缓和关系，也无法继续维持在法国驻兵。于是，1550年英格兰将亨利八世花巨大财力打下的法国北方领地布洛涅（Boulogne）归还法国。虽然只收到1546年《阿德尔条约》规定的法国方面应付赔偿金的一半，但也算是江湖救急了。
归还布洛涅的决定在英格兰是遭到很多人的反对，因为这严重削弱了英格兰对欧洲事务的话语权，但对英格兰来说，归根结底是个保面子重要还是保里子的选择，用同是摄政委员会委员的派杰特男爵安慰达德利的话来说：此一时彼一时也。至此，英格兰在法国只剩下卡莱这最后一块领地。
诺森伯兰公爵同时也将英格兰军队撤出了苏格兰，军队中的外国雇佣军在佣金算清后不再续雇。与此同时，诺森伯兰公爵也开始了复杂而缓慢的举措试图缓解货币贬值，虽然年轻的国王也积极参与此事，但收效不大。粮食价格继续上涨，面粉价格翻倍，售价半便士的面包现在只有之前一半那么大。
同年议会还发布了法令“严惩非法聚会和煽动国王的子民”。从这个角度出发，对诺森伯兰公爵摄政以及对年轻国王地位威胁最大的是都铎王室最年长的成员玛丽公主。
玛丽公主此时已经34岁，却还未出嫁。虽然父母在世时也给她议过几次婚，议婚对象包括她自己的表兄神圣罗马皇帝卡洛斯五世、法国国王佛朗索瓦一世的儿子、荷兰奥兰治大公等，但因为英格兰与欧洲盟友关系的反复变化，没有一次成功联姻。
玛丽公主在爱德华六世的王位继承名单上排第一，这对诺森伯兰公爵来讲绝对不是好事。她是英格兰地位最高、权力最大和最坚定的教皇派，不仅有罗马教廷和神圣罗马帝国的撑腰，在英格兰国内也有很多追踪者，明里暗里追随她的人在英格兰人口中不下半数。
故此，不管玛丽公主这块山芋有多么烫手，诺森伯兰公爵对她都无计可施。
一方面，如果爱德华六世先于玛丽过世，玛丽继位那天就是诺森伯兰的末日到来；另一方面，诺森伯兰也不敢真的派人刺杀玛丽，因为那么做不仅会导致国内暴动，而且卡洛斯五世的西班牙无敌舰队也一定会开到英吉利海峡。
但是，新教改革的进程也不可能因为玛丽公主是天主教徒而中断；毕竟不管是谁都不能违背国王的议会颁布的法令。于是1550年春天，议会撤去了玛丽公主私自举行弥撒礼的特权，玛丽被告知在自己府中也要按照《公祷书》要求做礼拜。
玛丽从青春期开始就患神经衰弱和月经不调，此时她的精神衰弱症又犯了。她告诉西班牙大使“摄政委员会里那帮狡猾邪恶的人对我怀有极端的恶意”，说她觉得委员会里有人要谋害她，让大使帮她计划她出逃到西班牙所属荷兰，去舅舅姨妈家避难。
6月底，卡洛斯五世派出的一艘战船和四艘小船停靠在埃塞克斯郡莫尔顿（Maldon）的海面上，但玛丽不停问自己“我该怎么办？”，最后还是决定放弃出逃计划。船队等不到她之后便离开了。
经过此事后，诺森伯兰对玛丽的监控更严了。爱德华六世也数次给长姐写信，对她抱住旧教不放的固执和对教皇放错位置的忠心表示不满和担心：“朕不允许像你这么高地位的子民在朕的国度里违反法度，你与朕在血缘上的亲近程度、你地位的尊贵和眼下局势的危险，使你的过错更加严重。”
玛丽在回信中说：国王的信她“带来的痛苦超过任何疾病，几乎接近死的程度”。
1551年初，当被传唤到伦敦就她的所作所为向议会做出解释时，玛丽领着50名骑士一起进京，每个人都身穿着镶了金链的天鹅绒外套，身上都戴着一串玫瑰念珠。玛丽要表达的意思再明白不过了：如果诺森伯兰和委员会决定开打，她是绝对不会输的。
两天后玛丽和她的骑士们一起来到议会大厦，沿途欢迎她的人不在少数。
1551年3月，爱德华在日记中写道：“今天，玛丽，我的姐姐，到议会大厦来见我。”
姐弟俩见面时，国王明确告诉玛丽：“朕不能容忍你继续做弥撒礼”。
玛丽回答：“我的灵魂是属于神的，我不会改变我的信仰，也不会做出与我信仰相悖的事情。”
国王：“朕并非要控制你的信仰。但你是朕的子民，你必须像子民那样服从朕；你的行为会给朕滋生出很多不便。”
玛丽：“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经验的积累，陛下会学到更多。”
对此，爱德华六世回答：“你也有许多需要学习的地方，年龄大就不需要学习了吗？”
面对幼弟，玛丽真的是很嚣张，但是她有资本嚣张啊。
不久，卡洛斯五世就威胁英格兰，如果不恢复玛丽做弥撒的权利，英格兰就会面对战争。神圣罗马帝国档案记录：英格兰方面对此迟迟未做答复，最终收到的回复明确“玛丽是（英格兰）国王的子民，遵守国王的法律是她应尽的义务。”
亨利八世的三个孩子，没一个是脾气好的。
除了玛丽这个刺头外，还记得我们上篇说到的护国公西摩1550年2月从伦敦塔释放后在家软禁吗？
到了1551年夏末，软禁在家一年多的西摩终于闲不住了，他建立了一个小圈子，主要成员是在伦敦还忠于他的旧部下，开始策划他的复出。传言西摩计划在议会用程序推翻诺森伯兰，甚至雇佣杀手将公爵直接肉身消灭。估计后面一条应该是诺森伯兰自己添加的。
诺森伯兰公爵没有犹豫，1551年10月西摩再次被以叛国罪送进入伦敦塔，最后叛国罪名未成立。1552年1月22日，护国公西摩在伦敦塔丘（Tower Hill）以密谋推翻政府罪名被斩首。
行刑当天，塔丘聚集了很多人，西摩在行刑台上对“观众”做最后的告别演讲：
“先生们，伦敦的好市民们。。。”，西摩刚开始讲话，围观者就听到附近传来炮声，同时仿佛伴随着千军万马的奔腾声，围观者开始各种惊呼。但没有千军万马的到来，只有一人一骑向行刑台方向奔来。围观者立刻高呼：赦免，赦免，赦免，上帝保佑国王！
西摩，将自己的帽子摘下放在手里，单膝跪在斩首木墩前，平静地对围观者说：不会赦免的，我的好市民们；不会有赦免的，这是神的旨意要我赴死。
说完后，西摩默念三遍“主耶稣拯救我”，摘下自己的戒指送给侩子手，然后把头放在木墩上。行刑结束后，很多围观者用自己的手绢沾上他的鲜血带回家，以表达对烈士的尊重和记念。
护国公西摩斩首后的第二天，1551年10月23日，议会继续讨论教改，之后出台了新法案，规定英格兰的全部子民主日都必须去教堂做礼拜，违者初犯判六个月监禁，违反三次者判终身监禁。
但是民众对大主教推行的加尔文清教徒式礼拜已经厌烦，毕竟读经、背诵信条和祷告与旧教弥撒礼相比真的是很乏味无趣，所以很多人就是去了教堂，也不好好坐着，一些人还在牧师布道时站起来随意在教堂里走动和高声说话，以至于新任温彻斯特主教修·拉提莫给后人留下这样的描述：会众在牧师布道时随意走动，牧师被耳边嗡嗡的噪杂声打乱思路，经常忘了自己接下来要说什么。
大主教克兰默这一年又完成另外两部著作，《宗教文集》（A Collection of Articles of Religion）和《教会法典》（A Code of Ecclesiastical constitutions），英国国教在这个基础上编撰了42条信纲，虽然没有正式发行，但在伊丽莎白的宗教和解时代成为1563年《三十九条信纲》（the Thirty-Nine Articles）的基础，而《三十九条信纲》至今还是新教安立甘宗的基本信条。
至此，爱德华时代的新教改革完成，英国整个新教改革进程也告一段落。和亨利八世时代的中间道路不同，英格兰在爱德华时代不仅彻底摆脱了罗马教廷和教皇权威，而且在实质上奉行加尔文清教教义。
然而，民众内心对这种接近极端的新教并不完全接受，只是出于对国王和权威的习惯性服从，以及不愿意触犯严格的法律而去教堂。诺森伯兰公爵和摄政委员会担心的民间动乱可能性依然存在，是以1551年议会颁布了新的《叛国法》，规定任何人不得质疑国王的英格兰教会精神领袖地位，也不得行背离英格兰教会新教义之事。
枢密院此时有一位刚到而立之年的青年才俊威廉·塞西尔（William Cecil），不久的将来他会成为伊丽莎白一世终身信赖和依靠的宰辅，但此时塞西尔还只是刚刚进入枢密院的后生。虽然塞西尔最早是护国公西摩的秘书，但他的管理能力深得诺森伯兰公爵赏识，便提拔他做了爱德华六世的宫廷秘书。
塞西尔1551年前后写了一份国情报告，列出英格兰的前景和目前所面对的挑战。
“罗马帝国皇帝的目标”，塞西尔写道，“是要夺走英格兰的独立自主权，他能达到这一目的唯一途径是制止英格兰的新教改革。但是，除非他摧毁整个英格兰，否则他就不可能摧毁英格兰的宗教改革。他与英格兰最终有一战，和天主教党派一起千方百计不遗余力地试图推翻英格兰。现在我们自己内部还不能达成一致，（一旦开战）我们的人民中有一大半会站在我们的敌人一方。”
塞西尔没有说错，虽然爱德华六世时代英国宗教改革阔步前进，国内的普通教育和办学也皇家大力支持下得到普及，但民间支持教皇权威和希望回归旧教的人绝对不在少数。
（待续）
